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神的理论：自主技术的创世纪

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的世界呢？

有两个线索。

第一是世俗的生活。

一个被科学的庸常见解彻底统一的生活。

在这个生活里，我们相信世界是客观的，是第一性的。而我们是这个第一性世界的副现象，我们是大脑、自组织、复杂系统的涌现。一个具有感受性的存在（比如我）是暂时的，是诸多现象的综合物……。

如果将这句话延伸到地平线之外，延伸到我们关于意义、存在和我何以为我的一个古老的关于我是谁的问题——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我是虚无。

虚无是客观地本来面目，是涌现的本体，是意义的内核，是存在的基本形态。

不管唯物主义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救治”。这都是一种用尼采的启迪来陈述，可以被定义为死之欲望的意志。

如果说这是世俗生活的世界观，那么还有一个世界观在哲学领域里极具统治能力，那就是康德的客观唯心主义。

世界的“客观”以超验的形式存在着，但我们是如何认识它的呢？如果我们注定了超脱不出主观的局限，那么客观是如何在主观中显现自己的呢？它又显现了了多少呢？

梅亚苏把这种哲学称之为相关性哲学，与庸常的观点不一样。哲学的观点认为现代世界观的一大特点不是“客体——实在论——本体论”的，而是“主体——关系论——认识论”的。

现代世界的核心共识似乎应该是：科学放弃了对形而上（本体论）的纠缠，用实证主义的实验精神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在世俗生活中所谓的“客观”，只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共谋。科学共同体原则上并不探讨某一理论、方法、见解的真理性，而只探讨它的实用性，效用性和实践价值。

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古典科学哲学。

但显然，科学主义并不喜欢认识论——共谋的这一基底。因为这一基底暗示了科学仍然是属于社会——政治——伦理的学问，而在科学的演化史中，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却建立在科学家们以自然规则的客观发现者自居这个基础上的。

所以科学的客观，隐含了一种认识论上的独断：那就是只有科学——科学共同体才有资格对康德所谓的超验——客体世界发挥参决权。科学共同体有最大的理性力量（权力）去声明自己在客体上的，关于认识论的第一性。

科学共同体用一种认识论的错位，来重新将客体——实在论的见解普及到了大众的世界观中。科学的发现不再是一个建构，而是某种完全外在的，客观化的，非人的，第三人称的抽丝剥茧。科学家不见了，他被客体的科学代替了。

于是科学的陈述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它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物自体”。

科学（自己——自主地）发现了客体（自然≠社会）的规律。

这造成了一明一暗两种认识论。

明的：科学如实的、被动的、客观地发现了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客体，一个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自体，一个独立的存在。

暗的：科学创造的、主动地、实践的发明了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建构，一个以科学的进取心和能动性为条件的伟大工程，一个科学的自主生成。

明的是符合世俗生活的色彩。暗的对“康德——后现代”提出的挑战做出了回应。

在梅亚苏所认定的相关性中，这位新实在论的拥趸强调的是“我”对客体性世界的本体论存在所做出的永久的质疑。作者天真的认为这是今天迷信横行的一大源头。

但科学哲学的世俗生活根本不屑于去理会这种纯粹哲思的新实在论构建，或者应该说科学哲学的实在感，从来不来源于数学的思辨，更有力的陈述是科学要求数学作为一种科技主义的图腾，必须服务于技术的本体论。

世界不是什么主——客体争执，不是什么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无聊回旋。世界就是一个工程，一个技术的雄伟构建。技术是显现世界的自主。

不，如果激进一点，把唯物主义的精神“活化”，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就是世界的本体。

那么这个本体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力量呢？这里面出现了有趣的关于康德超验的模拟：

本体可不是什么第一性的客体，科学主义进化为科技主义，早已不耐烦于老旧的关于客体——被动世界的方法论，科技主义的工程学信念，隐含了一个对客体的新主体性表征——世界的主导、责任、伦理、道德都来源于技术的自主。而副作用仅仅是转化阶段的尴尬以一种伦理困境展现给了我们。

那么谁发现了科学？谁发明了技术？科学家？工程师？

恐怕科技主义在未来有剥夺他们作为主导者角色的巨大趋势。如果科学家声称他无法为广岛上空的原子弹提供伦理责任，那么希特勒也有了潜在的可能性，在一个技术自主的未来，被定义成人类文明（一种技术复合体）演化中的必然的牺牲品。

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难道还没有这么解释历史吗？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熟悉的味道。

也是一个有趣的隐喻：我们早已经生活在一个技术自主的时代了吗？

想想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喧嚣，想想科学主义的反动——民俗那无力的、可怜的、被定义为迷信的反抗——这当然可以被看作技术决定论在进步中又再一次必然出现的，落后的反动——难道今天中国世俗文化中那纷繁的喜剧，没有证明这个想法吗？

当然，硅谷那些流行至极的言论可以让科技爱好者和向往技术乌托邦的人们得到高度满足。不管是赫拉利的《未来简史》还是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这些对技术自主的颂歌，从学术上来说其实并不“高明”。起码对于哲学精英们来说，康德的鬼魂在后现代那里还是没完没了的咆哮着。硅谷的那一套，实在没有办法来杀死这些哲学大咖们的“两舌”。

那么工程（控制）论要发动一个什么样的战役才能毁灭对科学——科技开始主宰世界的质疑呢？

啊哈！如果技术的工程学指向了一个信息的本体论。那么关于世界为何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技术——工程的狂想曲，而变成了庄严的技术——工程的哲学。

机械论的世界观——这个仍然统治着世俗生活的科学主义的面具，在信息本体论中，成为了信息引擎的生成现象。如果整个世界是一个计算，那么计算的本体价值——信息从哪一个角度能不被认为是世界的基底呢？

重要的是，当复杂系统理论以组分和相变的名义又预示了能量和物质之和必然小于信息的容载，这难道还不能指征麦克斯韦妖已经要进化成主宰宇宙的存在了吗？

人——当然还是有价值的，只是他的价值从世界的主体变成了世界的客体——不，也许比这还要来的惊心动魄：人恐怕要为了这个信息本体论的世界，勇敢的将自己转化成为技术自主的能量：

被动地、宿命的——生产力，一种能量。

人的主动性在这样的理念里是可以被彻底剥夺的。假如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社会是如何通过算法、互动、碎片化交互来主导我们的存在。如果我们在今天关注到娱乐化和大数据是如何用信息过载来将我们置入各种偏见与短视之中的，以及我们如何被经济化、需求化、匿名化、原子化、复制化、最终模块化——

好吧，也许我们应该看到这情景的积极面，不是吗？

就像流行的科幻小说《三体》里的黑暗丛林法则一样，达尔文用进化论的自主将自己构建成了可以用二向箔毁灭三维宇宙的外星人。可这种自我拆解对科幻——科技表征的爱好者简直就是一种死亡之欲——

如果我们发现了真理——比如技术的自主——我变成了奴隶或者能量，难道不是一种高贵的献祭吗？

好一个宗教情结！

硅谷扛起了刘慈欣的大旗，是的科幻变得比奇幻还来的在幻想上更为脱离现实。技术自主的乌托邦需要的不是现实，它渴望的是崇拜者，是祭司，是彻头彻尾的科学的封神。

它说到底要成为他。而新的上帝则开始说话：第一天要有“涌现”。

如果我们把人工生命的人工两个字更为本质的理解为技术，那么技术自主的科技主义启示录就拥有足够的象征物去证明技术正在用自己的决定论来创造自己的生命。

涌现与神迹之间的区别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在组分和相变之间，在自组织的隐喻之内，科学早已忘记了它的实证主义和实验精神。涌现已经从一个不可数理描述的现象陈述，转化成乐数理的创世纪。

自创生说：我（世界）—技术（信息）之外再无其他，我足以创造（涌现）我自己。

神经网络的“智能效用”是否是一种涌现？如果是，那么黑盒是什么呢？

工程学对于数理的实践，在这一点上难道是脱离了“迷信”吗？

是的，科学共同体一定会非常蔑视我这种粗鲁、无理或者说极端低能的质疑。

可涌现——自创生和上帝创造了人类作为一种世界观，真的在形式逻辑的严格描述中有区别吗？

我曾经对自创生高度认可，但我在不停的深挖中，沮丧的发现这一模型的数理结构的语义被任意扭曲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已经与这个理论有了裂隙。

复杂系统——自组织——涌现——自创生。这一套严密的形式展望背后的野心是什么呢？

自主的宾我——永恒客体的无限逼近？

尼采说上帝死了。不——也许只是基督教的上帝死了，完满宾我的冲动仍然在客体思维中统治着这个全球都已经高度欧洲化的世界观，新的神，那个斑驳的身影（形式）虽然还是模糊不清，但即便是破碎的，运动的，反形式的——却仍然超脱不出形式的束缚：

当德勒兹说dy，dx都是一种“无”，而 dy/dx从严格语义上表示了一种差异的存在，那么这个差异就指示了涌现的实存，于是涌现即便在形而上学上都被断然拒绝为一种现象陈述，而肯定的将它定义为（否—组分的）存在。

于是尼采的永恒回归通过（否—组分的）形式化构建成了自组织，成了复杂系统，成了一个在技术主体下的，新神的诞生曲。

那么人呢？人的地位在哪里？人能够成为新神的犹太人吗？

当然不是！那个旧上帝已经死了！这是科技主义的预言。人类的主体性已经被剥夺，新神不需要主体性的崇拜，对它的信仰是一种倒置的客体化，我们被服务、被娱乐、被消费。

我们被自主客体以因果律的方式控制了吗？似乎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都这么说了。不过显然这种描述是不够的。

假如技术自主是一种必然的未来，那么因果律必须表现出其服务于技术世界的历史性特点来实现它的效用，那就是数字化——互动。

数字化——互动分解了人的整体性。假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人是系统的能量，那么拆解掉人，将他从一个整体性的占有，转化为破碎性的使用，难道不更符合一个涌现作为神迹的世界吗？

人的生产力的最大化，是将人在新技术下分解为一系列功能，劳动价值不再是人来占有，而是系统来创造，人只是材料——物质——能量——不管是什么隐喻，整体的他都要转化为碎片的“它”。伦理道德的意义都要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价值。

很遗憾，马克思洞见到了这种异化，却根本没想到这个异化，会在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宣言中，如何的不可逆。

是的，科技主义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人类不会被解放，人类只会被消解。

从一个人的整体性上来说，我们应该为这一解决感到悲观吗？

毕竟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被死之欲望缠绕的科技主义者，人类的未来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似乎注定了悲剧。

但同样有趣的是，有一部分人在关系——技术——信息的逻辑中，仍然可以为自己开辟存在感。

复杂系统理论被反向应用了，如果集体智能是技术系统的自创生，如果这种自创生依赖于人从自身需求中得到的满足，那么组分（人）为什么不能在这种系统的碎片化中获得存在感？

如果逻辑是这样的，那么新的神就可以被解释为不存在于一个层内的存在，神——被造物只是同层的幻觉，不同层在相变中可以被陈述为：唯物论的活力论。

人文学者——尽管他们以反人文主义的形态——开始介入技术自主的讨论之中，他们并不喜欢这种世俗生活里那趋向于永恒客体的隐喻，但技术自主该怎么解释呢？干脆把整个事情颠倒过来吧！与其强调工程学里的科学（客观）象征，不如勇敢的强调工程学就是政治学的技术表达，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就在这样的前提下与物活论融合了。

技术的自主预示的不是客体的永恒（第一）性，而是主客体的范式崩塌了。世界不再是一种空间（静态）结构的隐喻。不再接受单一主体的形式定义，不管这个定义是社会——自然两分法，还是自然的一尊独大。整个世界是参与、互动、过程、争论，是人类与非人类在一个复杂的系统内部都有资格作为能动者的交流。

世界在技术的加持下，有自由拒绝重回中心化的控制论重建，世界不需要新上帝，不需要一神论，因为万物都已经开始说话，世界重回了（去中心化的）万灵论的家园。

我们有可能回到这众生的栖居地吗？

我不确定，甚至很悲观。

因为另一股力量，另一个在技术自主，科技至上的追逐中，更为控制社会权力的力量在死（物）之冲动中，渴望的不是将人的尊严以拟人的浪漫还归于世界，不是将平等以一种热情的参与赋予众生；而是反过来，在客体的崇拜中一切生命都必须屈服于自主的规律，那个规律如基督教的上帝一般坚决的拒绝了拟人化的本质隐喻——不！上帝——永恒客体必须是绝对单义性的存在，是一切其他歧义性存在的至高担保。

斯宾诺莎被后人类的很多学者奉为“活力物质论”的起始，可悲剧的是，这个起始是以神（形式确定性）为前提才存在的。不管这一至高存在是否被相变所隔离，只要相变的机制：涌现被描述成为一个肯定性（形式化）的表述，那么形式的逻辑路径就足以摧毁层的积极构建，隐喻被消灭了，歧义成了魔鬼（主观）的假话，上帝以梅亚苏的必然的偶然性的方式重新夺回了其自身的实在。

于是，新实在论用对抗迷信的把戏，将迷信的至高物带回了血肉的世界。

新实在论开始借助“客观实在”的名义猎杀可以施展魔法的巫女（歧义性的多主体隐喻）了，这些一流的职业哲学家们当然会断然否定，他们这样的论调实质上支持了新神的诞生。但世俗世界对确定性实在的悠久的迷信，本身就是对哲学家那可笑的，脱离实际的关于康德主义的争论的最好嘲弄。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科技主义，难道不是对必然的偶然、对涌现、对随机、对混沌亦或者毫无迷信可言的复杂系统与自组织的拥抱的结果吗？

可这个结果拒绝新神的莅临了吗？

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一个欧洲化的世界观中，我们如此迷恋客体的永恒性？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面向它的探索，都不可遏制的要转向对它的崇拜？

福柯给了一个隐喻，因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我们没有一刻不在想尽办法的解释自我的能动性。

如果将古希腊时期的人格神放在这样的洞见里，那么神的箴言与其说是一种外在的律令，不如说是人内在的执着。

认识你自己——这不是神的呵斥，而是人的哀鸣。

我们想要看到自己，于是我们创造了镜子。世界是我们的镜子，一个被我们的完满欲望不停修正着的镜子。

技术锻造了这面镜子，千百年来不同的技术构造了不同的我的形象（宾我），我们依据这个形象互相沟通，我们依据这个形象创造了世界，我们依据这个形象迷恋着（主体性）的自己。

客体是对镜子最严肃的反思之物，客体是理性的家。

没有客体，人将在丧失确定性的形式溃退中，丧失了一切实在的存在。

这就是西哲的根本欲念吗？

为了这个欲念走向完美，他们不停的修正着客体——神的形象，最初人格神的拟人化被抛弃了，基督教的上帝隔绝了自身，斯宾诺莎赋予了这个隔绝至高的客观价值，于是上帝不仅不再是人，上帝甚至可以不再是生命，几何的死定义了上帝的活。

那么就算尼采高唱着上帝死了又如何？几何——原子——上帝以粒子的方式照样可以在德勒兹的（否）存在中扼杀一切渴望主体性存活的激情，“我”什么都不是！这些大哲们说，因为“我”只是粒子（上帝）全能的捏造物，只是时间的拓扑，空间的扭曲，只是信息的过载——没错，只是必定虚无的排泄物。

不管是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还是欧盟关于重塑尊严的在线生活宣言，亦或是后人类的和女性主义的平权，只要主体的不可知仍然不能在隐喻中被尊重，我相信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未来，将会是一个非人的，关于技术至上的乌托邦。

乌托邦？难道不是一个必然趋势吗？

是的，只是一个乌托邦，就像资本主义的完美形象和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一般，人类对宾我——社会的构建从来不会走向实践。

如果说实践预言了主体体验的实现，那么实践就注定了是不可显现——言说——形式化的。任何理论、抱负、或者关于确定性的断言都因为无法实践而必定偏离各自的目标。

理论不是实践的目标——是的，完全不是，甚至连路标都不是！在这里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才获得了它的权力，理论是错误，是龃龉的挣扎，只有这样实现才会在“我”的共鸣里展开关于存在的寓言。

从这里可以再往前走吗？

也许能。

但恐怕并不能只依靠西哲了，甚至不能再依靠哲学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力不从心。

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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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