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单读 丨淡豹：我想做一个不被打断的人

本文是学者、作家、记者淡豹的演讲实录。 她基于个人经历和社会事件，谈当今中国女性与劳动者在社会性别权力格局中的困境，谈当下社会里“叙事”的内涵与意义。对当下社会，淡豹似乎是失望的，她说，“我发现我现在没有活在 90 年代初幼小的自己相信，或者希冀自己将会生活在其中的时代。”

本文系淡豹在“我的青年时代——一代人的痛与爱”主题演讲中的发言，经官方修订后发布，原文标题为《我想做一个不被打断的人》。

“实践把生命印迹刻在地表，让我们多多少少幸福地死”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三个故事。

我在“正午故事”工作，是界面新闻下属的“正午故事”长报道的记者。它是一个做长报道的新媒体，我们每周日的栏目叫做“正午信箱”，会有读者来信，由编辑和记者轮流回信。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从“正午信箱”开始。

我发现很多成年女性的来信，很大比例是在谈婚姻和爱情，而且是在谈婚姻和爱情中的困扰。

写信的人会遇到情感的背叛或是婚恋不幸，或是在平平常常的婚姻和育儿中感受到日常的痛苦。她们的语言有时候令人非常心痛，你看了之后没办法不被她们的感情带到其中。上周我还看到这样一封信，前两天刚刚回了。

这封信是这样说的：

“我非常明确地知道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爱情不可能是永恒的，可是这种被打落谷底的疼痛，让我好像进入了灵魂的深夜。”

我作为一个回信者，看到这样的信，其实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抚慰她，或解决她的问题。但她所描述的这种“好像世界都崩溃了”的感觉又十分常见。我读到之后，尤其在正午故事工作了这么久，反复看到有年龄与性别类似来信者写下这样的感受，我没办法不去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没办法不去想一些解决方案。

2015 年，我入职正午之前，其实就开始给正午回信了。当时有感于刚才这种感受，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劳动与爱情成瘾症》。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我们经常会为感情、关系家庭，为爱而困扰，那解决方法在哪里呢？是去寻找更好的人吗？是去找婚姻治疗师治疗吗？还是寻找更好的、新鲜的、或不同的一段关系？我不这样想。我觉得答案可能在爱情之外——人应该尽量让自己能够去不太在乎关系。

当某一天我们死去，是我们曾经的劳作定义我们的性命，给命一个性质。不是爱，不是牺牲，不是家庭，不是曾经有过的完美关系，不是某一段关系中的奉献、隐忍、灵魂的激动等等这些或许也有内在价值之物。是我们那些可以称之为实践（practice）的东西把我们生命的印迹刻在地表，让我们能多多少少幸福地死。

所以，相爱，继续工作。不相爱了，继续工作。亲人离开，继续工作。生育，继续工作。在孤独、光荣和怀疑中工作。

当时我在讲劳动，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能会给人生带来更丰富或更稳定的幸福感。我到今天也这样认为。

但在正午故事工作两年以来，我逐渐意识到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如今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下，女性更容易面对结构性困境”

我想讲一位朋友的观察。这位朋友是颜宁，清华大学生物学院的教授，刚刚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她是非常棒的一位女性生物科学家。

颜宁发现，每年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看面试者的成绩或现场表现，录取的 70% 应该是女性，而且在实验室的表现，女生也从来不会落下风。但到了职业生涯中后期就不一样了：在科学界的 PI（Principal investigator，研究项目的领导人，编者按）层次中，女生就会少很多。以至于颜宁发现，如果在中国要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那样，要保证演讲者中至少有 20% 是女性，有时候会有困难。

我们今天的演讲者一半是女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例，我也为此荣耀。

颜宁说：“慢慢意识到有许多女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在内，并不是没有实力，而是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共识，在某一个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要做选择题。”也就是在职业和家庭之中做选择。她们不一定去做全职主妇了，可是她选择要为家庭而对职业做某些妥协或牺牲，逐渐地脱离了她们本来相当有天赋的科研实践。

颜宁为此痛心。而面对这种情况，我在坊间经常见到的几种回应是：

“这些女生她们不够有勇气，她们应该更加坚持自己。”或者，“她们可能是碰到了渣男，如果碰到一个做更多家务的好男人或者是一个能够更多帮助她们育儿、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就会好很多。”也有人会谴责这些女孩子，“她们读了这么多书，表面上这么聪明，智商这么高，这么清醒，怎么还会被渣男骗。”甚至有人会嘲笑她们，说，“我就不会这样。我不会落到那种命运去。”

但我觉得，寻找更好的男性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并不是在个人生活空间之内就能够充分得到解决的一种困境。

倘若你很幸运，找到了一位非常支持你工作、承担足够育儿和家庭责任的伴侣，这个人又很忠诚，没有给你的生活洒狗血，那你的生活可能会趋近幸福一点点，但那也是不够的。

有研究发现，现在是男性更多地受益于异性恋这种婚姻家庭制度。这是从寿命、财产、幸福感、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和育儿时间对比所获得的回报等各个比例来看的。

也有调查发现，英国女性最高幸福感的年龄是在 85 岁以后，就是当她们熬死了她们的丈夫以后；相反 85 岁以上的男性，在妻子去世之后，经常会陷入抑郁；反而在这个时候，女性的幸福感就爆棚了。

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下，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面对着这种异性恋婚姻制度，但是女性更容易面对结构性的困境。

并不是我们“正午信箱”的来信者，她们在心理上、情绪上自己更重视婚姻和爱情，非要受它的牵绊，不愿意投入我所写的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反过来的——爱情和婚姻客观上就更多的牵绊女性。这越到职业的中后期就会越明显。

“很多职业不仅本身没有前途，还会磨损从业者的身体和精神”

刚才说的是性别差异，现在我想说一下劳动的阶层和阶级差异。

2015 年回国之后我开始写报道，去年正式在正午成为记者，这一年多的采访经历让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不同的人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采访过一个高校保安讨薪案。是北京一所非常有名的高校，我就不说哪所高校了。这个保安非常年轻，江西人，19 岁，他经常会被扣加班费和全勤费。如果你看到保安的工作制度你就会知道，要全勤几乎不可能，除非你把自己累到脑出血才有可能。实际上它所设置的那个全勤的标准，就是让你不可能得到那笔钱。他也没有五险一金。

后来他就去跟这个派遣公司理论，因为是保安派遣公司把他派到高校去当保安的，他就跟派遣公司、高校的保卫部去谈。结果他被开除了。

到目前为止，这是大家在中国的现实逻辑中可以想象到的事情。现实逻辑、资本逻辑下面，不能说是对的，但是大家是可以想象的。他去讨薪是有道理的，而之后的事情更加复杂。

这笔钱如果一直一直讨下去，他是有可能要回来的，因为派遣公司那些规定确实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但是讨薪的成本非常大。他要不断地回派遣公司谈，开具各种证明，也要去派出所，又要拽着派遣公司的人跟他一起去派出所。有 NGO 会帮他，但是他又要去上门谈，开证明，些情况说明，又要几方协调时间。他也可以找大学的保卫部谈：你不能和这样的派遣公司签订这样的劳务合同......

所有这些都会要求他进一步的时间，动不动就要请假，不断地提交新材料，在对方的要求下横跨北京去到场见面谈，等待，花一下午一天时间，第二天再去。他可以要回这笔钱，在理论上不能百分百保证，但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如果想要回这笔钱，那他的下一份工作只能是所谓日抛型的工作。如果他想继续好好工作，找一份收入高一点、有可能有五险一金的工作，那他必须得放弃公道，不再去讨这笔钱了。

这只是一个例子。

你会发现很多劳动形态本身，很多职业状态本身，它不仅没有前途，而且会磨损从业者的身体和精神。

这个男孩子告诉我，那所大学曾经有过保安一直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同时去旁听课程，最终考下文凭。但这就是一个神话、一个例外、不自然的情况。工作时间非常久，几班倒，不太可能读书的。

大多数人在这个时代并没有通过辛勤劳动去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在他们的劳动形态中，内在地就谈不上有“创造性”的可能性。以创造为目标来劳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特权了。

人类学家项飙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工作洞”。他说，此时此刻的中国人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发疯般地继续，咬牙，几年之后从洞里爬出去，歇一口气，过相对清闲的日子，开个烧烤店或者是搞搞直销，或者是炒股。

然后呢？过几年等到钱花完了，或者是他失去了安全感，他再重新跳入到工作洞里。人们跳进这种工作洞穴的时候是带点英雄气概的，为什么呢？因为洞里面显然是很苦的，项飙描写的那些东北去日本的劳工移民，简直没有丝毫娱乐，也不跟家里打电话，像机器人一样工作。洞里很苦，可是为了未来你要忍。项飚说，这是一种积累策略，是生命的一种投资策略。

他描述的是底层劳工移民、下岗工人，但我觉得这对中产阶级也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赚几年钱为了移民，为了四十岁或者四十五岁退休，为了将来可以开一个咖啡店，学摄影......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劳动自身失去了内在的价值，人们钻进工作洞中辛苦，只是为了尽早从洞里面爬出来。

人们对于劳动的感受是痛苦的。大多数人会觉得，要赚钱注定是痛苦的，一定要咬着牙忍下去，而自己的生命将开始在自己终于从洞里面爬出来的那天，可以做点别的了。

回到我们的主题“这代人的痛和爱”，刚才说了两件事情，爱和钱，婚姻和工作，它们恰恰说明：经常是我们所爱的所追求的，我们的欲望对象本身，它同时让我们痛苦。这是一种时代的结构性的困境，这不应该是人生的必然状态，更不是理想状态。

芝加哥大学有位教授叫 Lauren Berlant ，她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impasse”，困局。困局的意思是：

在某种情况下，你所想要的那样东西，你的欲望对象本身他在结构上必然将使你更痛苦。你对他的追求不会滋养你的生命，反而会阻碍你的生命。

中国女性的爱情和婚姻经常是这样的，中国劳工到中产阶级的工作在此时此刻也是经常这样。人们在劳动中恰恰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机会不公平，肉体逐步磨损。

一个女性如果想要恋爱、结婚、生育，绝大的可能性是要放弃一定的职业发展。劳动与爱情都是困局，都是 “impasse” ，你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本身恰恰让你苦痛。爱情和金钱都是你想追求的一种可怕的致命的诱惑，但是你要获得它，维持它，你就必须要进入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就是婚姻还有劳动的职业形态，感情关系。

你作为一个女性进入中国绝大多数的感情关系或者婚姻，你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去从事中国绝大多数的工作类型，都会让你进入困局之中。

“我没有活在 90 年代初的中国承诺我将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未来世界。”

第二个故事我想回到九十年代。

我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我不知道九十年代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和我的同学朋友的童年记忆中，有两件事情是现在 90 后、95 后没有的：第一件事情是相对的物质匮乏；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仍然有对港台和西方事物逐步传入的记忆。这些东西就像网络、像 Wifi 一样，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天然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曾经历过它的传播。

小时候我是看着肯德基在我的家乡开起来的，小时候从吃国产零食，到喝台湾的旺仔牛奶、吃旺旺仙贝，有这样的一个食品国际化的传播过程。九十年代上半叶，在我生长的沈阳市，有一段时间所有的女性，从我的班主任到我的妈妈到我的阿姨，所有人都是留一样的头发，一种鸡冠头，而南方就不是流行这种发型

有一位人类学家 Lisa rofel 曾说过：

在全国都爱慕灰制服和黄军装的时代之后，审美上结合了地区差异的迅速变化，是市场所刺激的多样性崭露头角的见证。

九十年代也是中国逐步经过谈判加入世界经贸组织 WTO 的过程。外经贸部这个部委在当时的能见度非常高，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心系于此，新闻上一直都是中国代表团做知识产权谈判等等，逐步谈判加入协议的过程。就和申奥一样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大事，而申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次性的，不是日常的过程；而加入 WTO 这个过程当时能见度更高。

这个事情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其中女性的位置特别重。这里就要说起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仪 1991 年做了外经贸部的副部长，1993 年做了部长，她也代表中国参加了知识产权谈判。有一个说法，她是中国的铁娘子。因为在此之前，恰恰是 1979 年到 1990 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在位，她是英国的铁娘子。

当时女性政治人物的能见度特别高。WTO 之外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当时也是我童年中的一件大事，希拉里、克林顿来中国，到北京发表了大会发言。她说，“人权即女权，女权即人权。每个女性都有权利去拥有机会，去实现她与生俱来的潜力。”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完全不理解撒切尔政治保守主义背后的立场，或者是加入 WTO 的复杂性，但当时的感觉是，女性在政坛上有存在感，在主导世界政治变革的进程，这既值得高兴，又让人觉得非常荣耀，又极其自然。

九十年代在我读小学到初中的过程，我们家的人会告诉我，“人美在心灵，鸟美在羽毛。”那基本上不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也不是一个基于性别区分讨论人的爱好、生活特殊性的时代。

不像现在营销号说，“女人最爱的就是口红”、“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或者“怎么哄你的女朋友高兴？”、“女人很好骗”......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觉得很厌恶，不习惯，有时候非常恶心，有时候我简直要发疯了。

我现在到了 30 岁。我发现我没有活在 90 年代初幼小的那个自己相信或者希冀自己将会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或者说我没有生活在 90 年代初的中国承诺我未来能够生活在其中的，更美好的时代。

这是第二个故事。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践行美德的社会”

第三个故事我想讲一下美德伦理学。

麦金泰尔是美国的一位伦理哲学家。他在《追寻美德》中写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一个七岁的小孩，非常聪明，我们要教他国际象棋。他现在还不懂国际象棋，而且没有特别内在的强烈的欲望要学，但是我们要教他。

那他对什么有欲望呢？

对吃零食和糖果有欲望。他在家吃不到，父母不给他吃那么多。所以为了教他国际象棋，我们就给他设一种奖励：如果每周来学一次棋，就给他价值 5 块钱的零食。同时我们又告诉他，他会难以取胜，因为是跟我们下象棋，但取胜又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倘若他赢了呢？他赢了我们会再给他额外奖赏 5 块钱的零食。就这样，我们激励这个孩子去下棋，去努力取得胜利。

麦金泰尔说，如果单纯是零食给这个孩子提供了下棋的充分理由，他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采取欺骗性的手段。如果他的目标只是为了获胜，去得到糖果零食这种奖赏，那他除了会欺骗之外，也未必会去真正开发自己的潜能，充分磨炼自己下棋的技艺。

就这样，麦金泰尔区分了两种利益：一种是由于社会机缘，外在偶然地落在下棋这件事上的利益。在这个例子中间是零食，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可能是权势，是地位，是金钱，是性机会。为了获得这样的利益有多种途径，这个孩子可以去学奥数，这个孩子也可以去偷东西，这个孩子也可以去买彩票，也可以去下棋。这种利益不是必然和下棋相联系的。

而另外一种利益是——“内在于这种特定实践的善好”，是另外一种 “ good ” ，它从利益变成了一种善好。在国际象棋这个例子中是棋艺本身，下棋的艺术和技艺，这是内在于这种具体实践的利益，它不可能通过其他的实践去获得。

这也是一种利益，但它更多地是人在对于优秀、对于优异、对于杰出的追求中，所发现的一种具体的善。这种善和这种实践之间有着直接的、不能被替代的具体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在国际象棋中，对于战略的思考或者分析技巧会特别重要。在足球之间可能是和队友的高度配合、对其他人行为的理解、准确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对于体能有效充分的使用......这些极其重要。麦金泰尔说，这些努力将会对这种实践形式作出贡献。

通过你对于这种善好的追求，足球和国际象棋，都将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形式，成为更好的、更丰富的艺术。

类似的，如果你对写作有兴趣，他也会由于你的付出和追求而成为更好的艺术。那如果你的兴趣在于研究人类学或者是批判性的社会科学，那如果你追求这种善好，你就能会对于多元化的价值做出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用知识和好奇心去更好地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帮我们把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去提供更丰富的或是更新的认知路径。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流行话语，如今主宰性的个人主义形态中的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下象棋主要是为了成为国际冠军，为了得到奖金，为了谈恋爱，为了和达官贵人或者英国王室去交际，为了成为体委官员，获得稳定的生活，为了移民，为了在旅行的时候可以坐头等舱......

如果他不是为了对这种特定的实践形式有所贡献的话，第一，实际上没有任何事能真正地让他不去走捷径，不去危害他人的利益，不去欺骗。

第二，象棋和他之间的关系也是偶然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想也不打算，也不需要为下国际象棋这件事本身做出任何真正的贡献，他只需要赢别人就可以。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整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对于国际象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会是一个国际象棋繁荣而实际停滞的时代。人领走了奖金，很多人去参加比赛，象棋没有进步，训练和比赛中间可能充满欺骗。

那这是国际象棋好的时代与国际象棋不好的时代其中的差别。这也是好的搜索引擎和坏的搜索引擎的差别，也是好的医院系统和坏的医院系统的差别，也是好的社会和坏的社会的差别。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去践行美德的社会。

“更好的世界，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不被打断的世界”

最后我想说麦金泰尔讲的另外一点。

他说人在本质上都是讲故事的动物。这句话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意思，所谓人自远古以来就喜欢围着冬天的篝火去听故事，而是说我们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和历史，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实践的。

比如说一个人在北京的冬天，这样冷的日子里，他去整理户外的花园，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叙事。可能是关于婚姻的叙事，比如说他希望让他妻子感到荣耀；也可能是关于共同体的叙事，他希望整条街道是整齐的；也可以是关于爱好的叙事，关于竞争的叙事......你通过叙事理解意图、动机、他人和自己，通过叙事去作出预测、感受生活的稳定感或矛盾、断裂。

麦金泰尔说，任何一个特定的事件是一系列叙事性历史所构成的语境中的一环。自我是叙事性的自我。作为个人，我们生命的整全性、统一性，依赖于自我可以将人生讲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一定是连贯的、不一定是幸福的，但它是有内在逻辑的，也就是可以被理解的。

通过叙事来理解别人的生活，通过提供叙事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不完满的世界上写报道、写小说的原因之一。

而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我们的人生叙事可以整全、不被打断的世界，是我们对爱和劳动的追求不会必然地让我们陷于困局的世界。

所以在今天演讲的最后，我想引用帕斯卡的两句话——

“我只能赞许那些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的人。”

“真理根本不存在于无爱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