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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造假、吸毒、厌女、制造伪科学、支持法西斯？你所不知道的弗洛伊德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08-28 10:28:18

在很多人眼中，弗洛伊德是一位经典心理学大师，真正的学术明星。

一个合格的文艺青年，能随口扯上几句“潜意识”、“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是必备的素养。较为资深的文艺青年还会用 “压抑/升华”、“力比多”、“生存/死亡本能”、“弑父”等弗洛伊德的术语，对文学和电影侃侃而谈。弗洛伊德式的词汇和分析充斥在许多通俗心理学读物之中。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建构一个人物的精神世界，是许多创作者的必备技能。弗洛伊德的理论，早已成为了许多作者撰写作品和观众解读作品的金规玉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然而，法国作家米歇尔·翁福雷透过《一个偶像的黄昏》一书告诉我们，上述形象是加了“滤镜”的效果，弗洛伊德真实的形象，很可能令人跌破眼镜。

翁福雷以尼采式的方式，撰写了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传记，给弗洛伊德进行了全面“祛魅”，揭开了弗洛伊德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如今该如何看待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为此，我们采访了《一个偶像的黄昏》的译者王甦，与她聊了聊弗洛伊德和他的理论。

撰文 | 徐悦东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欢迎关注。

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被许多人批评，认为其有着泛性论的倾向。女性主义者也往往吐槽，弗洛伊德的理论太过大男子主义，女性才没有所谓的“阳具羡妒”。但这不影响弗洛伊德的权威和名气——毕竟他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鼻祖。经过赖希、荣格、拉康，甚至弗洛姆，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完善和丰富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影响了马尔库塞，进而影响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和平权运动。其中，性解放的遗产仍惠存至今，我们似乎要感谢弗洛伊德这位先知。

不过，实际上，弗洛伊德为了营造自己的传奇形象，曾一度销毁和删改了许多信件。弗洛伊德的信奉者曾封存了大量档案资料——其中有一些甚至直到2057年才能被解禁。翁福雷通过研究这些已曝光的信件，在《一个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得出了“足以颠覆弗洛伊德形象”的结论。

《一个偶像的黄昏》，[法]米歇尔·翁福雷著，王甦译，甲骨文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

与许多现代心理学家的观点一样，翁福雷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离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还较远。事实上，精神分析学从来就没有治愈过弗洛伊德所宣传的那五个经典案例（小汉斯、“鼠人”、“狼人”、施雷伯法官和少女多拉），反而还加重了其中一些人的病情。弗洛伊德曾篡改试验结果、虚构病人、以子虚乌有的临床案例得出所谓的结论，并销毁自己做假的证据。

此外，弗洛伊德并不完全使用精神分析来治疗病人，他还使用可卡因、电疗法、催眠术、按手礼以及骇人听闻的冷却导管疗法。其中很多疗法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弗洛伊德曾抄袭别人的研究，写出《论可卡因》，大力推荐可卡因疗法，由此自己还沾染了这种毒品。后来，可卡因骗局被揭穿之后，他便开始毁灭证据，《论可卡因》就从他的著作表中消失了。

翁福雷指出，这只是弗洛伊德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的其中一面，他是一个秉持机会主义的抄袭者。弗洛伊德借鉴了众多如今默默无名作者的论点，却把他们的观点说成是自己的。尼采是一位弗洛伊德“抄袭”过的最有名的作者。其实，学习过哲学的人都会感受到尼采的思想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某种相似性。翁福雷也发现，有证据表明弗洛伊德看过尼采和叔本华，他们的作品对他影响至深。不过，弗洛伊德对此死不承认，还曾恶语中伤尼采，损害尼采的信誉，象征性地“杀死他”。翁福雷认为，弗洛伊德撇清他与哲学的关系，是为了将自己的理论包装成科学——他曾为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没颁发给他而非常不满。

在翁福雷看来，精神分析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隶属文学心理学的学科。他通过梳理弗洛伊德的成长历程，发现精神分析正是源自弗洛伊德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认为，这套理论仅为理解弗洛伊德一个人而量身定做，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虚构了一个世界来存放自己的幻想：比如，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只不过是弗洛伊德个人的儿时愿望——他在童年时期希望能看他母亲的裸体——他将只属于自己的话语和乱伦倾向，断然地扩展到了全人类。

在政治上，弗洛伊德是保守派。他支持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陶尔斐斯，更为墨索里尼唱赞歌。因为第三帝国驱逐犹太人，他才对纳粹没有好话，不过，他依然支持他的精神分析协会与纳粹政权合作。海德格尔为他支持过纳粹而饱受争议至今，但弗洛伊德支持过法西斯的表态却很少能引起当代人的注意。在文化方面，弗洛伊德批判性解放运动，他宣扬手淫有害论、恐同言论和厌女思想。他跟我们想象的那位温和开明的犹太人形象可能并不相符。

墨索里尼

既然如此，为什么弗洛伊德能有今天这样的开明形象？他的理论为何总能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先声？翁福雷总结指出，首先，弗洛伊德让性首次堂堂正正地进入了西方思想的视野。可以想想，在保守的20世纪初，他研究性怪癖、自慰、女人的性高潮，却不带任何价值判断或道德度量。这必然能产生极大的反响。

其次，弗洛伊德模仿天主教廷，建立了秘密委员会，这是精神分析协会的前身，促使精神分析很快在全球传播了起来。再次，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宗教般的传奇模式。精神分析学说成为了一种能回答所有问题的世界观，而弗洛伊德就是“教宗”，精神分析协会是“宗教评议会”（他们也不断神化弗洛伊德）。恰巧，弗洛伊德还碰上了西方虚无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他摇身一变成了一战后虚无主义现代性的楷模——尽管弗洛伊德自己不这样认为。

更重要的是，在“二战”后，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68风暴”后得到了关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当代人在接触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时会误读弗洛伊德——认为他是个左翼的解放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赖希，是“洗白”弗洛伊德的主力之一。不过，赖希却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保守的精神分析协会所驱逐。马尔库塞正是受赖希的影响，写出了大名鼎鼎的《爱欲与文明》，继而引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思想炸弹”。

不过，翁福雷也承认，在某种阴差阳错之下，精神分析在社会解放中仍有它的历史地位，他在书里并不主张一棒子打倒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翁福雷的“祛魅”并不是为了攻击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精神分客观上的历史贡献也不应被抹去。翁福雷提醒我们，每一种思想的流变都是复杂的，每一种思想资源在相应的社会情境下，所起到的作用充满着许多历史的偶然，而这也许是我们未曾注意到的。

1 翁福雷的哲学立场，

为何使得他起底弗洛伊德？

新京报：首先，想请你谈谈作者米歇尔·翁福雷。国内的读者可能对他知之甚少。介绍里说他是享乐主义的创始人。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下翁福雷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在法国的地位吗？

王甦：米歇尔·翁福雷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和散文作家，他在媒体上很活跃，也很多产，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一百多本著作。他曾是一名高中哲学教师。因不满法国教育局规定的哲学教授内容和方式，他于2002年时辞职且随后建立了卡昂人民大学。

据说，翁福雷成立卡昂人民大学乃是因为他被2002年总统大选中，玛丽·勒庞能够成功进入第二轮候选人名单所震惊，因而感到公共教育深深的迫切性。他期望以自由和免费的教育和哲学，来对抗国民阵线党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大学教课内容和哲学学科的习惯教授方法不同，他会在开设的课程和研讨会上着重讲解哲学史或经典哲学内容。他批评传统哲学课容易只重总结和引用，却缺乏思考。因此，他的著作和课程都更加强调让大家读懂哲学家，而不只是重复他们的话语。

玛丽·勒庞

这点在《一个偶像的黄昏：弗洛伊德的谎言》这本书里体现得也很明显。这本书的重点不是放在讲解弗洛伊德的理论，或用哲学方法去支持或反对他的理论，而是另辟蹊径，翁福雷从弗洛伊德的私人信件入手，从弗洛伊德这个人出发（或者说从他的“私人”一面出发），去重新看待他的哲学论点和论据（即作者对外的公开理论）。这就将哲学文本与作者个人特征结合了起来。这样的分析角度与翁福雷对法国哲学界传统学风的批判和反思不无关系。

这种对哲学的政治观点也影响到翁福雷作品的其他方面。比如，翁福雷的作品几乎没有所谓的“专业书籍”，往往是结合了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的、带有普及特征的文本。翁福雷的语言平实易懂，很少有艰深晦涩的专业词汇。他不是哲学研究者，他更多是将哲学当作工具，来指导大众去理解当下的现实，和启发人们如何超越现实。

撇开翁福雷写作的政治意图，他本身的哲学立场受尼采、美特利和昔兰尼学派创始人阿瑞斯提普斯比较大。这三个哲学家里，尼采是在中国被介绍得最多的。翁福雷在反对基督教和西方传统道德论时，很多时候走的是尼采的进路。尼采是翁福雷十分推崇的哲学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对他有所借鉴。美特利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瑞斯提普斯则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属于一位以享乐著称的古希腊哲学家，秉持的是享乐主义。在宣扬享乐主义的时候，则以阿瑞斯提普斯为鼻祖，且进而宣称自己也是“后无政府主义”。

新京报：翁福雷的哲学立场，如何在《一个偶像的黄昏》里体现出来？

王甦：就《一个偶像的黄昏：弗洛伊德的谎言》这本书而言，一开篇，翁福雷便引用了尼采在《善恶的彼岸》里的一段嘲笑哲学家的话。他的整本书秉承的也是这段引文的精神，即批判将自我偏见当作“真理”的所谓“哲学家”——就此书而言就是弗洛伊德。而后，他在献词部分，又将这本书献给了“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即一位犬儒学派代表人物。这表明他这部作品的内容将不受习俗和规定限制，带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特色。

那么这本书是如何不拘一格、玩世不恭的呢？我们看看目录里陈列的论点便能感受一二：“精神分析拒绝哲学，但它却正是一门哲学。精神分析不属于科学，而是哲学自传。精神分析不是科学连续体，而是存在的七拼八凑。精神分析术属于魔法思维。精神分析并非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保守主义的。”无论哪句，都足以颠覆弗洛伊德在大众心目中的伟大哲学家形象。因为翁福雷每句话都在论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毫无科学依据，他的文本全是基于个人经历和欲望的哲学自传。

弗洛伊德

翁福雷认为，弗洛伊德从根本上是一个造假者，尽管声称自己是科学家但却书写的是自己的主观臆断和乱伦激情。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的躺椅塑造成了一个美丽传奇，为了掩盖分析方法的失败而篡改临床结果。他在忽视理性的同时使用象征手法崇高化魔法因果，他的著作里没有支持性解放的材料，却能找出很多支持厌女主义、男权主义和恐同主义的本体论论点……翁福雷用一本书做了“一个有关弗洛伊德、有关弗洛伊德主义和有关精神分析学的尼采式历史”。这点从书名“一个偶像的黄昏”中也能看出（呼应了尼采的著作《偶像的黄昏》）。

2 对于弗洛伊德这样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者，

我们的正确态度是“批判地继承”

新京报：翁福雷认为，弗洛伊德在今天之所以那么成功，第一是因为他把性引入西方思想的视野。第二是因为他将门徒等级化，组织秘密委员会。第三是精神分析有一套宗教的传奇模式。第四是西方的20世纪正好是虚无主义的世纪。第五是因为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68风暴”后获得了关注。你怎么看待翁福雷的这个观点？

王甦：翁福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带有他自身的哲学立场。法国知识界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也并非翁福雷一人。2005年曾经出版过一本叫《精神分析黑皮书》（Le Livre noir de la psychanalyse）的集体著作，汇集了四十多篇来自不同国家和领域的研究者的文章，批判精神分析学说和实践。主要讨论的是精神分析的神话性质、治疗案例作假、伪造分析数据和精神分析是否有伦理问题等。

这本书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激起了一些精神分析学者的强烈反击。双方一度在媒体上激烈论战。次年，一本名叫《反精神分析黑皮书》（Anti-livre noir de la psychanalyse）的集体论文集出版，尽管它是一次反行为认知疗法研讨会的成果，但依然被其主编认为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对精神分析的解读方法。

新京报：有人说，现代心理学已经抛弃了精神分析。据你观察，精神分析在欧美各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当下该如何看待弗洛伊德和他所发明的精神分析？

王甦：当代，精神分析学已经式微，弗洛伊德的学说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过时的和有问题的。在法国，精神分析的从业者不过5000-6000人，但是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师的从业人数都是至少以万计。而且，精神分析始终未被法兰西学院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承认为独立学科。这些都能反映出精神分析学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有限。

而且精神分析自出现，在这近一百年时间里已经呈现出很多不同面貌，得到了不同阐释。比如拉康从语言学出发重新解释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反对强调自我意识的美国式的精神分析学派。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其本身多么完美无瑕，而是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思考方向，得到了批判继承，后人因此发展出了很多新东西。

拉康

就此而言，与其把翁福雷对弗洛伊德的批判看作是锱铢必较地讨论一个一百年前的人物的思想，不如看成是他以此警示世人不要再次创立出类似精神分析教条的“伪科学、真宗教”。对于弗洛伊德这样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重大影响的学者，批判地继承才是正确态度。因此翁福雷警示的是不批判、光靠听名气就全盘继承的非思辨态度，他提倡将思想家的作品同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立场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思考局限性，避免盲目崇拜。

阅读弗洛伊德给了人们一个堂而皇之谈性的理由，是弗洛伊德如此吸引人的原因。

新京报：想谈谈弗洛伊德在中国的接受史。在中国，弗洛伊德仿佛就是“西潮东渐”、思想解放中的灯塔式人物。“五四”时期，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弗洛伊德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引起热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弗洛伊德和尼采一道成为备受中国人追捧的西方思想家。因为弗洛伊德所讨论的劲爆话题——性、解梦、无意识——让他的书成了盗版书摊上的流行读物。就像在八十年代的电影《顽主》里，社会青年张嘴就是弗洛伊德。你怎么看待弗洛伊德在中国的接受史？弗洛伊德在中国为何会以这种面貌特征出现？

王甦：《精神分析引论》早在20世纪初便被翻译到了中国，当时中国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接受态度，几乎是带有崇拜的全盘接受，缺乏批判。将弗洛伊德推介到中国的“五四”时期的译者们，尽管对弗洛伊德理论中科学和神秘成分夹杂这点有所察觉，但着重强调的还是此学说非迷信，是真科学。

据林基成先生研究，如果说精神分析理论包含三部分：作为一种检查心理的方法——自由联想法；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作为一种以无意识、压抑、冲突等概念为基础的关于身体的学说，那么中国学术界对弗洛伊德的热衷与兴趣主要也是在第三部分——也是弗洛伊德理论里假说成分最重、最缺乏科学成分的部分（林基成，《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的传播：1914-1925》, 1990）。弗洛伊德对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文学艺术领域，不少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都开始把精神分析学说作为分析依据或创作灵感。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这期间由于左翼文学的兴起和反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而有所中断。

“文革”之后，弗洛伊德学说再次受到关注。首先，它在文学领域继续发挥重要影响。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当代论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文章大都产生于文学领域。其次，比起“五四”时期，弗洛伊德理论的临床心理学价值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更多关注。只是时过境迁，对弗洛伊德治疗理论的批判文论也被随后介绍到中国，让中国心理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接受保持了一定距离。因此，我们通常感觉“弗洛伊德热”或者说弗洛伊德引发的震撼，实际上很可能是与第三点有关，即与其性学理论有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性学研究刚刚起步，社会对“性”依然讳莫如深。可想而知，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和对待性的态度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上世纪八十年代热衷于反思历史上的压抑经验，知识界、尤其是文艺界引领了一股崇尚“性解放”的思潮。对弗洛伊德的重新译介可谓是恰逢其时。弗洛伊德笔下的艰深名词，带着异国的哲学味儿，夹杂着人们对新时代“性解放”的憧憬和想象，似乎为生活和文化创作都开辟了一个新空间。

阅读弗洛伊德和运用精神分析概念进行文艺作品分析或创作，一时间成为了潮流。其影响之大，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人一谈弗洛伊德，马上想到的便是他的性欲理论。弗洛伊德本人的身份（犹太人）和政治立场、甚至是精神分析在认识论和治疗方面的理论，对这些方面的考察似乎都被淹没在了对他的性欲理论的讨论里，不见踪影。无论是出于严谨科研，还是出于猎奇，阅读弗洛伊德给了人们一个堂而皇之谈性的理由。这种夹杂着羞耻感和“科学”崇高感的体验，对一般人而言无可否认地极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