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秘密家庭：达利，加拉和Joan/Una familia secreta: Dalí, Gala y Joan

（磨磨唧唧不学无术的我，终于翻完了这篇报道，流泪）

在艺术史上，萨尔瓦多·达利和加拉总是很受媒体关注。从1929年开始，在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他们被拍了无数张照片：无论是展览的开幕式，还是和纽约、伦敦、罗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政治、社会、文化人士的私人见面。达利和加拉喜欢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达利授权了几百家杂志，因为他认为媒体可以促进他画作的售卖。多年来，加拉收集的照片放在相册和盒子里，去世后统计出一万三千五百多张，收藏于达利剧院博物馆旁的菲格雷斯达利研究中心，达利最后的超现实之作，于1974年在此博物馆揭幕。

甚至在去世后，达利和加拉依旧出现在媒体和各种展出与新书的发布上。仿佛人们已经知道了关于这对复杂又独特的情侣的一切。但是在他们的传记中，依旧有没有提过一笔，没有拍过一张图的故事。

就比如Joan Figueras——一个与达利夫妇相伴近40年的人的故事。每一年，从四五月开始，达利与加拉就住在位于Portlligat的家，到十月十一月，他们再回到纽约——达利卖前一个夏天的作画的绝佳地点——过冬，Joan都和他们住在一起。

达利夫妇和Joan的关系开始于1948年，彼时他们刚从居住了近十年的美国回来。达利放弃了超现实主义并决定开始新阶段：宗教神秘学。而画一个圣母，即加拉，则是最好的办法。达利需要一个年幼的耶稣，那时Joan五岁，和他父亲——达利幼年时的朋友，并在达利不在期间照顾他在Portlligat的房子——在Portlligat，Joan就被选中了。他与达利夫妇度过了那个夏天和接下来的夏天，达利就在那两个夏天里画了“Portlligat的圣母”。1950年，达利确定画作的最终稿时，Joan也和他们在一起；尽管达利夫妇有着对孩子冰冷、有距离、不热情甚至讨厌孩子的名声，几个夏天来，那个热情、淘气、帅气和机灵的小男孩却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从Joan和达利夫妇住在一起开始，他就参与了他们夏日里的大型事件，还可以随意进出达利夫妇家。与他们一起吃饭，和达利在花园里玩剑客游戏或在海滩上踢足球，又或者和加拉打牌，同时利则在画画；他们三人一起出行，沐浴，在Cap de Creus海湾僻静的角落晒太阳。Joan视达利为偶像并向他学习绘画。同样也是在Portlligat达利夫妇接待了众多人物，例如Walt Disney——他送了Joan一整套棒球运动员的制服以及一个彼得潘签名的模型，当时彼得潘才刚刚被搬上大荧幕——以及皇室成员，比如Humberto de Saboya和温莎的公爵们。Joan还常常和达利夫妇去巴塞罗那，住在el Ritz并在公众场合被介绍为“教子”。

“El nen de can Dalí”

达利，加拉和Joan都已不在世，但这段不为人知的关系却留下了大量的照片，使我们得以重建这段从未超越达利夫妇家庭和周围，仅仅在Cadaqués的关系。当媒体在80年代中期曝光意大利人José Van Roy Dalí是达利和加拉的儿子时，所有在Cadaqués的人都认为，如果要说谁是达利夫妇的儿子，那肯定是Joan。的确，如果现在去Cadaqués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谁是Joan Figueras，他们肯定会说“el nen de can Dalí“，就好像Portlligat所有人都认识他。

在加拉保存在箱子里的几千张照片里，有上百张出现了Joan。大部分照片都是加拉甚至达利拍的，与平日里展现的严肃模样大相径庭，照片里每个人都很轻松愉快，总是抱着或宠爱着小Joan。五十年代，众多摄影师，Francesc Català-Roca, Melitó Casals, Juan Gyenes, Daniel Farson 和 Charles Hewitt都来为杂志、周刊和报纸拍照，并且大部分都是国际性的，但是Joan依旧没有失却这份轻松愉悦的天性。在这些照片中，如果Joan出现在达利夫妇旁，总是被标注为“画作Madona的模特”或者“Cadaqués一个渔夫的儿子“，仅此而已。

加拉从所有照片中挑选了300张，来装饰她在Portlligat的椭圆内室的门。那些照片构成了达利和加拉自己的生活与成功的拼贴画，画中展现了他们生活中艺术、社会、政治或匿名的人们。其中11张照片出现了Joan，独自一人或与达利夫妇在一起；而Cécile，加拉和第一任丈夫保尔·艾吕雅的女儿，以及她的三个孙辈，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照片里。

达利夫妇和Joan的关系也在他们大量来往的信件中有所展现，然而这些却一直被调查员所忽视。这些信件被保存在Joan Figueras的家族、达利研究中心和特殊的文件与集册中。达利夫妇写的信件有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或混杂着写，从美国、罗马或巴黎寄来。信件中明显能够看出达利夫妇与Joan十分亲近，他们告诉他他们即将到达Cadaqués，提前和他说要给他带的礼物，或者询问他他母亲给他报的法语课，因为在can Dalí里说的是法语。大部分信中，达利夫妇都说到希望Joan不要忘了他们，尤其请多给他们写信。甚至，在加拉的一封信里，她提到在她纽约的房子的梳妆台上放有一张Joan的照片，以及她和达利几乎每天都谈论到他。

达利夫妇有给Joan的计划。他们不仅希望Joan能去美国学习并在冬天和他们住在一起，但Joan的父母不同意；达利还希望能让Joan做他某些项目的主角。他在信件中向Joan、他的父母以及媒体都有解释道。从美洲回来之后，达利立刻将精力投入到一部神秘超现实电影“灵魂”的制作中，他希望Joan能够做主角。达利甚至向媒体说到：“我已经开始让Joan上表演课了。”就像达利那些年来的其他计划一样，那部电影并没有拍成，但是达利曾在不同场合宣称，电影已开拍在即，甚至说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

时光流逝，达利、加拉和Joan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16岁时，Joan开始和他父亲一起在一家油漆公司工作。他的工作使他没有很多时间与达利夫妇在一起，但是达利夫妇在Portlligat的时候，他还是几乎每天都去他们家，因此Joan几乎成为了达利夫妇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在Portlligat的绘画中心，墙上那幅一个十字架的画，不是达利，而是由Joan画的。多年来，在纸的下面都标注着Joan家里的电话，每当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打给他。“Joan过来吧。先生们想要见你。”，在Portlligat接电话的服务人员简洁地说到。

达利夫妇不喜欢Joan有女朋友，更不愿意他离开巴塞罗那，因为他们认为，Joan会定居在首都，离他们很远。而尽管Joan保证他会留在Cadaqués，那段恋情却继续下去，并且不久之后Joan就成为了父亲。在七十年代，在Figueres剧院改造成剧院+博物馆的调整期间，达利甚至多次给Joan提供机会让他做他的首席导演，但是Joan都拒绝了。

尽管有着距离，并且达利夫妇身边的秘书们不断增多的控制，Joan还是一直在他们身旁，直到1982年6月加拉去世，而达利搬到castillo de Púbol，开始了他的禁闭和隔绝。

1989年1月23日，达利去世，在Cadaqués的庆祝仪式以及Figueres的达利剧院开幕式上，Joan只坐在了后排。

没有讲述也没有公布

与陪伴了达利15年的的收集者Albert Reynolds Morse, Amanda Lear，以及他的秘书们John Peter Moore, Enrique Sabater, Robert Descharnes不一样，Joan从来没有讲述或公布过他与达利夫妇间的关系。幸运的是，还有人能够提供线索来重建这段关系：Joan以及达利的家人，在Portlligat的服务人员，学校的同学，以及Joan的朋友们，比如在Cadaqués的邻居。

Mercè Cabanes，1966年嫁给Joan，直到1999年在57岁时去世，她在家中保留了Cadaqués的信件、照片和邮件，还有由达利绘制、Joan上色的画，以及其他达利的作品。她还保存了达利和加拉从美国带给她儿子和后来两个女儿的礼物，还有Joan给她讲述的无数个他与达利夫妇间的故事。

——当达利去世时，一个法国杂志社的记者到家里来，询问Joan是否愿意讲述他的故事来得到报酬，但是Joan拒绝了。他说他欠达利夫妇太多，因为他们给予了他很多，例如他父母不会提供给他的教育。甚至还说达利给予他的情感和关爱比他父亲给的还要多。

——您觉得若是可以，Joan现在会讲述这段关系吗？

——会的，因为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大家能知道这段故事是件好事。遗憾的是这件事的主角们都已经不在世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自己来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