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学位论文后记

靜靜地，我們擁抱在

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裡

是语言，一切都关乎语言。我总在寻求一种语气，一种带有诚恳、自觉、亲切和谦卑的语气，这些语气藏匿于我向往的句子里，那是曲折有致的优雅长句，是略带些翻译腔的句子，是经过欧化的现代汉语，“叶子的白色幽灵带着它的全部脉络和淡去的辛辣。”某种程度上，我住在这样的语言里，语言也伴随着生活样式而来。曾在日记中记道：操持不同的语言，就选择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过上了不同的生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是，当写作学术论文、且是文学专业的学术论文时，又该用怎样的语言？我自然会放逐面目可憎的呆板文字，可问题在于，怎样将（我钟爱的）语言之“轻盈灵动”熔铸进“牢固的学术规范”，怎样把语言“丰富的参差动态”捕捉进“内具秩序性的思想之瓮”——个中平衡仍是我在求索的。本学位论文也没能做到上述设想，因为它还是充斥太多自动化、程式化的套语，假装的深刻，以及故作的深沉。令我尤其愧赧的是，它背后还是躁动着我所厌恶的那种“正反都有理”的论客劲儿。

对我而言，一篇文章始于一个缓慢浮现并日渐清晰的句子，该学位论文开启于这句话：

“在‘十七年文学’中，任何个人的叙事都沾染了国家叙事，而任何国家叙事也会还原到个人叙事：个人的一个举手，一瞥偷窥，或者一个充满意味的眼神、一副掠过的表情都是及物的，而不再局限于个人叙事的闭环。”

我担心我的导师王宇老师是否同意类似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中。但令我欣喜的是，她认可了我的语言。老实说，这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老师在知识量、话语地位与日常的关系中，都对学生拥有权力；查尔斯·泰勒讲过“承认的政治”，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感谢王宇师对我的认可。

王老师的修改，让我感到，她确在一字一顿地阅读我的论文。她提出的意见都恰到好处的精准，且颇具建设性。我在改的过程中，也不时跟她交流，她每每能给出明确的答复，由此，我心生踏实之感。感谢她对我的宽容，让我在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自己一直担忧的“焦头烂额”的情况，得以顺利地完成整个学位论文。

在写（学位论文）和读（参考文献）这两个动作之间反复辗转，我再次有“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之感。思想的细节未及诉诸文字，便已漫漶不清，我唯有紧追慢赶地写作，直至再无话可说，文字遂变得枯涩羸弱，思想也便枯竭了。初稿完成后，我自己检查了两遍，又请张晓晴帮我一章一章地过了一遍，她审读得比我细致多了，详细地指出了错字、病句、逻辑谬误等错误，初稿带有“毛刺”的罗嗦之处在她的打磨后，显得光滑许多。

说说为何选择“十七年文学”这个主题。我兴趣所在一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尤其是转折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五章的末尾，在文史比对时，我用到了李凖的访谈稿、创作谈和赵树理的书信，这让我找到了知识分子研究的感觉，但也仅此而已。倘若随性读书，平日里最不可能读的书，便是“十七年文学”。不过，对其“不感兴趣”正是我选择研究它的原因：那种与自己的亏欠打照面的情形是痛快爽利的。至少此后，虽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我再不怕与他人谈论“十七年文学”了。

二月末预答辩时，一场瘟疫正在蔓延，预答辩的评审们把各自意见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详细地反馈给我，谢谢他们在这“严重的时刻”批阅我的论文。张羽老师审阅得尤为细致，脚注中的瑕疵、注释体例方面的小毛病，以及少数错字等等，都被她揪了出来，甚至让我觉得她似乎比本论文的作者读得还要细，我很感动，并有诚惶诚恐之感。

还要感谢一些很关键的朋友们，他们在我读博期间最困难的时段，伸出援手，我一次又一次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这些朋友是陈谊、顺溪、邹老师、怀昭、艳秋、思捷和天龄。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们的陪伴，遇到他们是我的幸运。

博士学位论文的后记给我的一些“回望式的感谢”以契机。父母对我的某些重大选择始终是比较宽容的，我很感谢他们。母亲则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我的人，我与她没有代沟与隔阂。

2012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同济的万燕教授对我有知遇之恩，若没有她， 我也许不能入学同济，自然也见不到张生、汤惟杰、张屏瑾等令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所以我感激万燕教授。同济毕业后，与张屏瑾老师不时交流，她是有魅力的老师，这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她教导的知识及其讲授的方式，更在于她“本人”。 也应感谢张闳教授，虽跟他无甚交集，但他的两篇属灵文章，给我莫大的感动与 安慰，我不断将其推荐给他人。这两篇文章也成为我写作的榜样，我期待有朝一 日，自己也能写出像《黎明的时候》那样的文章。

我还要郑重感谢求学路上的两位先生：周新顺和王晓渔。周老师是我的本科授业恩师，2009年他开始给我们开当代文学史课，这一年对我而言，是一个起点，是新知和启蒙的起点，从观念生命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新生。是周老师让我有了“理念的自觉”，让我对公共生活产生兴趣，让我意识到文学的厚度与重量。在与周新顺老师一次又一次的交谈中，我逐渐拥有了某种视力，看到以前从未看到的光谱。也是最近我才意识到，周老师给我们开课的十年前——其年龄也刚好跟我此刻一样，但问题是，我的学识、语言表达能力、对公共性的见解却怎么也不及那时他的水准。“此刻的我不就该是十年前的周老师吗？”但在我内心，我始终还是学生样。本科毕业后，与周老师还保持联系，师生关系之外，又多了层朋友关系，他见证、也参与了我那段满有稚气的青春时光……又想起些许琐事，不赘言了。我很感激周新顺老师。

晓渔是我的硕士导师。他耐心地与学生交流，每周都会开读书会——他的读书会是我硕士期间最美的时光之一。离开同济后，他对我的影响真正荡漾开，譬如，美学趣味，处事风格，以及对待语言的自觉（某些词语不必使用，以及为何不去用它）。语言并非单是工具，它的独立性、自足性及内蕴的深意，在离开晓渔师后，也愈发被自己意识到。晓渔师的文字是有充分自觉的文字，他对胡河清的评价似乎也可反身用于他自己。我可以较快识别出他的文字，怎么说呢，逻辑之缜密、情感之镇定和修辞之克制淡雅是我的最大感受。晓渔是严苛的老师，我觉得自己始终没有达到他的期许，毋宁说还差得很远。但愿以后能成为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

后记就要结束，最后我要提及贰蕾，我感谢她，是她最先且坚定地督促我读博。我感谢她对我的信任，想起某些“信任”，只会让我更加羞愧。我更感恩有她在我人生最青涩美好的阶段一块儿相伴前行——唉，真珍贵啊，可惜这“珍贵”更是一种回溯性的珍贵，之于我，也正是最大的遗憾。在后来的日子，她的一些品性在我的生命里，愈加散发微光，永资想念，它们绵延不绝，给我力量，也提示我——该怎样更好地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