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梦珂》中的梦珂的“出走”

在五四时代，“出走”是个体意识觉醒的标志动作。“觉醒”是一个具有瞬间意味的动词。对于娜拉来说，家庭和自我是一对二元对立的关系，在她过去的生活里她永远作为父亲和丈夫的附属品存在，父亲和丈夫也是家庭化身，她与家庭融合地太紧密，如果需要重新认识个体价值，必须要走出那道作为界限的门，“关门”所象征着的“出走”则成为娜拉觉醒的开始。

从空间来看，梦珂“出走”了两次：一次是从学校退学，投奔姑妈；一次是从姑妈家出走，自寻生路。如若与《伤逝》《玩偶之家》对比，梦珂的“出走”算的上是惊骇的，梦珂离开的是一个外表看起来相当“新式”的生活。在一个没有旧式观念的上海家庭里，梦珂却能够清晰地反思新式恋爱里的女性处境，意识到“新式恋爱，如若只为了金钱，名位，不也是一样吗？并且还是自己出卖自己，不好横赖父母了。”

一代反叛的新式青年“出走”，向旧时代挥手告别，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则是新式恋爱中产生的悲剧，两人看似冲破了旧式家庭，子君的家庭地位本质上又回到了旧式妇女的处境，精神和生活都成为了涓生的依附，生活只剩下厨房、庭院和丈夫。一个理想化的“自由恋爱”不能简单地代替女性的独立意识。子君的命运实际上说明，女性如果仅仅依靠两性关系来确立自己的主体，即便自主选择的婚姻也会沦为附庸，正如波伏瓦所总结的：“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

而梦珂恰恰能看到表嫂那新式婚姻的惨淡，她竟能说出：“新式恋爱，如若只为了金钱，名位，不也是一样吗？并且还是自己出卖自己，不好横赖给父母了。”在自己的思考中也竟然想出“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

梦珂也不那样爱好物质上的时髦生活，对于梦珂来说，时尚就像那“窄小的袍缘”，在她走路时时时绊住她的脚背。物质的优越与否，在梦珂看来是完全不足为道的。上海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对一个从乡下来的女孩子是极强的诱惑，回想起“精致的装饰，漂亮的面孔，以及快乐的笑容”都带着“像喝醉酒那样来领略这些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 在一个相似的夜晚，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流连于“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决定留在姑妈家“鬼气森森的世界”，微笑着想“看看也好”。可梦珂在这“又香又软的新床上”却回忆起了“自己那些勉强装出来的样子”，竟然“不觉羞惭得把眼皮也湿润了”。

幼时梦珂喜爱躲在岩洞里看书，后来在姑妈家则常在自己的房间中画画、看风景、写日记，她能够自觉地为自己划分出一块空间，从纷乱的世界中回归自己的本真，不至于轻易被花花世界裹挟。

在对爱情的认识上，梦珂也呈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梦珂曾对澹明和晓淞抱有真诚的态度，并对晓淞起了爱慕之情，梦珂对晓淞两情相悦的想象正是新式恋爱的理想。但两人对梦珂的欣赏却常常只停留在对外表的凝视之中，甚至连下棋都是为了肌肤之亲，两人接近梦珂，在想象中把她当成一个幼稚的妹妹来追求，或像澹明一样以猥亵来挑逗，或像晓淞一样假意温情，他们虽然性格各异，却都并不尊重梦珂，为自己的恋爱技巧沾沾自喜。

梦珂是单纯的，她身上流露着一种自然的天性，使她还不曾需要把自己禁锢在性别身份里，她所追求的是一种真挚的感情，她还暂时没有像莎菲女士那样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她面对来教授她画画和法文的男性没有警戒心，还未像莎菲那样识破凌吉士“自然未必欢喜白白牺牲时间去替人补课”，她更不像莎菲那样能看到甜言美语背后的情欲之火。

当梦珂发现了这些男性的轻蔑和虚伪，她撕碎了晓淞和澹明的信，也撕碎了两人的虚情假意与轻蔑侮辱。更难能可贵的是，梦珂的拒绝是自择的，而非被迫的。她有恋爱的愿望，却不能忍受自轻自贱地去迎合这种虚伪的恋爱游戏。梦珂虽然有着令众多男性垂涎的外貌，却拒绝曲意逢迎，拒绝学习杨小姐们的“对待男人的秘诀”。而作为对照面的杨小姐并不像她们所想的那样聪明，她无法知道晓淞和澹明在安抚她的同时打定主意追求梦珂，杨小姐沉沦于在两性关系中施展自己的小聪明，一系列看似为进攻的算计，她身上充满了脂粉味和刺激的颜色，她把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强势当成自己的优势，实质上却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两性关系中的附属品。

梦珂虽然隐隐约约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她有限的经验却使她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中，她为自己生活中的种矛盾找了许多“‘不得已’的理由”，她违心地赞谀杨小姐和表姐的时髦打扮，却在匀珍讥讽她新潮打扮时“觉得曾经轻视过和还不曾用过的许多装饰都是好的”；她虽然有自己对未来天马行空的想象，但她却总是被有限的经验所限制，仅是“中国的苏菲亚女士”就破灭了她一闪而过的“梦想”，只经历了一次不愉快的经历，便厌倦了学校，认为学校就是“在那些教师、同学们中周旋”，她虽然曾经想要成为英雄，却“未必能牺牲自己去做那医院看护”，她为自己所寻的出路仍是带着幻想的，签下合同成为女演员后便“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

梦珂拒绝了父亲对婚事的建议；从雅南带她去的“无政府党”里逃出；又拒绝混迹上海的交际场；拒绝了澹明和晓淞，毅然地离开姑妈家。梦珂以自己的经验，反思婚姻、恋爱、革命与潮流，从外部意志挣脱，做出自主选择，不需要任何引导者。这正是梦珂为女性提供的积极的可能性。但“觉醒”和“出走”带来了理想的破碎，“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也变得尤为尖锐。从故事的发展来说，丁玲笔下的梦珂也同样面对着这个尖锐的问题。这个结局是让人感到悲伤的，梦珂的梦想化为了泡影：去法国、成为革命家等等。这个“外省”来的女孩最后还是坠入了“纯肉感的社会”，故事以“隐忍”和欲望带来的“浅薄的快感”结束。

即便梦珂不断地探索自我的主体性，不断地避免被异化，为什么她最终又走向了物化的结局？这或许也是当时作者本人还未曾突破的迷思。如果将小说和今天的社会现实进行对照，梦珂与当今的女性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所谓的时尚、两性观念和“高、瘦、白”的审美追求，女性在商业社会中也存在着被物化、异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不来自于类似于封建大家族的外部因素，反而是女性自身常常作为同谋者存在。梦珂“出走”心路历程作为一种榜样和警示，展示出了一个女性如何努力摆脱成为附庸的危险，一种为确立自我主体积极抗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