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发展与切入点——基于《反景入深林》的阅读思考

*一篇作业

摘要 本文梳理了在西方社会运动和马克思理论的影响下，性别人类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oore所带领的展演论研究及Tsing将展演论与实践论结合起来的研究。接着我从理论取向和社会实践两个角度，探讨了对于当下性别人类学研究的切入点的一些思考与问题，并认为性别人类学的研究可以以地方性的文化象征体系为基础，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平等的结构性安排，并通过探讨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来反思并揭示女性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平的遭遇，从而提出一些政策性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 性别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 理论取向 社会实践

一、黄应贵与《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

黄应贵，台湾大学社会学学士、人类学硕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作为一个在非西方世界成长的人类学者，他对于这门学科的看法至少有三个来源：一是国际人类学知识发展的冲击，一是研究对象的刺激，最后是人生经历的影响。

本书内容涵盖了作者的人类学经验，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学科发展，文化的概念与理论，田野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亲属研究，性别人类学研究，政治与权力的研究，国族主义与族群研究，社会与经济、文化、宗教、仪式，文化与人格，文化与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等等内容，作者没有按照分支人类学或者人类学理论流派的划分，而是以研究对象为转移，引用了不同时期的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给我们呈现了一幅结合他本人的人类学经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和多样化的研究对象的画卷，十分吸引人，也很好读。

我选取了其中一章，即第六章“性别人类学研究”进行详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下人类学的性别研究切入点做一些粗浅的思考。和作者相似的一点是我对性别研究的关注，既是现代社会里性别议题的刺激，也是在我的兴趣基础上受到了已有研究的启发。

二、“性别人类学研究”内容梳理

在人类学知识的形成初期，性别研究只是学科的边缘问题。一直到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在西方世界学生运动及社会运动要求改革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与剥削等问题的推动下，加上马克思理论的广泛被接受，造成了女性研究及女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的兴起。1980年代，女性人类学所假定的普遍性女性本质遭到挑战，性别人类学取而代之。（黄应贵，2010: 134）

传统人类学对于性别课题的探讨，主要是米德（Margaret Mead）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ead, 1935），她要证明的是男女气质并非自然的生理现象，乃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由文化所塑造的。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女性研究与女性人类学兴起，尤其是恩格斯的古典著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Engels, 1972），使与性别有关的女性研究得以快速发展。因此在社会条件和学术发展的结合下，性别歧视和性别剥削便成为新的重要研究课题，进而发展为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或女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萨克斯（Karen Sacks）的研究便代表了当时在马克思理论影响下，对于性别关系不平等的关怀与研究。可是这个研究也凸显了当时在结构功能论所主导的传统民族志里，女性的活动很少被描述，同时占学院主导地位的男性人类学家，也忽略了性别方面的民族志资料。因而女性研究的兴起吸引了很多女性人类学家加入，逐渐发展处不同于上述萨克斯的马克思理论解释。接着便发展出了奥特纳及罗萨尔多的普遍性象征结构，她们认为女性不平等是文化上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后续有一系列的作品对她们的研究构成了挑战。哈里斯（Olivia Harris, 1980）由南美玻利维亚莱弥士人的研究提出了反驳，在个别的社会里，男女对立的象征是否重要？古德尔（Jane C. Goodale, 1980）所研究的新几内亚考隆人几乎忽略了男/女象征本身。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 1980）在新几内亚哈根人的研究也对普遍性象征结构做了进一步批评，认为这种“相应一致性”的象征秩序是西方的观念。

最亮眼的批判还是来自马克思理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 1978）基于恩格斯理论所作的反驳便是其中的代表，她认为要反驳奥特纳和罗萨尔多所提男女不平等是文化上的普遍现象，就是去证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平等的。类似的批评，更具体表现在西尔伯布拉特（Irene Silverblatt,1987）的研究上，这个研究不仅突显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及统治者如何利用两性象征来合法化其统治，更突显了当地女性也利用类似的象征来对抗统治者的剥削，从而具体呈现了过去女性人类学研究的盲点，忽略被研究对象早已经纳入更大政治经济体系里的严重性。西尔伯布拉特的研究也使性别研究有了明显的转变：它不仅是由整个社会的象征体系运作来了解，同时，必须与更大的政治经济体系或条件相结合。

那么女性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研究有何不同？斯特拉于1981年发表的文章解构了从1960年代末期以降蓬勃发展的女性研究。此后，女性研究及女性人类学的名词逐渐被性别研究（gender study）或性别人类学所取代。在这个时期的研究分别有性别与亲属，性别与国族主义，性别已然无法成为一独立分支，必须跟更多其他现象结合在一起，甚至必须深入文化的深层，以及更广泛地结合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看出其角色与意义。（黄应贵，2010: 148）

1980年代以来的性别研究理论学派不断推陈出新，其中对人类学最有影响力的则是从展演角度切入所开展的研究。如摩尔（Henrietta L. Moore, 1999）所带领的《玩火的人：东非与南非的性别、生殖力与转换》，突显出性别是关键性的结构性原则，更是象征体系与宇宙观的基本隐喻。而岑格（Anna L. Tsing, 1993）的《钻石女王的领域：一个不在正路上之地方的边陲性》则在展演及论述的主要分析外，还带入了实践理论的观点，即探讨了日常生活实践。不过，岑格的研究还未能挑战既有理论的资本主义文化偏见，这还需回到摩尔所带领的展演理论研究做进一步反思。综上，黄应贵在本章末尾写道：结合展演与实践理论的探讨，不仅让我们注意到“展演”的重要性，而使性别研究具有类似亲属一样重要地位之可能，也开始与文化区的特性结合，更透露出人类学知识一直在寻求新综合性切入点的企图。

三、对当下研究的切入点的思考

基于本书内容，展演论和实践论成为性别人类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因而我认为性别人类学的研究可以以地方性的文化象征体系为基础，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平等的结构性安排，并通过探讨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来反思并揭示女性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平的遭遇，从而提出一些政策性的意见与建议。至于我们可以结合哪些新的综合性切入点，这需要我们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去思考。文中很明显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女性研究的发展的推动，在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也提到女性解放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因为基本上只有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今后的解放理论。而她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并非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论述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譬如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也被称为再生产劳动，解决这种“再生产劳动的分配问题”的方式有公共化选项、市场化选项和“亚洲型解决方式”三种方式，但是具体来看，每个社会又有不同的困境、应对措施和新的潜在问题，在此先不展开。因此，我认为在性别人类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是很重要且很有帮助的，而对于女权主义内部的各种流派与取向，人类学的性别研究是不是应该不要这么分流？我觉得如果按照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流派来做人类学的研究会显得很孤立和片面。性别人类学的研究应当将性别议题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量，尤其离不开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背景。

至于现实，我们可以做的研究议题其实十分丰富和多样，重点在于我们可以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改变哪些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在《天空的另一半》中，作者讲述了他们所参与的非政府组织解救、援助女性发展的个案，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教育和赋权训练，我想这为性别人类学的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些参考答案。除此之外，更为艰难的事情是我们该如何为女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譬如就业歧视、照料劳动、性侵害、家庭暴力、单身妈妈等一系列女性的日常生活遭遇，该如何得到正视和保障？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人类学又该从理论走向行动？我所观察到的路径有：借由研究成果不断地表达和发声，让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发生转变；参与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行动计划；社会运动浪潮，比如Me Too，有此决心的人会在运动中影响更多的人。这些路径不是单一的，而且相互交织的，每个人都有多重角色，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有的人是接受了理论教育而获得启发，有的人是在行动中获得启发，这两种人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一些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更别说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纠结了，从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各做各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这一小块天地里做出了改变，这当然是积极的，我也很认可他们的成就，但是这如何形成一股朝向同一方向的力量呢？亦或是我们不必追求一股力量，而是多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就像这弥漫的权力一般，抵抗它从微观政治做起？

结语

在本文中，我基于《反景入深林》的阅读，梳理了性别人类学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起到90年代的发展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摩尔带领的展演论研究与岑格带入日常生活实践探讨的研究。进而，我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类学的性别研究的启蒙和重要性。在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那里，他们的理论流派与社会实践有着多层次的发展，而性别人类学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将实际问题化约为理论流派的阵营问题，也不应将具体的人化约为立场取向问题，应当从本土化的文化象征体系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困境中入手，再将其与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结合起来，去揭示日常遭遇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社会结构形式，去倾听正在遭遇不平等的人们的声音，利用我们的学术智识将其转化为更广泛的声音，而不是描写一个无用的真相，这是人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黄应贵. 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薛梅译.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3][美]尼克拉斯•D.克里斯多夫，雪莉•邓恩著.吴茵茵译. 天空的另一半[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