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塔鲁的一段话

里厄，我就长话短说吧，在认识这个城市和这次瘟疫之前我早已患上鼠疫了。应该说我同大伙儿一样早已在受鼠疫的折磨。但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或者说他们安于那种状况，另一些人则对此一清二楚，并且力图摆脱现状。至于我，我始终希望摆脱。

我年轻时，在生活中一直头脑简单，也就是说，毫无头脑。我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的人，我开始进入社会时过得还相当体面。我一帆风顺，应付自如，和女人相处甚笃，即使偶尔有些忧虑这忧虑也来去匆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思索问题。现在……

应该说，我当时没有您那么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当时的社会地位就不算低了。但他天性善良，从不摆架子。我母亲很淳朴，遇事让人，我一直很爱她，但我现在宁愿不谈这个。我父亲对我很亲切，时常照顾我，我甚至相信他曾试图理解我。他在外边拈花惹草，现在我可以肯定这点，但我一点不感到气愤。他在这方面的行为一向合乎分寸，从不引人反感。扼要说来，父亲不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现在他既然已经作古，我才体会到他这一辈子活得既不像圣人，也不是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这么回事。他那种类型的人能让人感到亲切，而且这种适度的亲切感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不过，他也有他的特点，《谢克斯旅游指南》是他最爱读的书。他并不常出门旅行，除非在假期去布列塔尼，他在那里有座小别墅。但他可以向你准确地说出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时间、从里昂去华沙中途换车的时刻表，以及你选定的任何两个大都会之间的行车里程。您能说清从布里扬松到沙莫尼怎么走吗？连火车站站长恐怕也会弄糊涂，我父亲却能说得头头是道。差不多每个晚上他都进行练习，以增进这方面的知识，而且他为此感到自豪。这事儿让我很开心，我经常向他提问，然后对照《谢克斯旅游指南》核实他的答案，当我确认他毫无差错时，我非常高兴。那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我给他提供了我这个听众，而他对我的诚意也很珍惜。我呢，我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优势不亚于其他方面的优势。

不过我越讲越远了，我恐怕大重视这位老实人了，因为说到底，我下决心时受他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他充其量给我提供了个机会。原来，在我十七岁时，我父亲请我去听他讲话。那是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他当时肯定寻思自己会在法庭上大出风头。我现在也认为他当时是想依靠那次隆重的开庭审案仪式来激发年轻人的想像カ，以推动我下决心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遨请，因为那会讨他喜欢，也因为好奇心促使我去看看、去听听他在家庭中的角色之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得更多。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法庭里进行的一切，跟7月14日的国庆检阅或颁奖仪式一样正常和不能回避。我当时对审案只有抽象的概念，而且一点儿没有为此感到不安。

然而，那天审案在我记忆里留下的惟一印象乃是罪犯的模样。我相信他确实有罪，是什么罪，那无关紧要。然而，那个红棕色头发、一副可怜相的三十来岁的矮小男人招供一切的决心显得那样坚定，他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和法庭即将对他的判决害怕得那样真切，以至不一会儿我的视线就完全被他吸引了。他看上去活像一只突然被强光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顾用牙齿吹一只手的指甲，是右手…总之，我不想讲下去了，您已经了解，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呢，我到那一刻才陡然意识到这一点，而此前我只在“被告”这个简单的范畴之内来想这类人。我不能说我当时把我父亲忘记了，但我只感到一阵心酸，因此我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在那刑事犯身上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我只感到有人想杀死那个活生生的人，于是，一种奇怪的本能，带着顽固的盲目性，像浪潮一样把我推到他那一边。我真正清醒过来是在我父亲宣读公诉状的时候。

红袍使我父亲变了样，他显得既不善良，也不亲切，他满嘴空话大话，不着边际的长句子像蛇一般不断从他嘴里蹿出来。我明白，他在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这个人死刑，甚至要求砍他的头。的确，他只说了：“这个头应该掉下来。”但归根结底，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他得到了这颗头颅。只不过并非他自己去执行罢了。我一直听到案件的结尾，而我却单单对这个不幸的人抱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程度之深厚，我父亲永远也望尘莫及。不过，按习惯，父亲还得到场观看那美其名曰最后的时刻，应该叫最卑鄙的谋杀时刻一发生的事。

从那天起，我一看见那本《谢克斯旅游指南》就极端反感。从那天起，我开始带着憎关注司法、死刑和处决。我十分震惊地发现，我的父亲显然参加了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正是他起得早的那些日子去参加的。是的，每这样的日子他都把闹钟上好。我不敢把这事告诉我母亲，但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我这オ明白，他们之间已毫无感情，母亲是在过一种被遗弃的生活。这个发现有助于我原谅她，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后来我才知道，对她谈不上什么原谅，因为她在结婚前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正是穷困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一定在等我说出“我马上离家出走”这句话。不，我留下来了，又待了好几个月，将近一年吧。但我内心十分苦恼天，父亲又在找闹钟，因为他需要早起。我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他回家时，我已经出走了。我应该马上承认，我父亲派人去找过我，我也去看过他，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只冷静地对他说，如果他强我回家，我就自杀。他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他天性比较温和，但他仍旧发表了一通关于享乐生活的愚性（他就这样理解我的行为，但我并没有阻止他）之类的议论，接着是千咛万嘱咐，还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真诚的眼泪。后来，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后了，我定时回家看望我母亲，当然也会见到他。我认为，有这些接触于他也就够了。至于我，我对他并没有敌意，只不过内心有些伤感罢了。父亲去世时，我把母亲接到我家，如果她后来没有离开人世，她还会住在那里。

我把我踏进社会的开始阶段说得这么细，是因为这的确是我一切的开端。现在我准备说得快些。我在十八岁时离开了富裕生活，尝到了贫穷的滋味。为了糊口，我什么行当都干过。而且行行都千得有声有色。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死刑问题。我要替红棕色头发的猫头鹰算账。结果，我搞起了人们所谓的政治。我不想成为鼠疫患者，就这么回事。我曾认为，我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我只要同社会作斗争，就意味着同谋杀作斗争。我曾这么认为，别人也对我这么说，结果说明，这大体正确。于是，我就和我热爱的而且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在那个队伍里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个国家有斗争，我都去参加过，就不详谈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偶尔也宣判死刑。但当时他们对我说，为了实现没有人杀人的世界，死那几个人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我恐怕都不可能坚持这样的真理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当时很犹豫。但我还直想着那猫头鹰，所以还能坚持下去。直到我再一次亲眼目执行死刑（那是在牙利）我孩提时经历过的使我头晕眼花的场景又在我成年时使我两眼发黑。

您从没有见过枪毙人吧？不，您当然没有见过，在场的人意都是请来的，公众也都在事先经过挑选。所以在这方面您只在图画和书本知识里。蒙眼的布条、木桩、远处的几个士兵。嘿，オ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知道吗？事实恰恰相反，行刑队是站在犯人一米五的地方。您知道吗？犯人如果住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到枪口。您知道吗？在那么近的距，行刑队员集中射击犯人的心脏部位，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子弹，足可以在犯人胸膛开一个碗大的富窿，人的拳头都可以伸进去。不，您不知道，因为那都是人们讳莫如深的细节。对于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比生命更神圣不可侵犯。善良人们的睡眠不应当受到妨碍，否则就是低级趣味。而谁都知道，趣味就在于不固执。但我，从那时起，我一直睡不好，一直品尝那低级趣味，而且一向很固执，即是说，不停地去想它。

于是，我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至少我自己一直是一个鼠患者，而这些年我却全心全意地相信我是在与鼠疫作斗争。我得知我曾间接赞同几千个人的死亡，我甚至促成了那些死亡，因为我认为必然致死亡的那些行动和原则分正确。别的人似乎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或者说，他们至少从没有自动谈起过。而我，却一想到那些事喉咙就更得说不出话。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却很孤独。有时我向他们谈到我的思虑，他们说必须考虑当 前胜败攸关的事，他们还提出许多常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理由，让我相信我难以相信的东画。然而，我回答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那些身穿大红袍的大鼠疫患者也会讲出许多令人信服的道理，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提出的有分量的理由和必要性，我就不可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提出的理由。他们提醒我说，要承认穿红袍的人有理，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判刑的专营权。但我琢磨，如果让一次步，那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住手。历史似乎认同了我的想个法，今天，他们都在杀人场上争第一。他们全都杀红了眼，而且也欲罢不能了。

不管怎么说，我自已的事并不是进行辩论。我关心的是那红褐色头发的猫头鹰，是那个肮脏的偶然事件：那时，几张臭嘴向个戴脚镣手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他们做好一切安排让他死，是的，让他在一个接一个眼降睁等待被谋杀的极度苦恼的不眠之夜后死去。我关心的，是那胸脯上的窟窿。我思忖，在此期间——起码我是这样——，我决不会认为那种令人僧恶的屠杀有丝毫，您听见了吗？丝毫的道理！是的，在我还没有看得更清楚之前，我选择了这种顽固的盲目态度。

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改变。长久以来，我为我也曾当过杀人凶手一哪怕是间接的，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一一而感到羞愧，感到极端羞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只意识到一点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现在，我只知道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成为鼠疫患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找回安宁，或者在找不到安宁时，平静地死去。只有这样做オ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即使不能拯救他们，起码可以使他们尽量少受折磨，有时甚至会带给他们些许快乐。为此，我决定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它有理无理。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这次鼠疫里，除了学会同您并肩向瘟神开战，我没有学到别的什么。凭我可靠的学识，我清楚知道（是的里厄，我深请生活中的一切，这您也看见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对，里厄，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因此，所有的人都显得很波劳，因为，在今天，人人都多少有些患鼠疫之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不愿意继续当鼠疫患者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疲劳，只有死亡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高峰状态的疲劳。

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远流放。该由别的人来创造历史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从表面上去判断那些人。我缺乏当有理性的杀人凶手的某种素质。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学会了谦逊。我只不过想说，当今世界上有祸患，也有牺性品，必须尽可能避免站在祸患一边。这一点，在您看来也许比较单，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听见过太多的道理，那些道理差点弄得我晕头转向，而且确实蛊了许多人的心，使他们同意去杀人，我这才明白，人们的不幸都源于他们说话不清晰。于是，我决定无论言语或行动都明明白白，这样才能走上正道。因此我才说有祸患也有牺品如此而已。如果我在这样说时，我自己也变成了祸患，起码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试图当一个无辜的凶手，您瞧，这不算过分的奢望吧。

当然，也需要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在现实里这样的医生很少，也很难遇到。因此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限制损失。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可以探索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即是说，怎样才能获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