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军旅生涯回忆录》之十一
《我的军旅生涯回忆录》
著者：沈云来
八、1951年-1952年在宁波的日子
一九五一年早春二月，我们的队伍经过连续几天的长途跋涉，途经黄岩、临海、三门、宁海、奉化五个县城，来到了宁波北的槐树路的驻地住了下来。我在宁波进进出出住了两年多。在这期间主要经历了如下的事情：
1）去看望了湘湖师范的六位师生。他们是冯马兴和骆公望先生，他俩调入到宁波中学任教。我在湘湖师范的同班同学何珍、蒋功成、黄哲民、陈宗英，他们先于我离开母校，于一九四九年二月秘密跑去浙东游击纵队参加了革命。其中的蒋功成还是和我睡同一张叠床的。他睡在下铺，他去浙东游击纵队参加革命时，遗弃的铺盖是我留下来使用的。后来我去朝鲜提干后收入增多了，他写信来告诉我要结婚缺钱用向我求助。我寄给他二十元钱，以帮助他解决燃眉之急。
2）沈子堂是我的堂弟，一九四八年暑假期间，我带领本族人沈月夫、照根、杜康及子堂，到绍兴去考中学。后来，子堂读了几年后就辍学到沙地去教书。一九五一年的夏天，他来信要我介绍他参加解放军，我帮他办成了这件大事。于是，他先到我们文工队过渡了一段时间，后来他被分配到连队去工作。
3）一九五一年秋，家父生病，我请假专程回家看望父母一次。这也是我参加解放军后唯一的一次探亲。后来在志愿军里，也请过一次探亲假。那是六年以后的事情了。
4）在宁波我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赵文浩和应碧泉。后者是在宁海入伍的。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政治条件可靠的人。其实我的父母也是标准的劳动人民，只是因为田地多，在农忙时节需雇短工收割和抢种，这就被看作是剥削阶级了。说起来真是有点冤枉的。
5）在宁波期间，我和文工队的队员一起，我背着大鼓伴着小鼓的鼓点声，在大街上敲打着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另外，我师还在宁波体育中心举办了田径运动会。我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参加了跳高比赛。
6）在宁波我有机会练习钢琴，拉手风琴。这些都是新的开始。由于无人指导练琴，我只能凭着一本自学手册，自学勤练。对我来说，无师也能自通。这为我以后的多乐器演奏打下了基础。在我们文工队的乐队中，真正能够做到“一专多能”的队员实在是太稀少了。
7）在宁波期间，我的右脚底部有鸡眼产生，影响到了走路。于是，我请助理军医徐建发给我做了切除小手术。彻底消除了脚底的疼痛。这也为以后的长途行军割除了后患。
8）我们的部队如滚雪球那样，每到一地都会有人参军入伍。在宁波这个城市里，新参加我们文工队的，就有厉万里、王剑华、崔水泉、郭重光、朱庆余等人。有的只过短时间考察后，很快就调去连队。在与子堂同一个新兵班的人当中，在军事上发展最快、晋升最高的是厉万里。他后来担任过军级职务，任南京军区气象学院的副院长。我们文工队的老战友，在钱平凡的组织下去南京作第二次大聚会，大家住在气象学院的招待所里，吃、住、行均依靠厉万里老战友的安排。一切费用均由学院负担。我们大家不必花费。后来，我们获悉消息，说是厉万里犯了错误，受到了处分。我们担忧，这是否与我们老战友聚会的开销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是害了老战友厉万里了吗？
我在宁波还结了好几位知心朋友，一直到现在，我们之间还保存着联系。如崔水泉、王剑华。其余的几位老战友都早已谢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