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厌女到谋杀
在跨文化背景下，日常的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杀害
1989年的蒙特利尔大屠杀中，马克·勒皮因命令男人们离开房间，并声称自己是在“与女权主义作斗争”，之后他杀害了14名女性。在那之后，简·卡普提和戴安娜·罗素创造了“女性谋杀”一词来描述杀害女性的行为。 最初的定义强调femi-cide只是包括从强奸和性虐待到强制绝育在内的对妇女的许多暴力形式。然而，杀害妇女罪不仅与对妇女的其他形式的直接暴力有关，而且还与日常的厌女行为有关，这些行为造成了性别歧视的文化，贬低了妇女及其生活，这些日常的性别歧视行为往往被忽视或最小化，以至于它们与大规模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起来，日常生活中的厌女症和杀女症之间的矛盾在很多大众和媒体的讨论中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有助于将基于性别的谋杀错误地描述为简单的杀戮，里面没有包含歧视妇女的成分，这使得很难解决这种暴力的根源；其次，当性别歧视的“小”事件发生时，他们更容易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无害的。
以下两个案例表示尽管在规模和持续时间等因素上存在差异，但墨西哥和美国的这些性别犯罪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日常的性别歧视行为和杀女人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
自1993年初以来，超过500名墨西哥妇女在奇瓦瓦州的华雷斯工业边境城市被杀害，大多数受害者是贫穷或工薪阶层的女孩和年轻妇女，他们的尸体在偏远地区被发现，往往带有性虐待和其他身体暴力的迹象，虽然已经逮捕了几名与谋杀案有关的人，但犯罪活动仍在继续，当局无力解决由于无能和腐败造成的暴力事件，使得华雷斯成为一个对女性来说极其危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女性价值不被认可，华雷斯妇女的生命使谋杀得以继续而不受惩罚。（从高跟鞋到裹得严严的身体:墨西哥出口加工业生产下的性别意义） 大量受害者受雇于华雷斯的美墨联营工厂，外资装配厂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力量，Maquila- doras主要寻找女性雇员，因为她们需要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易于培训，不太可能对工作环境提出投诉，对“有可塑性的职业女性”的刻板印象形成了美墨联营工厂雇佣女性的政策，正是这种女性特质让她们变得温顺，更易于从事需要高度灵巧的工作，而对男性员工的要求则远低于女性员工。
通常情况下，美墨联营工厂的工人和求职者都会怀孕，员工会经过测试和长时间的询问有关职业地位和个人计划的问题，因为老板喜欢年轻的单身女性，她们比较不会因为家庭责任而耽误工作。美墨联营工厂的模式是建立在其工人是不合格的概念上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大多数女性在这个行业工作的时间不可能超过几年，她们的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怀孕和结婚的限制，以及缺乏与孩子相处的空间，使得这些女性的现实生活经常与雇主的期望相冲突，因此离职率很高。然而，工厂劳动力供应是充足的，而且，员工在意识到这种工作竞争，当工作过度时，美墨联营工厂的工人往往不愿发言，并且会不遗余力地隐瞒怀孕，寻找替代的儿童保育安排。（联邦反怀孕歧视法是在2003年才通过的，它的执行是宽松的，特别是在美墨联营工厂部门。）
梅丽莎·赖特将马奎拉多拉环境下对女性价值的漠视与谋杀中隐含的对女性生命的贬低联系起来，她认为这样高的入职离职流动率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企业中，女性的劳动力比女性本身更受重视，只要工厂生产商品的成本低，效率高，厂主就不会关心谁在生产。正如赖特解释的那样，“人员流动本身……不一定是浪费” ，但是在转化为工业废料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马奎拉多拉工人是一次性的，总是可以替换的，妇女的基本人权，如隐私权，可能会受到侵犯，因为如果她抗拒这种侵犯，就会有另一名渴望和准备取代她的工人。
妇女的可处置性，更具体地说，她们身体所遭到的侵害，在谋杀和马奎拉多拉的工作中都是常见的。尽管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作出了努力，但谋杀仍在继续，而暴力的性别基础往往被忽视。在juarez已经很高的犯罪率——其中大部分与毒品交易有关——近年来不断上升，使得在媒体和政治报道中很难区分基于性别的谋杀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谋杀。
卡普提和拉塞尔认为，“伊泽尼不仅煽动对妇女的暴力，而且还歪曲了对此类犯罪的新闻报道。”警察、媒体和公众对针对有色人种妇女、贫困妇女、女同性恋者、妓女和女性吸毒者的犯罪行为的反应尤其糟糕——通常是apa(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充斥着带有贬义的刻板印象和对受害者的指责。
围绕华雷斯女性谋杀案的讨论遵循这样的模式:深色皮肤、工薪阶层的女性受害者在墨西哥国家媒体中很少受到关注，而当她们受到关注时，往往被指责为“放荡”，似乎他们的道德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的死亡可以接受。
奇瓦瓦州的一名检察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建议:实施宵禁来阻止谋杀，因为这会让“好人”在晚上8点远离街道——这意味着所谓的“放荡女人”的生命是可以牺牲的。现任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on)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守口如瓶，同时把考虑周到的精力(以及几次华雷斯之行)投入到与毒品有关的暴力活动中,2005年，他的前任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指责媒体大肆渲染罪行，他声称这些罪行已经得到解决，不再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还否认自己的行为与联营工厂谋杀女性没有任何关联。
与此同时，在2009年的夏天，乔治·索迪尼在匹兹堡的一个女子健美操课上开枪，造成3名妇女死亡，9人受伤，随后自杀。这些受害者跟Sodini并不认识，Sodini在博客上透露了他的犯罪意图，还包括了一些对女性的歧视(ho这个词很明显)，多年来，Sodini的求爱一直被女人拒绝，他声称“三千万女人”拒绝了他，而且没有发生过性行为，几十年来，他决定报复。
在这起案件中，主流媒体，包括Associ- ated Press和New York Times，以及地方当局迅速认识到谋杀的性别性质。“那么——迪尼，”阿勒格尼县警察局的一名成员说，“他内心充满了仇恨，他一心一意地要做这件事，枪手选择了有氧运动课程，仅仅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女性。” 在华雷斯的妇女事件中，我们经常会对受害者进行指责，但在叙述中却惊人地缺乏这种谴责，索迪尼的受害者都是白人和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做任何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在那种环境下锻炼，是在遵循传统女性的做法。
媒体报道的数量，包括被谋杀妇女的照片，与当地日报《华雷斯之北》上很少提到的华雷斯谋杀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许多方面，围绕着匹兹堡的femicides的论述成功地克服了Caputi和Russell（简·卡普提和戴安娜·罗素）提出的挑战，并在不招致贬低或指责受害者的情况下，明确指出了暴力的性别基础。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对女性的仇恨,使得我们很难相信女人不会再被杀害,在“乔治·索迪尼”的案例中，会发现他的罪行与所谓的“PUA"(pick up artist)文化之间，有一种特别深刻的关联,通过据说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技巧来增加男人对女人的性和浪漫的征服。
PUA从字面上看，是搭讪艺术家，从简单的搭讪扩展到整个两性交往流程，发展主要涉及：搭讪（初识）、吸引（互动）、建立联系，升级关系、直到发生亲密接触并确定两性关系。但实际上PUA是一种通过受过系统化学习、实践和不断自我完善情商包装自己，一些外国犯罪团伙则利用所谓的学英语或者外国男朋友充门面的心态，诱使异性与之交往，通过对异性诱骗洗脑，欺骗异性感情，达到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尼尔·施特劳斯的畅销书《游戏》和在VH1电视台连续两季播出的真人秀节目《pick up artist》(2007-2008)的出版，他的成长获得了很多关注;这也是威尔·史密斯电影《全民情敌》的灵感来源，在索迪尼谋杀案的余波中，一些民间艺术团体的成员写道，如果索迪尼遵循他们的诱惑规则，他就不会有导致疯狂枪击的性挫折:
如果sodini学会了这个游戏，他就能找到另一个女人，然后在他的前任甩了他之后和她上床，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不会沉浸在愤怒中，被自己的蓝色小球压得喘不过气来，梦想着复仇，这个游戏本来可以救被苏迪尼害死的女人的命。 这种说法的基础是两个有问题的假设:
首先，对缺乏女性关注的失望;第二，女性是高度可操纵的——事实上，她们应该被男性化以满足男性的欲望。
pick up artist看似是一种无害的方法,但它也是日益突出的亚文化的一部分,“搭讪艺术家”大卫·迪安杰洛(David DeAngelo)说，他们的目标是和“任何女人”交谈;另一位名叫迈克·皮林斯基(Mike Pilinski)的读者在他广受欢迎的电子书《她是你的》(She 's Yours For the Taking)的标题中建议，他的读者可以对他们渴望的女人提出专有的要求。
随着媒体对“搭讪艺术家”及其技巧的关注不断增加，在某些领域，他们对待女性的方式也引发了愤怒。然而，外国主流媒体认为，泡妞艺术是无害的，充其量只会让那些在社交方面表现不佳的男人在与异性交往中占得上风。
《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这样写道:“你可能不喜欢尼尔·施特劳斯(Neil Strauss)的新书《游戏》(The Game)，但他是男性寻找女性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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