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36)椰壳碗外的人生
193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中国昆明，那是在日本大举侵犯中国华北的前夕，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还有三年。
上述一切是很容易彻底不同的。倘若我的父亲把离开中国推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或许最终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亲不是爱尔兰人，我很可能就会在英国被抚养长大，并到海外去为帝国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会沉溺于电视，懒得去剧院。
对我而言，伊顿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英国贵族和富商巨贾或者金融大鳄家庭，少数是来自前殖民地和现保护国的棕色皮肤的“王子”。“奖学金男孩”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他们在单独的一栋楼里同住同吃，被迫穿一种特制的“中世纪”服装。来自光鲜“家族”（House）的大多数孩子，我们只在上课时才会见到。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保证了他们会有一个舒适惬意或者有权有势的未来，认为没有必要刻苦用功，公然把“奖学金男孩”鄙视为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他们的“书虫”。“奖学金男孩”大多很勤奋，以嘲笑他们的敌人“愚蠢”和势利作为回应。他们也有自己的（智识）势利，并且紧密地绑在一起。我从未在勤奋孩子如此之多的班上学习过。
它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即使是冬天，我们也必须早早起床，冲冰水淋浴，在最后获准吃糟糕透顶的英式早餐之前，先要上我们的第一节课。我们渐渐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的一个原因是老师们坚信“无所事事者易作恶”（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 hands）的老话。他们知道，在一个全是男生的环境里，被荷尔蒙困扰的青少年如果不被时刻监督、保持体力耗尽，他们就会陷入千奇百怪的恋爱和性关系之中。
相当大量的古代文学阅读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感觉就像是沐浴在两个伟大的非基督教文明之中。我们奖学金学生被视为学校（伊顿）的学习精英，因此获准阅读几乎任何东西，甚至是老师们经常因为尴尬而略过的色情文章。我们被训练欣赏的古代文化与我们正被培养融入的当代文化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被教育要对我们的躯体感到羞愧、遮蔽我们的躯体，但古希腊的雕塑几乎是彻底的、不加掩饰的裸体，美不可言。在1950年代的英国，同性性行为依然是一种刑事犯罪，可能让人遭受数年牢狱之灾，但古代神话中满是神爱上人类男孩或者年轻男子的故事。古代历史上有大量关于年轻的恋人勇敢地同赴战争、死在彼此怀抱的例子。而且还有美丽动人的爱神，以及一个手持弓箭支持她的淘气小男神。相反，基督教似乎枯燥无味，心胸狭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们接受过严肃的写作训练。我们必须练习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将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我们还仔细研读过16世纪到19世纪的英语散文大师。最后，必须用不同的语言熟记并公开朗诵很多诗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甚至爪哇语诗歌。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很幸运，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拥有这些经验的人。到19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被视为人文教育基础的传统广义的古典学，也让位于通常被认为更有助于事业、职业和现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在伊顿，我只做过一件我依然引以为傲的事情。老师们经常搞体罚，认为体罚“让我们坚强”。然而，更糟糕的是，高年级的孩子被允许抽打更加瘦小的低年级的孩子。在一些好朋友的帮助之下，我说服了我的同班同学与这一传统决裂。当我们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时候，我们向所有低年级学生保证，不会再有抽打行为——很自然，我们一度颇受欢迎。
我还有一种位处边缘的有益感觉。在加利福尼亚，我曾因我的英国口音被人嘲笑，在沃特福德曾因我的美国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兰曾因我的爱尔兰腔被人嘲笑。
虽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毫无联系，分属截然不同的语系，但二者长期以来都对终身生活在半个椰壳——在这些国家通常被用作碗——下面的青蛙，有一种宿命论的印象。静静地坐在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对这个印象的道德判断是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结果，命运以不同于我之前所预期的方式显现了出来。没过多久，我就被康奈尔怡人的自然环境迷住了，就被乔治·卡欣聚焦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讲座课程迷住了。第一年康奈尔生活结束之前，我意识到我已然最终决定我愿意奉献终身之事：当教授，做科研，写作与教学，在学术和政治取向上追随卡欣的脚步。随后我会进一步谈到卡欣，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个充满信念和活力的人。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即使它的全球经济扩张政策是侵略性的。人们会记得，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国还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美国突然成为了世界霸主。德国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英国和法国虽然属于战胜国一方，但都被它们的参战费用榨干了，以致它们作为世界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急剧衰落。到1960年代，它们的殖民帝国已然基本消失。唯有苏联尚在，但它依然是一个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强国。尽管美国曾置身于国际联盟之外，但它现在变为联合国的核心组织者，其标志是联合国总部地处纽约。
因为很多美国人的根在欧洲，又因为欧洲学术的声望很高，所以有大量美国学者研究西欧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苏联也有人研究，因为它被视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在亚洲，受到普遍关注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研究后者主要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它即将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的军事力量抗衡。就中国而言，早期的浓厚兴趣是被大量美国传教士激发的，他们自19世纪末以来就在那里工作。1940年代末，随着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包括反动的和自由派、一流的和平庸的，大大增强了汉学的影响。不同于来自日本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他们中很多人都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与思想观念相似的美国亚洲问题学者联手，他们后来成为美国亚洲学术团体中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派别。
有人做了一些关于印度的研究，但受欧洲东方主义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为梵语学者所阅读的书籍，而不是关于当代印度殖民地时期的著述。除个别人类学家之外，几乎没有人研究非洲、中东、中亚或者东南亚。
必须补充的是，对所研究的单个国家的这种情感依恋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很难去研究任何其他国家，且不论还有语言问题。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我亏欠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他1972年把我逐出了印度尼西亚，拒绝我入境，直到他1998年倒台。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迫多元化，1974年到1986年间主要研究泰国，1988年至今研究菲律宾。我非常感激他迫使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想象的共同体》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于1949年底建立了新政权，有力地赶走了西方列强。但在同一时期，唯独东南亚见证了强大的、通常以武力来维持的地方性共产党在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快速崛起。毋庸置疑，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短暂但关键的“日据时期”。日本人并不仅仅摧毁了这个地区的所有殖民地政权，羞辱和囚禁“白人”殖民地居民，鼓励对亚洲的认同，他们还因为自身的理由，对当地民众进行战争动员，训练和武装本土后备军队，极大地毁灭了战前经济。日本人的军事暴行和经济勒索渐渐让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对日本采取了敌对态度，转向了左翼。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日本突然战败，东南亚出现了有利于左翼崛起的权力真空，因为此前左翼没有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狼狈为奸。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具有这种格局。
东南亚研究专业是另一回事，因为卡欣想到了一个高招，即请求他非常熟悉的大学校长允许他把一座被废弃的大学生联谊会会堂用作他已然启动的康奈尔近代印度尼西亚项目的办公场所。卡欣让他的一些学生安装了钢柱来支撑下陷的地板。他为自己留了一间楼下的办公室，但这座三层建筑的其他地方则被交给了本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无论他们是否是印尼专家。午餐研讨会也是在这里举行。这座摇摇欲坠的建筑后来成为了传奇的“西大街102号”（102 West Avenue），莫名其妙地幸存到1980年代，当时是为了给一个停车场让道才被拆掉的。因此，我们有自己的楼房，这在社会和心理层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从关于近代日本的书籍中了解到，19世纪末以来，关于这个国家在亚洲的急速军事扩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信奉征服是为了建立一个像那些欧洲帝国一样庞大的帝国。另一种观点被称作“泛亚主义”（Pan-Asianism），信奉日本的任务是把亚洲从西方世界解放出来。
我开始意识到关于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喜爱变得更深。这就是当你回归日常时，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者迫使你开始注意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
在此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对一个学者而言，没有什么能胜过享有这种深刻而持久的情感，它们通常比孤独的图书馆研究有价值得多。
邂逅皮皮特、科曼格和他们的朋友令我十分兴奋。我们关系密切，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关于如何用印尼文写出有魅力的文章，我从他们二位那里学到了很多，开始用他们那种冷嘲热讽的混合语言风格进行写作。我们一致同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将用性术语记述关于政治的一切，用政治术语记述关于性的一切。比如，本尼·穆达尼（Benny Moerdani）将军，198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总司令，因为想到他可能被任命为印度尼西亚副总统而“勃起了”（got erections）。
奇怪的事情是比较政治并不包括美国本身，那是一个被称作“美国政治”的不同分支的专属领地。
一个不那么显在的因素是由我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无处不在的“椰壳碗下的青蛙”心态。美国有两个重要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但并没有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的课程。直到我2001年退休，鲜见有学生能够说出前者的总统或者后者的总理。
长期以来，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神话之一是“例外论”——认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显然是无可比拟的。美国不像欧洲，不像拉丁美洲，亦绝对不像亚洲。毋庸讳言，这种想象是荒谬的。
美国人是一个务实、注重实效的民族，天生不热衷于宏大理论。回顾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上个世纪的“伟大理论家”，就会一目了然，无论是哲学（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列维纳斯等等）、历史（布洛赫、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李约瑟、欧立德）、社会学（莫斯卡、帕累托、韦伯、齐美尔、迈克尔·曼）、人类学（莫斯、列维-斯特劳斯、路易·迪蒙、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还是文学研究（巴赫金、罗兰·巴特、保罗·德曼等等），所有这些奠基性人物都是欧洲人。重要的美国例外是引发了语言学研究革命的诺姆·乔姆斯基，或许在一个更低的程度上，还有经济学领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不过凯恩斯可能影响更为长久。
持极左立场的是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有部分犹太血统，出生在殖民地埃及，主要是在前纳粹的奥地利受的教育。霍布斯鲍姆是建构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者，凭借与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共同编辑论文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83），为英国日益激烈的民族主义论争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剩下一人是汤姆·奈恩，他是严格意义上的苏格兰人、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
所有这些人要么生活在伦敦，要么生活在附近的牛津或者剑桥，并且他们或多或少地彼此相识。除奈恩之外，他们全都对英国情有独钟，部分原因是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玷污，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让人觉得更像是超民族的（现已不存在的）奥匈帝国，而不是像普通的欧洲民族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和瑞典。所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面向欧洲的，
阿孟古拉二世是17世纪末一位不算成功的爪哇君主，死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当索权者与侍臣们围在他的灵床前时，其中有位普戈王子（Prince Puger）注意到死去的国王的阴茎是勃起的，阴茎顶部有一滴发光的液体。他冲上去喝掉了它，阴茎萎了下去。记录者补充到，这表明“tédja”，即王位的神奇之光已经传到这位王子身上，他成为了阿孟古拉三世（Amangkurat III）。
1961年前往印度尼西亚之前，我必须在连续五天的时间内通过由各位教授确定的五门考试（比较政治学、政治理论、美国政治、美国政治社会学和亚洲政治）。十五年后，学生们仅仅参加两门由教授委员会确定的标准化的政治学考试，而且两门考试可以相隔数月。这些青年学生和我们当年一样用功，但他们是在被“职业地”训练，即提供与其他好大学非常接近的标准化课程，使用大致相同的阅读书目，非常重视“当前的理论”（它们很快就会被其他理论替代）。我之所以说“职业地”，是因为他们是在被训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教育，目的是让他们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在开始被称作“学术工作市场”的地方具有竞争力。通过这样的考试并获得博士学位渐渐被视为具有职业资格，与有抱负的医生和律师必须通过职业考试才能获得行医的执照和律师资格一模一样。
显而易见的一点在于，拆除不必要的学科高墙通常可以改善一名学者的单调文体，减少无趣，为更广泛的潜在读者打开大门。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化”。
在本章的最后一页，我的朋友加藤刚添加了如下评论：
如果我们是小说家或者学者，那么我们用语言思考和表达自己。在二者之间，小说家，或者一般而言的艺术家，通常比学者更具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因为他们本应当冲破传统思想和表达。相反，学者往往倾向于在他们的世界里沾沾自喜，被他们的学科专业术语包围和保护着。专业术语是祝福也是诅咒。它们的使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证明其使用者的职业资格。但它们也可能变为一个囚笼，限制学者们构想和表达思想的方法。因此，读者和单调文体的问题超越了是否无趣的简单质疑，而与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密切相连。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必须得到重视。
大约是在我半退休的时候，高质量的亚洲电影开始惊人崛起，从伊朗到韩国，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和暹罗，以及以杨德昌、侯孝贤和蔡明亮为中心的著名的台湾三人组。
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
年轻的学者们必须认真地思考相互影响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过程的后果，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都有限制视野和简化问题的习惯。
关于涉及欧洲特性的民族主义的看法作结吧。
在其鼎盛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两大独特的、难以估计的智识优势。第一个是它对古希腊罗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继承。罗马帝国是唯一一个曾长期统治过今日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尽管这个时代是在非常久远的过去。但它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今天的埃及和苏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它并没有统治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或东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另外，久而久之，它的皇帝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区。任何欧洲国家或者民族都不可能宣称独自继承这个非同寻常的政体，基督教的多个教派无不如此。罗马帝国是无法被民族主义占有的，即使意大利也不可以。这里存在一个与中国和日本的巨大反差，或许还有印度，在这些国家，古代很容易被民族化。虽然日本列岛的古代史离不开它们和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的关系，但它是可以被民族化为“日本史”的。
更幸运的是，古希腊罗马非凡的哲学和文学硕果大部分都幸存到了近代早期，这不但是托西方修士抄写员的福，而且多亏了拜占庭统治时期说希腊语的阿拉伯基督徒抄写员。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阿拉伯语译本让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思想家得以吸收亚里士多德思想，把它传递到“欧洲”。这种继承为“欧洲”提供了通向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智识入口，而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与基督教欧洲格格不入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奴隶制度、怀疑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性道德、以法制基础塑造人格的理念等等。
异与陌生被置入了由对抗和冲突造成的这种政治动乱之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重新发现最终结束了教会对拉丁语的垄断。这一新情势向不受教会教条约束的非神职知识分子打开了古典的大门。这些发展后来将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期提升它们对古典及更早期的了解。17世纪末，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宣称他们的文明优势。在那之前，欧洲国家都不否认古代文明优于它们自己的文明，它们竞相去了解更多以使自己文明得体。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没有国家可以夸口说它是文明的中心——这可以说是一种欧洲版本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回过头来宣布它是最好的。在文化（包括对古代的了解）、政治、全球地理、经济、技术、战略战术等领域，创新、发明、模仿和借用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断发生。
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轻的民族主义不出所料地与老牌国家联姻了。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和隶属于它的机构——军队、媒体、各级学校、宗教机构等等——的一个强大工具。我之所以强调工具，是因为国家存在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确保自身的存在与权力，尤其是对它自己的国民。因此，当代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压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对跨民族的团结几乎没有兴趣。其结果在很多国家是显而易见的。就亚洲而言，人们只需想一想这些国家关于民族历史的“国有”神话：缅甸、朝鲜和韩国、暹罗、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或者斯里兰卡。预期效果是一种未经审视的、高度敏感的偏狭和目光短浅。其标志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不能写这！不能谈那！），以及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新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框架，进步的、解放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在其间茁壮成长。自从“共产主义”式微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真空状态，女性主义、环保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其他“主义”填充了部分空间，它们以不同但并不总是合作的方式反对新自由主义荒芜和虚伪的“人权”干涉。但填满这个真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大量工作。
霸权国家往往把“人权”设定为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用的一种普世的、抽象的和全球性的价值。相比之下，为国家公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很难被国家轻易否定，它们实际上已经成功拓展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一如见诸美国的黑人和妇女问题那样，尽管经过很多年才有了真正解放性的变化。就此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依然拥有很多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人们也可以看到“区域研究”的价值，只要它们不被国家（叛逆的印度尼西亚人喜欢称国家为“siluman”，即可怕的幽灵）太过急迫地引导。国家在面对政治或者经济困难的时候，倾向于在其国民中煽动民族主义和危机感。年轻的日本人在学习缅甸语，年轻的泰国人在学习越南语，年轻的菲律宾人在学习韩语，这一事实是一个吉兆。他们在学习跳出椰壳碗，开始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这其中就存在着抛弃自我中心或者自恋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
今天，图书馆在偏执地设法把一切数字化，或许是期望书籍最终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线上”（online）找到。随意性与运气一道，或许正在消失。谷歌自称为是一个非凡的“搜索引擎”。它是在不带讽刺意味的情况下使用“引擎”（engine）这个词的，而“引擎”在古英语里的意思是“欺骗”（正如其反映在动词“to engineer”——狡诈地处理——中那样），甚或是“刑具”（an engine of tortue）。无论是谷歌还是信任它的学生都没有意识到，19世纪末期的书籍拿在手里有这样的感觉，而20世纪初的书籍有那样的感觉。日本书籍是用一种方式装订的，而缅甸书籍是用另一种方法。在线上，一切都将成为一个民主的平等主义“词条”。没有惊奇，没有偏好，没有怀疑。学生们对谷歌的信任几乎是虔诚的。你有对谷歌的批评性评价吗？我们尚未教过这一点。很多学生完全不知道即使谷歌“让一切现成可用”，它也是按程序行事的。
“轻易获得一切”的后果之一，是我在谷歌诞生很久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一个趋势的加速：没有必要记住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检索到“任何东西”。
2007年前后，为了帮助一个为多所俄罗斯地方大学的年轻老师举办的民族主义高级班，我去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的俄语口语几乎张不开口了，只会说“早上好”、“非常感谢”和“我爱你”。但是为了表示团结，我开始朗诵在斯大林政权早期自杀的一位激进分子——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一首优美诗歌的最后一节。让我震惊的是，所有学生旋即和我一道朗诵了起来：
Svetit vsegda 永远照耀，
Vestit vezde 到处照耀，
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 直到那日月的尽头，
Svetit— 照耀——
I nikakih gvozdei! 不顾一切阻挠！
Vot lozung moi— 这就是我和太阳的
I solntsa! 口号！
到结尾时我已泪眼朦胧。学生中有一些也是。
流亡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对的：“权力意味着不必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