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札存念：孔子的“知言”和“知人”之学
1、“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读xun,这里同“逊”）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 ——孔子这里谈两种言论，一为可效法的正确言论，一为谦逊称许的美好言论。对于前者，我们听从而后改之。对于后者，我们虽喜仍要辨析之。如果不这样，何谈知言？知言，在这里不仅是知道别人的话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言论的对和错），而是要知道，别人在说一些话时，背后有什么机心，其内在的逻辑和最终的归宿立场是什么。我们在说话时，往往可能受到儒家的长久影响预设了一种君子和小人的二分，这种价值先行当然不对，个人绝不可以此来论断他人。但别人说话却是可以这样的，我们明白这点就行了。最重要的是那些认知的语言，而非道德的、情绪化的语言。“锣鼓听声，听话听音”，固然是人情世故所需，但我相信，还是有些话不带有倾向性的主观臆断色彩，有些言辞可以带给我们某种洞见和真理。对这些话的要求，我们没做到的必须听从而改之。孔夫子在这里也强调对一些话，不能马上做出情绪化的反应，而应该逐一深入言论的内部，对之进行明辨分析。他所说的知言，虽然最后可能要归为一种实践理性和道德伦理（主要用于人际关系），但就算如此，他毕竟是去先三思而后行的，因此值得重视。
2、“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孔子这里谈的是说话要取决于言论的对象，说还是不说，对谁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搞清楚说话的对象，说的话可能会导致失人和失言两种后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一点，“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言论是不能随便说的，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如西人罗素所说，变成一场大灾难。或也会像《圣经》箴言录上所言的那样，会升起罪恶，卷起是非。针对于此，后来的人才有了“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一说。（语出黄山谷，后被张廷玉和钱钟书采纳）。不过我又想到范仲淹的说法：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后被胡适先生引用）他这里是想发出士大夫的铮铮谏言，进而一畅经世之愿，用道统去制约一下政统。但很遗憾的是，他忘记了孔夫子上面的教诲，忘记了他说话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序列中的“君”，因而三次被贬。由此可见，言论是要讲究场合和人的。如果场合和人不对，往往会因言而获罪。这在中国的历史中尤为明显。孔夫子之言之所以影响后世，想必是深得个中三昧的。有所言，有所不言，确实具有现实的历史的说服力。我虽然不是儒家的信徒，但也不得不佩服孔夫子对世道人心的通透之见。他确实是个明白人，不过，和他不同的是，有很多时候，我只是不愿如此罢了。在失人和失言之间，我可能更重视失人。
3、“侍于君子有三愆（读qian，过失意）：言未及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孔子这里所谈的是，说话有三种状态。一种是还没想好怎么说就说了，这种言不顺的状态，是思维跟不上情绪或被情绪左右的表现，一旦这样，说话会很乱，人会变得急躁不安。一种是知道怎么说，思维也理顺了，但却不说。我记得晚清大儒沈曾植去拜见陈澧时，他对陈的评价就是知而不言。孔子以一个“隐”来说这种状态，想必有其微言大义。后人（比如刘小枫）从施特劳斯和康有为那里，发挥这种隐秘、隐微的传统，大有玩味之处。他们可能认为，圣人的话也不能对那些普罗大众随便去说说的。说了他们也不懂，不如就对他们说些“高贵”的或者“善意”的谎言。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是否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按照孔子这里的意思，这个“隐”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恰恰可能是“失人”之举。不过我也注意到，孔子把“隐”当做一种过失，是对“君子”而言的，而不是对“小人”。我完全可以理解为，对待“小人”，“隐”可能并不是一种过失。这里面是否就暗含着所谓的统治之术呢？君子和小人之辩，是否只是让君子永远是君子，小人永远是小人，二者各守一方、彼此斗个一死方休呢？如果不是，小人也可以变成君子（儒家的道德理想暗示了这点），那么，为什么还要对君子讲这一套，对小人讲另外一套呢？难道这不过是一种教育方式（教化之术）的不同？从根本上说，这种君子和小人，隐和显的二分，都是有问题的。一旦事先有了这种二分，天下大同、四海一家只是一种忽悠人的妄言欺词。人们会按照这种二分，限于一种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彼此之间为某一种可以私有的虚名浮利而斗得不休。回到这里的主题，隐的言论方式（微言）是存在的，因为，或许谁也不能阻止人们从《春秋》中读出大义，也没有人不想让自己的言论不暗合君子之要求。但，我不能认同的是，明面上对一些人讲一套，暗地里对另外一些人讲另外一套。学问和生命不能合一，修辞而不能立其诚，这可能也不是君子所为也。接着孔子上面的话继续往下说。孔子谈到的言论的第三种状态是“未见颜色而言”，什么是“未见颜色”呢？孔子可能想说的是，说话还是要看对象，分场合，如果二者都不对，就会话不投机，说不下去了。这种说话的状态就是一种瞎眼的状态，不仅失人，而且失言。由此我可以解释一下，对的话可以是一面明镜，在和人讲话时，一定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明白清醒，而后要看对方是否愿意从这种对话里看到自己。如果你不清醒自己的话，也不清醒对方的人，那么，这种谈话是没有必要进行下去的。试想，一个瞎子和另外一个瞎子在一起，他们加起来不过是两个瞎子，都不会知道他们想走的哪条路。说话也是这样。自己瞎眼说瞎话，别人睁眼但耳聋，二者之间谈何什么真正的对话？说到这里，我又一次要佩服孔夫子了。果然是个明白人，知道明白话应放在哪里说。
4、“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 ——孔子说，一个人说话是不能那样简单机械的。接着他就举了一个人的话为例。这个人说，做一国之主，除了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外，别无快乐了。如果一国之主说的话是好的，不违抗也没什么，如果是不好的，而又没人能违抗他，那么，他说的一句话就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一言能兴邦，一言能丧邦，在孔子那里，可见言论的力量和影响是如此之大。孔子这么重视知言之学，看来是大有意味的。他在这里就直接指出，说话不能太随便，不然，一句话产生的后果无法想象。我可以想到，在他看来，立一言可能抵一国，立言可以不朽，也可以速朽，尤其是当言论和权力结成某种同盟之后。从他这里的话可以看出，他想做的角色之一是想为君王师，告诉君王什么是善言，什么不是善言。君王的话不能随便说，如果说了，也需要有人来提醒他、制止他。他承认君王之言的不可违抗性，但在这种承认的同时，也暗含着对君王之言的否定，在它之内，它可能是错的，在它之外，更别有善言。君王的话由于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不能随便说，但孔子自己的话也不会随便说，在孔子看来，别人更不能随便说。不管是谁说，孔子的话里之意是，言论重于泰山，可以影响权力稳定和天下太平。一言而九鼎，说的就是言论的政治权力维度。话一旦说出去，就应该具有一种不易的权威性。要么不说，要么说了不轻易改变。我可以想象，孔子在“说一言而丧邦”时候的坚毅表情和严肃态度。这种想象让我做出某种可能为错的结论：一言而动天下，这种情形的出现一般会发生在两种情景中：一是在言论自由、书生可以议政的前提下，二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言论和权力同构在一起的时候。至于君王一言而丧邦，这可能不过是儒家对君王的一种有意提醒，以此来取得群王们的注意，而便于一家之言行于天下也。如果这是我的武断之判，我们可尝试着回到孔子的理想处境，想一想孔子于蔡时的“惶惶如丧家之犬”模样。 5、“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也。”（《论语·子路》） ——翻看这句话的注释，我看到很多人将“说”解释成“悦”。因此将这句话看成是知人之学的内容。在这里，我可以大胆假设一下，这个“说”字也可以按照其本意言论来看。因为在孔子那里，知言和知人之学是不分的。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这种所谓知人的判断，也可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言论而定。如果上面的那段话按照“悦”字来解释，孔子认为，君子容易做成事，但不会轻易高兴。因为高兴要看这件事是否符合仁道，否则就没啥高兴的。而小人不管仁道不仁道，事做的咋样，高兴就行。另外，君子不器，那些没有价值的，不载道合道的事情让那些小人去干吧，君子才不会乐意去干。而小人呢，他做不了的事情就交给那些君子吧，他们会做的十全十美。我不知道我这里的理解是不是对，如果不对，那就是对孔子不敬了，以后会到孔子像那里鞠一躬。不过，君子和小人之分是孔子在知人之学中一直强调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关于知人，或者确切的说论世知人，孔子在《论语》中的很多话显示出，知人，不仅仅是君子和小人之辩，还有对各种人的心智和能力的鉴定和区分，在这点我得承认，他看人是很准的。这或许是因为，他可能真的一套独特的观人之术及洞察机心之道，能与人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有行。）。这里不赘。说说我对孔子这句话的另一种理解是：君子少说话多做事，小人多说话少做事。君子不说是因为怕做的事不是替天行道，小人多说少做是因为喜欢推卸责任，逃避责任。如果是这种理解的话，我想，孔子的知人之学，主要说的是一个人的言与行。按照孔子的话说，君子呢，要讷于言而敏于行；小人呢，巧言令色，大言不惭。看一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看来，做一个小人容易，做一个君子很难。说到这里，我对照一下现实中的人们，感觉孔子这话好像有点道理，不是无的放矢。不过，还有一种声音提醒我：是先有君子小人呢，还是先有言与行呢？如果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只能在这里打住了。我只想告诉自己：我的言与行，并不会按照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说的算的，我口言我心，我心连我行。爱谁是谁吧，君子和小人与我关系都不大。 孙按：近日来，自己的言语有泛滥武断之处，导致无辜牵扯到别人，故想到孔夫子的知言和知人之学，特找出来几则学习一下，用以反求诸己，改过自新。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知言和知人之学不是我这里的几则《论语》注疏札记就可以明了的。我的注疏札记也不都是对的，里面存在着诸多我的一孔之见。这里，敬请方家指正。但有一个原则是我一直坚守的，那就是：根底无易其固，但裁断必出于己。如果是我真错了（我自己真的意识到，或者，别人用事实和客观的论证来批评我，使我意识到），我会改。如果我是对的，我会更进一步。再就对和错多说一点的是，我会遵从波普尔的说法：理性的取向就是，随时承认别人有可能是对的，我可能是错的，秉承着这样的态度，让我们更好地接近真理。 守望飞翔于霞秀景飞轩，2012年3月24日粗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