崔浩之死--多层面分析

一、迷案

崔浩何人？他是北魏初期地位最高、才能最大的汉人政治家。他的本事与功业，《魏书。崔浩传》记载得非常详细，不必重复。总的来说，他是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两朝最重要的谋士与大臣，对于军国大事，深谋远虑，算无遗策。可以和前秦的重臣王猛相提并论。

东汉末期一直到隋唐，汉人最重门第。崔浩是清河崔氏的长房长子，门第之高，要使得其他所有华北汉人仰望。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北齐书。崔悛传》。崔氏的一位支系崔悛“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第二个例子在《新唐书杜兼传》。上面记载说唐文宗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唐文宗郁闷得很，感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崔氏的支脉且如此，作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的长房长子，崔浩其自矜自傲又如何，可想而知。

门第的高贵来自几百年文化积累传承的深厚的文化底蕴，《魏书。崔浩传》称其“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史臣曰：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

门第高，才能大，功绩大，地位尊，官司徒，为国公，然而晚年仅仅因为主修《国史》，就遭遇灭族之祸，下场惨烈： 《魏书。崔浩传》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不仅杀了他，而且灭掉了他的高门姻亲，杀尽了他的秘书郎吏以下的下属。而且在送崔浩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理由是修《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修史必信，北魏皇帝也要求《国记》应该是一代信史，崔浩以此为原则，不能说错了。至于“石铭显在衢路”，公布与众，一是宣传国家创业历史，二是求人能补充改正，也算不上罪过。何以就因此遭罪被诛被侮辱。

如果说修史不合皇帝要求是大罪，那么同样参与修史的却没受惩罚就显得很奇怪。 《魏书。高允传》：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骖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

参与修史而且写得更多的高允直言不讳，自己做了，做的比崔浩还多，可是世祖似乎只是装模作样地吓唬了两句，就因为太子求情，而且因为高允说话老实就放过了他，其他修史的高级官员也未被波及，只杀了郎吏以下这些无足轻重的无辜充数。可见其打击重点是崔浩和其高门姻亲。所以写《魏书》的魏收很悲愤，他说崔浩：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无罪被杀，或者退一步说，轻罪重判，崔浩的这个大规模的冤案发生得莫名其妙。千古以下，很多学者就不停揣测推论。

明代的焦竑、张燧，现代的吕思勉都认为”崔浩受祸不由作史”，张燧在《千百年眼》说： 太武帝杀崔浩，云：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立干郊坛东方，所书魏先世事皆详实，北人忿恚，相与谮浩暴扬国恶。魏主大怒，遂族诛浩。夫浩修国史，直笔乃其职耳。唯是刊石衢路，若为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阅《宋书。柳元景传》云：柳光世为索虏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其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北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然后知浩受祸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发耳。

意思是说崔浩之死，是因为太武帝发现了崔浩有意勾结内弟柳光世煽动河北汉人，里应外合谋反。牟润孙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如果崔浩有谋反的迹象与嫌疑，正好明正典刑，又何必画蛇添足，故弄玄虚，刻意去搞出一个国史的借口？而且我们仔细读崔浩和他父亲崔宏的列传，父子两人为北魏皇帝出谋划策，的确是不遗余力的，北魏能统一北方，有他们的大功在，他们在北魏位极人臣，又何必出尔反尔投靠南方？

经过几代学者如陈寅恪、周一良、牟润孙、繆钺、程应繆、何兹全、谷霁生、王伊同、范文澜、刘琳、仇鹿鸣等的研究，崔浩之死的真相越来越分明了。

二、嫉妒的力量

有些天才是对凡人的嘲笑。即使他们竭尽全力地谦卑、低调、宽容，他的存在本身，就无时无刻不在凸显旁人的平庸、愚笨、丑陋、拙劣、恶俗。人们能容忍天才，无非是因为他对自己有用，当他们认为已经不需要天才时，他们很可能不会去爱护与尊敬他，而会急切地让他消失，甚至杀死他，侮辱他，贬低他，以此获得平衡与快感。真正的优异，可能是一种原罪。耶稣、莫扎特、梵高、屈原、杜甫、苏东坡，这些人间最高贵的存在，在他们为人类奉献出最美好的祭品后，就被人们谋杀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觉得崔浩之死，根本上是因为他的几近完美，引发了鲜卑人原始的嫉恨。众人的普遍的嫉恨不可言说，确分明存在，当它日积月累到无法抑制的时候，它就会雪崩一样互相带动，互相挟持，越滚越大，最后倾泻而下，势不可挡。而崔浩，这只北魏最高傲的天鹅，他是习惯于被人仰视，被人崇拜，被人赞美的，他完全不屑于和尘同光，自我贬低，于是他就只能在错愕中突然被摧毁。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家学渊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初，浩父疾笃，浩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他秉承的是两汉以来的儒家经学。特点正是重视礼仪、孝义，秉持天人合一观念，不重文学，而重经世致用。

通经致用，“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覈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被咨询，参军政，高瞻远瞩、多谋善断，鲜卑从之，则战无不胜，国家安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拓跋不从，则丧师乱政，“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分析阴阳，则众人皆服，“非所及也”；推断天文，则“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主击柔然，北方清尘；建议掠地，奚斤顿挫。于是世祖赐酒高车，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高门、才大、学深、智略无双。“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在南朝看来，崔浩可谓佳公子，在马上取天下的拓跋鲜卑看来，不免格格不入。又“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谏太宗南伐，疑奚斤攻城，劝世祖讨昌，叱宦官避敌，难张渊、徐辩，斥方士祁纤之妄，驳李顺之谣，“期日有定，而洁恨计不用，沮误诸将，无功而还。”“遂讨凉州而平之。多饶水草，如浩所言。”于是得罪群臣。“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言愈确而众愈恨，计愈效而众愈嫉。一心为公，而朝廷上下，重臣大将，无不除之而后快。

文雅清贵之崔浩处于粗野无文之鲜卑人中，高瞻远瞩、智略无双之崔浩处于严重依赖有限经验的拓跋君臣中，正直刚强之崔浩处于贪婪嫉妒的众人中，大家都不如其聪明、能干、善辩、优雅，所有人都成了他的陪衬，他还对大家敬而远之，熟视无睹，你说，看着这样的人春风得意、顾若无人，讨厌不讨厌。崔浩用他的优异得罪了除了亲友之外的几乎所有人。你说，天下太平，看着似乎不需要他的才能时，他是不是就非常危险了？

三、文明的冲突

引发巨案的导火索是崔浩修史。

太武帝平定赫连后，指示崔浩续修《国书》。《魏书。崔浩传》中记载：乃诏浩曰：「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协顺天人，以征不服，应期拨乱，奄有区夏。太宗承统，光隆前绪，厘正刑典，大业惟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宾服。此祖宗之遗志，而贻功于后也。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兗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

在中国传统中，宰相挂名修史是很高的政治荣誉。按《高允传》：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和上一段对照，则很清楚，《国书》由《太祖记》、《先帝记》、《今记》三部分构成，分别记载北魏开国以来三位皇帝的事迹。《太祖记》先由著作郎邓渊撰写，高允与张伟续作后面两记。崔浩事物繁重，对于修史，总裁而已。这和历代宰相领职修史是一样的。

《国书》修完，皇帝通过。事情本就完结了。可惜有多事者。“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提议将《国书》与崔浩注的《五经》刊刻在石碑上，崔浩觉得不错，太子认为好，花了很大功夫刻成了。《五经》用崔浩的注，《国书》由崔浩主修总裁，则国家历史的解释权、国家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全归于崔浩。这是崔浩之所以赞成。太子与崔浩立场对立，反而赞成之，这是推波助澜，有意挖坑让崔浩跳下去。和太子亲近，又在崔浩领导下修史的高允很清楚其中的险恶。

《高允传》：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标剽性巧佞，为浩信待。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贫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崔浩传》：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问题是为什么公布《国书》（又称《国记》），会让“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会让鲜卑贵族切齿痛恨，会让卫士撒尿在崔浩身上来侮辱？这种愤怒为什么会导致“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的惨案？

周一良先生查来查去，发现问题出在“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上。崔浩把太武帝的指示“述成此书，务从实录”，编撰出的《国书》“尽述国事，备而不典”，陈述太武帝祖、父两代的历史详尽，不避讳，不掩饰。须知，拓跋鲜卑本是一文明程度很低的游牧部落，其风俗如父死，其妻子由非生的儿子继承，兄死，其妻子由弟弟继承，可以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通例，不足为奇。但进入中原，接受汉化以后，在汉人与汉化的鲜卑贵族看来，则这种行为无异于乱伦。将祖宗帝王乱伦的行为刊刻在石碑上公开给世人随意浏览，等于是公开羞辱皇族，无怪乎“往来行者咸以为言”。又将拓跋领袖曾经失败、投降、作人质的事迹公之于众，无怪乎鲜卑贵族切齿痛恨了。

崔浩之死，当然源于他的自我膨胀，不知道及时收手隐退，反而想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代宗师，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者。这样就给了太子与高允这些反崔浩集团挖坑陷害，一网打尽的机会。但更深层次来说，崔浩之死，是文明冲突的结果。因为只有鲜卑拓跋接受了汉文明的道德观念，才会把祖先收婚的习俗以为乱伦，为此羞愧。如果他们是后世蒙古皇帝那样拒绝汉化，也不过哈哈一笑而已，认为汉人不通事务情理罢了。崔浩之死，也是鲜卑汉化不够的结果，因为后代的唐高宗李治娶了父亲的嫔妃武则天，唐玄宗从自己儿子手里娶了杨玉环，自己巧加掩饰、过渡，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引为美谈了。在汉化程度很高的皇家与贵族看来，伦理道德主要是面子上的事情，想办法面子上过得去就成，不必为难自己。只有在已经汉化又没有深化到可以虚伪的阶段，崔浩才会坚持信史的原则，“备而不典”，才会有那么多的自信去公之于众，而鲜卑贵族才会为祖宗的丑行如此羞愧如此愤怒。

四、权力的斗争

历代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凭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敏锐的政治直觉，无不发现：要对中国本土作彻底的占领和稳固的统治，首先要和当地的强宗巨族合作。在本土根深蒂固的巨族，面临武力彪悍无法抵挡的外族入侵时，或者抛家舍业南渡，或者为外族贡献其经济与文化上的支持，以维持自己家族的地位与势力。

陈寅恪先生很明确指出：崔浩者，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留居北方未能南渡者之代表也。当时中国北部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而其地自汉族实远较胡人为多。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经济力量亦远胜于胡人，故胡人之欲统治中国，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人之大族，而汉人大族亦欲藉统治之胡人以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此北朝数百年胡族与汉族互相利用之关键。

北魏明元帝、太武帝利用崔浩文化上的优势，运用其眼光、知识与智谋，配合鲜卑之武力，统一了北方，建立一套统治体系。崔浩则借助北魏皇帝的权力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巨大的权势。但他代表的北方汉人巨族势力的扩张，鲜卑汉化的深入都引起鲜卑部落贵族的巨大不安与强烈反弹。

观察后世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措施，可以断定：鲜卑皇帝推进汉化，其主观用意是以鲜卑部落贵族彻底士族化的手段，为鲜卑贵族获取最大最长久的利益。而崔浩为首的汉人士族集团推动汉化的意图是竭力稳固与扩大汉人士族的地位与利益。两者有重合，故两者可以合作，两者目的不同，故也会产生矛盾，需要友统治者做出调整。太武帝断然诛杀崔浩集团，就是以血腥暴力做出调整。

《魏书。高允传》：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魏书。卢玄传》：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

崔浩不顾太子反对，推荐汉人士族，“起家郡守”，“固争而遣之。”这是大肆争夺政权的行为。岂能不被鲜卑贵族侧目？他又“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是在鲜卑统治区推行汉人士族门阀专政，这置这些血战征伐的鲜卑蛮族于何地？所以作为朋友的卢玄以为不合时宜，隐隐作为对手的高允则因此断定崔浩结局不妙。

现在的历史研究表明，北方汉人士族并非铁板一块，完全唯崔浩马首是瞻，而是各依门第通婚，各有各的圈子。逯耀东指出：魏晋，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是一个通婚圈。广平游氏、河间邢氏、顿丘王氏、渤海高氏则属于另一个地位稍低的通婚圈。仇鹿鸣细读文本，体会幽微，指出北方另一位名士、重臣高允因为圈子不同而被崔浩有意压抑，借着太子才起家的事实。并推测，正是太子的鲜卑规则集团与高允的汉族士人圈子联合，设下了将《国记》刻石公布激怒鲜卑人以此向崔浩发难的圈套，通过诛杀崔浩集团，两方重新调整了关系，明确了底线，分配了权力。鲜卑贵族稳固了自己的统治权，汉人士族维持了地位与门第，鲜卑贵族渐渐明确了汉化等于士族化的方向。崔浩之死也再次证明，文化、经济上的优势是无法战胜武力的暴力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