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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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代译序）
刘永华
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派，1929－1989年》（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一书，1990年列入《当代重要思想家》（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丛书，由英国剑桥Polity出版社刊行。该书是继美国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式》（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1976）之后， 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年鉴派的又一部力作。该书考察了1929至1989年六十年间，法国史学年鉴派创建、发展、转型的基本轨迹，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介绍、评价年鉴派学术成就的最佳入门书。
自该书刊行以来，国际史坛发生了不少变化。继年鉴派之后，在意大利兴起了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德国出现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美国学者则力倡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尽管这些史学流派并不是到90年代才出现，有的甚至可追溯至70年代（如微观史学），但近十几年以来在国际史坛日益引人注目， 对年鉴派产生不小的冲击。同时，年鉴派本身也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对其学术传统的反思，可说成了年鉴一代学人的“过关礼俗”（rite of passage），年鉴派早期的基本信条受到了质疑，1994年，年鉴杂志从原来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Annales: économique,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如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重新思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因此，有必要对近二十年来年鉴派的基本进展进行总结和评论。由于学识所限，这里主要围绕年鉴派80、90年代三个重要的文本及相关研究，对这些新进展进行初步的评论，以期指明80、90年代以来年鉴派进展的三个面向。这三个文本分别是：（1）费雷的“超越年鉴派”（1983）；（2）夏蒂埃的“作为表象的世界”（1989）；（3）雷维尔的“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1995）。
一、费雷：重新认识政治史
本文的标题“超越年鉴派”，实际上来自于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弗兰索瓦•费雷（一译傅勒，François Furet, 1927-1997）撰写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这篇文章本是费雷为他的论文集《在史学作坊里》（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英文版撰写的导论，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1983年），先行发表于美国《近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上。 文章以作者在《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78; 英文版：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1）提出的观点为基础， 对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的年鉴派学术传统进行了反思。
作为年鉴派第三代的中坚人物，费雷曾于1977-1982年间，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第二任院长，1997年去世那年，被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由这样一位中坚人物，对自身扎根其中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初看之下，不免令人唐突。细细想来，却又觉得其来有自。和第三代年鉴派许多杰出学人（如勒高夫、杜比、勒华拉杜里）不同，费雷专攻的时段既不是中世纪史，也不是近代早期史；他专攻的领域既不是社会经济史，也不是心态史。他毕生关注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史，这本是传统政治史学的堡垒，费雷却要用“新史学”的方法，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同时，撰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应尚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任上，因此有必要反思布罗代尔倡导的“总体史”传统，重新考虑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因缘，最后让他成为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中最具批判性的人物之一。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界已就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广泛讨论，已形成传统史学、社会史等数家自成一体的分析，费雷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大致继承了年鉴派前辈们的观点。在费雷看来，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事件史’，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史；因为从定义上说，对过去的每一项研究都在重构‘事件’，在何种事实应奉为‘事件’与何种不应奉为‘事件’之间，并无逻辑标准可言”。传统史学最为普遍的特征，“是认为阶段比研究的问题更为重要，对某一‘时段’的研究确立了这种优先性后，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新事实，或是纠正对该时段历史变迁的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史学家成为风格画家：他获得架构（亦即时段）与主题（亦即他在该时段内所选择的东西）的途径，主要是巧合而不是学术努力。不过，架构与主题根本没有让我们了解他的手艺，这是他的技艺的真正的秘密”。对传统叙事史学家而言，“这一手艺并不在于去想像在至今被视为独立的几套事件之间的关系，或是在于向已知事件提出新的问题。他的首要目标是借助其叙事的魔术，让遗失在之前人们从未重新读过的旧手稿之中所有的生命、思想与感情起死回生”。 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对大革命的研究，便是费雷心目中传统史学的一个典型。
在实证研究中，传统史学对档案尤其是地方档案情有独钟。传统史学家相信，通过对档案内容进行耐心细致的考察，他们将找到研究主题。这不仅意味着，史学家在事件或是诠释上犹豫不决时，文献本身有着决定权；“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意味着研究者挖掘的档案，对决定其研究的内容与视野负有最终的责任”。 从最隐性的层面上说，这样一种史学将档案文献视为文化区分的工具，史学家通过这一工具，可以象人类学家那样，神游于“异国他乡”，最终习得他者的生活方式。这一史观对社会变迁与现代性了无兴趣，费雷笔锋所向，已不单是科布本人，而且将所有牛津学人尽数包括在内。同时，这种史学关心的是“重构”（reconstituting）而不是“诠释”（interpreting）历史，它试图逃避方法与理论，实际上则是徒劳无功。因为史学家与档案之间的对话，本身根本无法给他提供主题。这一对话在本质上必然为前人的学术选择所左右，要不然其成果“充其量只是未刊逸事汇编”而已。
由于以科布为代表的这种史学试图逃避理论，它最终求助于文学的叙事笔法。科布仅仅对个人而不是社群有兴趣，费雷援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说法，认为这是因为“作为贵族文明的造物”，英国人“着迷于特例、具体和特别的个体”；与此相反，民主平等“将人们引向概括，引向构建适用于个体的阶级——假如不是全人类——的抽象的评判或法则”。如何将这些个体组织起来呢？唯一的原则是“人类存在的随意性、时的流逝或是生活故事”。 自然，叙事成了这种史学的基本构件。与此前倡导叙事史复兴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不同， 费雷认为叙事是“一种有点懒惰的历史写作方式，因为从定义上说，它逃避问题，在时间流逝的魔术中，将事实与观点混为一谈”， 最终对人类知识的增量毫无贡献。在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中，很清楚，作者是在为其倡导的“问题导向史”（problem-oriented history）或是“概念化史学”（conceptual history）张本。
如果说传统史学有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社会史的情况如何呢？费雷认为，传统史学是“重构史学”（history-as-reconstitution），而当时流行的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化史学”（history-as-a-social-science）。后者是二十世纪史学的主流，年鉴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尽管费雷否认存在所谓的年鉴派史学，他还是认为这一“学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看法：一方面，史学必须通过向兄弟学科借用研究主题与方法；另一方面，史学必须是一如既往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学科，具备对社会现象进行最为全面的理解的条件。费雷指出，尽管社会科学化让史学在方法论上更为折衷，但它并未保证知识增量，反倒由于扩大了史学领地，让这一学科无形之中变得更为分化。因此，要反思年鉴派学术传统，要对当前史学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新审视20世纪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社会科学的宗旨是解释社会事实，并力求提供一个总体的解释。从孔德到涂尔干，社会学家都在坚持说，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人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单是对社会决定性因素的分析，就足以为了解人类的“本质”提供钥匙。而结构主义人类学则相信，通过找出千差万别的社会表象背后的常数，可以发现有关人类的整体理论。这些理论的基本预设是，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千差万别的表象背后的常数或通则，这些常数或规则一般是超越时空的，也就是说，是“非历史的”——这里的“历史”当然是特殊性与变迁的代名词。
在社会科学忙于界定自身对象的同时，史学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它声称不再是‘历史主义者’：它不再将时间标尺视为人类进步阶段的标准”。它不再认为时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史学转向更为宽泛的论题：“从乍看之下‘非历史性的’举止，到客栈的菜谱，再到土地的分割，每件东西都成为历史的。” 由于这一缘故，史学一直面对社会科学，向后者借用理论与方法。但是，史学仍旧野心勃勃，倡导“总体史”，以求将社会科学统合于史学之下。不过，“总体史”的内涵并不清楚。“‘总体史’仅仅是表达了雄心：要比……社会科学提供更为全面的视野、更为详尽的描述、更为综合的解释”。 在此旗帜下，史学家倡导研究常数，研究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因素或是“结构”。至少，这些因素应该与其他因素一样重要。
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史学家是通过扩大其研究对象，通过至少部分地改变其语言，以达成“对史学内部领域的彻底重组”的。从一开始，这两种变化就是相互连接的。由于任何东西都有历史，在认识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势必向诸如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专门的社会科学借用概论与方法。但社会科学不仅研究对象不同于史学，而且其语言也有异于史学家熟悉的解释模式，结果“历史编纂学的学术景观”逐渐被改变了。传统史学的解释遵循的是叙事的逻辑。发生在前面的事件为后面的事件提供解释。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语言受到自然科学语言的影响，其目的是确定常数，描述、研究客观的行为，而不必理睬行动者的复杂动机，不必拘泥于时间先后。社会科学化史学家视为关键的时间，不再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而是取决于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他研究的对象持续时间越长越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语言与“历史主义者的”历史语言纵然不是势如水火，也是时有抵牾。
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拓宽了“历史学家的领地”（勒华拉杜里语）。费雷那一代是心态史方兴未艾的时代。但和他的同事勒高夫、杜比等相反，费雷并不看好心态史。他认为心态史的成功，并不在于学术上有何创新，而是法国社会变迁使然。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将法国“粗暴地”从过去撕裂出来，结果是怀旧情绪弥漫整个社会。心态史正好回应了这一怀旧情绪。“它与过去建立联系的途径，主要不是通过一系列特定的问题，而是通过让我们祖先的情绪、信仰与心态世界起死回生的热切欲望。这种史学的秘密首先是情感的秘密。它将过去视为我们现在的镜像，但是这一镜像也就是我们的现在”。一般而言，“它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高卢替代品”。 对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用，只是让新史学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并未改变研究的本质”，并未改变“其研究过去的学术路径”。 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简单地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有方法，而是必须求助于其他路径，以期重新缔结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政治史便是费雷给出的一个答案。
但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另一个结果，是在抛弃叙事史的同时，将政治史研究边缘化。在传统叙事史中，阶段比分析的对象重要，其解释遵从年代学的逻辑，这是所谓“历史主义”的逻辑。这正是传统叙事史最为新史学诟病之处。与传统叙事史密切相关的政治史，因其考察的是短时段的事件，被贬入边缘的位置。新史学的首选考察对象是中、长时段的局势与结构。费雷对此颇不以为然。这自然与其研究领域不无关系。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其他对历史进程无足轻重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社会层面已被其政治层面所吸收、削弱与磨平”，从长时段、结构史的角度讨论大革命可谓困难重重。也许由于这一原因，社会科学化史学才如此谨小慎微地处理这一史学对象。“它不知道如何处理如此短暂的时期，如何把握如此难以化约的事件瀑布，如何避免实际上是自发的年代学——亦即叙事——方法”。
对社会科学化史学而言，大革命不啻是一种挑战。基于对政治史的怀疑，社会科学化史学应该尽量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强调长时段因素在大革命中的作用，贬低大革命在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影响。但是，大革命所造成的断裂，却很难因此消解。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行为尤其难以化约。对大革命的社会史分析，虽然处理的是两个并不相同的问题——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或是大革命广义上的参与者，但是都视政治的、制度的剧变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之间的联系为不言而喻的事实，都相信大革命是将法国史分为旧制度与近代两个时期的政治事件。对大革命的分析，社会科学化史学是捉襟见肘，政治史却是游刃有余。“政治是概率、因此也是自由的典型领域”。政治史“首先是从变迁与进步中观察到的人类自由的叙事”。 它尤其适用于对变迁、自由与能动性的分析。至此，费雷的意图已一目了然。
正是从大革命研究出发，费雷重新思考了传统叙事史与社会科学化史学的特征、政治史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既然传统叙事史是懒惰的思维方式，而社会科学化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本质，史学有必要重新界定其关注的对象，重新思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费雷的想法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必须从两者的不同处着眼。既然社会科学强调常数、结构，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制约，史学应转而恢复行动者的决策自由、能动性及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在社会科学假定社会行动者仅仅在表达社会运作、再生产的规则，对其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之时，史学研究对象中包含的自由决策、能动性成份尤有学术价值。由于史学“是在最接近创造的自由的层面上处理人类行动的”，它“是隐含在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观念中令人误导的简单化与虚幻的缜密的最好的解毒剂”。 因此，史学不仅不应忽视政治，而且必须将之置于中心的位置上。
在事隔二十来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费雷在“超越年鉴派”一文中提出的主张，可以发现他对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分析确有几分真知灼见，他看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当时的局限，看到了社会科学影响下史学话语内部“社会科学话语”与“历史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对当时史学研究的零碎化甚感忧虑，基于这一考虑，他希望通过强调政治史，强调研究自由与能动性，在新的平台上开展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这与下文讨论的微观史学的主张有共通之处。但他对政治领域中自由决策与能动性的过分强调，让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让人怀疑他眼中的政治人是否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真空之中。同时，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感，社会学、人类学已开始思考能动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理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倡导的实践的结构主义人类学。 费雷对能动性与决策的强调，可以说在有意无意间呼应了社会科学界的这一新动向。但是，假如社会科学本身已不再是费雷设想的那个样子，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又该如何展开呢？很可惜，对此，费雷没有给我们答案。看来，要顺着他的路径超越年鉴派的传统，至少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二、夏蒂埃：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
1988年，《年鉴》杂志刊发了由编辑部集体撰写的评论文章，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宣称历史学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进入“普遍危机”时代，吁请学界同仁围绕如何开创史学研究的新阶段展开讨论，文章特别要求学者关注分析的规模与历史写作问题。 次年，《年鉴》杂志刊出“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对上述分析作出了回应。 作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 1945-）现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主任，是年鉴派新生代人物，研究近代早期书籍、阅读史的专家。文章结合作者自身的文化史研究，倡导通过重新起用、界定“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这一概念，克服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隔阂与局限。
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文中，作者对史学危机提出相当矛盾的理解。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危机，具体表现为总体阐释体系的崩溃、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主导性范式”的崩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抛弃。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史学存在危机，认为史学仍是健康的、有气的。 “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首先回顾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变动，回应了这一诊断。
夏蒂埃认为，在60、70年代，对史学的挑战主要来自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它们对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提出质疑。对此，史学一方面占领这些学科开拓的新领域，提出新的问题，确立新的研究对象，并向兄弟学科借用概念与方法；另一方面回到年鉴派在30年代提出的对“心态工具”的研究。80年代晚期史学面临的挑战，与上述挑战正好相反。它并非起源于社会科学的挑战，而是发端于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危及了史学研究本身。这种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向主体哲学的回归，否认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重新寻求“行动的明确而审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政治重要性的强调，认为政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最为全面的层面”，因而为了解总体的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一挑战要求史学与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决裂，重新组织其研究对象（更多考虑政治史）、合作学科（强调与政治科学与法学理论的对话）及学术原则。从这一角度反观《年鉴》编辑部的诊断，真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退潮，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本身的危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多半还在强调社会行动者的创新能力而不是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强调实践而不是对规则的机械屈从。相反，在历史学的领域，它最基本的理论预设成了问题。
80年代晚期史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或是主流范式的更替，而是发端于实际研究视野本身的变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科学主流范式的变化，削弱了年鉴派史学主流范式的基础），让过去二、三十年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信条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它们分别是总体史、区域史与社会的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 其结果是，历史学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研究起点。放弃总体史方法，意味着史学家在分析社会功能时，不应设定任何教条的实践或时间框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的等级，不应强调任何一种因素（技术的、经济的、人口的）的优先性。在分析社会时，这意味着从独特的切入点进入关系网络，将实践与结构视为相互矛盾、彼此竞争的表象的产物。放弃区域史方法，意味着放弃对地理独特性的强调，转而强调常态的因素。至于如何确立常态因素，学界至今聚讼纷纭，一说主张通过统计的手段测量相关性与常数，而微观史学则提出“正常的例外”（the normal exception）一词，以期发现最不平常的现象中最为普遍的事实（讨论见下文）。最后，放弃社会范畴化的方法，意味着不再以社会范畴剪裁文化，重新思考文化产品与实践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夏蒂埃的文章侧重从最后一个角度，讨论了如何克服史学危机，推进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既然当前的史学危机来源于兄弟社会科学自身，首先必须对史学研究中借用的概念与方法进行分析，清算其中教条、僵化的成分，在新的概念体系与方法论中，为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的主要领域的寻求出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与传统的文化社会史做法决裂。具体而言，这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再在文化差异（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与社会范畴（富人/穷人）之间划等号。因为文化差异无法一一对应于社会范畴，研究者的起点不应是个某个社会范畴（阶层），而是从特定的文化形式或对象出发，进而考察它们在流传和使用的社会圈子，这样才能顾及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6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在为民间制作的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划等号，法国史学家芒德鲁（Robert Mandrou）对所谓“蓝皮书库”（la bibliothèque bleue）的研究便是一个典型，夏蒂埃反复申论的是，这些书籍来源复杂，普通民众甚至未必能领会许多书中的内容，并不能将它们等同于民间文化。 其二，是关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联系。阅读并不仅是个抽象的智力活动，还是个物理行为，应关注读者的共同体（美国接受理论倡导者史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所谓的“诠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比如说，是不是有专人表演文本？阅读的习惯也可能因时因地而有别。其三，是必须区分文本的不同形式。记得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还有个出版者，作者写成书稿后，最终需要出版，而出版者的用纸、对书稿的更改，都可以影响到读者群。
为了在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夏蒂埃建立引入“集体表象”概念，以此取代“心态”的概念，并克服客观结构与主观表象之间的对立。集体表象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早年曾对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影响。 简单说，它指的是行动者的认知、分类与象征体系，它直接、间接地影响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构建社会世界的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集体表象与社会世界的联系。首先是从分类与社会范畴的观念（认知分类系统，表象的观念化形式）的角度，这是不同社会群体建构相互矛盾的现实的基础；其次是从实践（表象的实践）的角度，这包括意在赢得社会认同的实践，展示得体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实践，以及借助象征手段显示地位和等级的实践；最后是从制度化、物化的形式（表象的象征化形式）的角度，这是表象以看得见的、永久的方式展示群体、社区或是阶级存在的基本途径。
从集体表象出发，史学家在处理社会文化史问题时显得更为得心应手，他们可以集中讨论认同的建构，考察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如何将自身的表象，加之于其他群体的表象之上。他们也可以集中于夏蒂埃所说的“物化的社会构成”，考察不同社会群体的统一性和冲突。这样一来，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不再是僵化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进入永恒的对话状态。“通过考察最终围绕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及其等级化（hierarchization）展开的表象的斗争，文化史本身摆脱了对单纯致力于经济冲突研究的社会史的过度教条的依赖。同时，通过将焦点集中于象征的策略，集中于它们如何决定立场与关系，如何为每一阶级、群体或是处境构建由认同构成的感知存在（perceived-being），它为社会本身也提供了新的视野。” 也就是说，通过关注社会如何在表象的观念、象征与实践中被构建，社会不再是史学分析的当然的出发点，而是成为表象实践的结果，而文化成为不同社会阶级、群体构建认同的场域。结果，社会史与文化史已不再是两个独立领域，而是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不再是个凝固的社会群体的总和，它本身是在文化实践中不断构建而成的；同时，文化也不再拥有单一的、清晰的意义，它的意义可能随着不同的时空而转换，对文化的意义的解读本身，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相互角逐权力和认同的一个重要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同时也应是文化史，而文化史同时也应是社会史。
夏蒂埃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分析的工具，表象概念尤其适用于对旧制度社会的研究，因为表象概念本身，乃是旧制度社会的中心。在1727年的一本辞典中，“表象”（représentation）被给予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一方面，表象含有缺席的意思，意味着用以表达之物与被表达之物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表象也是在场的展示，是一个物事或人物的公共展示。前一种内涵尤为重要，在这一意义上说，表象是借助“意象”让缺席的对象在场，亦即在意象与缺席的对象之间建立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可以遇到两个方面的障碍：一是观察者一方缺乏“准备”，一是意象与所指（缺席的对象）之间的关联“过于繁复”，在两种情形下，都有可能发生误解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表象的这种内涵，为意识形态的操控提供了方便之门。既然在用以表达之物与被表达之物之间存在差别，国家正可模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乌有之物，以混淆视听，弄假成真。借助这种方式，“表象变成为制造尊敬与顺从的机器，一个制造内化的限制的工具，在无法诉诸暴力之处，这种工具是必不可少”。这一框架为思考旧制度社会提供了总体脉络：一方面，每一个体的“客观”立场与自我表象，乃是表象的操控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旧制度时期表象之间的冲突变得日益重要，乃是因为暴力日益为绝对主义国家所垄断的背景下产生的。继暴力冲突之后，表象成为角逐权力的一个新舞台，因此，表象与权力之间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从上述思路出发，作者讨论了文化的形式差异与社会差别之间的关系。文化形式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取决于两个有点矛盾的因素。其一，从前者的角度看，“形式装备”（formal devices）在其结构中反映了它们针对的受众的期望与能力，在出版某书时，作者或出版商必须考虑该书的读者群，然后根据这一估计设计书籍的形式（如是否符合小资情调，还是面向普罗大众）；其二，从后者的角度看，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超出了文化生产者预先的设定。19世纪美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莎士比亚戏剧在19世纪美国相当流行，由于剧团在演出时搀杂了其他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莎士比亚戏剧创造了庞大、喧闹而积极的观众群，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的圈子。中上层阶级为了与普罗大众拉开距离，逐渐寻求新的观赏空间，却遭到大众的强烈抵制，只是到19世纪晚期，在大众娱乐方式更为多元后，美国大众对莎士比亚的热情才开始消退，莎士比亚成了中上层阶级的高雅消费品。 因此，文化差异并非“静止、凝固的区分的反映”，而是“动态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对形式本身的变动，意味着新的接受方式、新的读者群或观众群和新的功用。另一方面，当不同社会阶层在文化特征上非常接近时，某些阶层会寻求新的文化表达方式，以重新制造文化差别。 心态史的一个受人诟病之处，是对形式实践的不够重视。而对形式差别的重视，意味着必须更多关注形式的实践，关注其措辞与叙事、劝说与论证策略，注意福柯所说的“话语”，分析其结构与范畴的内在逻辑。
最后，还应考虑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夏蒂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是为了回应由包括费雷在内的法国史学家提出的“回归政治”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它忽视了个体行动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的局限；一是它预设思想和话语是透明的、无须中介的，可以独立于“它们借以传播的形式”，也可以独立于“赋予它们多元、共生的意义的”实践。夏蒂埃的建议是，通过考察行使权力的形式的变化（新的社会构成即渊于此），来理解不同个体和制度的结构或是规范作品的生产和实践的组织的规则是如何变迁的。是否可以象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那样，考虑绝对主义国家的宫廷理性（court rationality）与古典文学的特性之间的联系呢？
与费雷一样，夏蒂埃也对年鉴派学术传统进行了反思，对其总体史、区域史等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同样，他也回应了对社会科学的批评，强调实践与能动因素。但是，费雷在政治、政治史中为史学寻求出路，从而让史学与社会科学在“互通有无”的逻辑下进行对话。夏蒂埃当然顾及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可他考虑的主要不是如何从新的立场出发，重新蒂结两种学科的关系，而是从社会科学研究前沿（如布尔迪厄、埃里亚斯），从新的合作学科（如文学批评）中寻求灵感，进而清算主流史学本身的问题，让史学走出困境。通过起用“集体表象”的概念，他对传统的文化社会史提出了批评，构建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化差异与社会范畴、客观结构与主观认同之间的矛盾，打通了社会史与文化史，为推进这两个新史学主导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准备与说明。
三、雷维尔：调整史学分析的规模
费雷毕生研究法国大革命，兼及识字史研究，相关的成果可谓著作等身。夏蒂埃专攻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不下十数种。相比之下，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 1942-）的专著少得可怜。尽管他是资深的年鉴成员，自1978年便开始承担《年鉴》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于2000年前后一度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但是，他仅有的几本专著都是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比方说《巴黎的失踪儿童：法国大革命前的谣言和政治》（Logiques de la foule, 1988; 英译本: 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 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91）一书，便是与年鉴史学家阿勒特•法杰（Arlette Farge）合著的。 这里讨论的“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一文，本是为作者主编的《社会的构建》（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 1996）一书撰写的专题论文，1995年提前发表于作者与美国史学家琳恩•亨特（Lynn Hunt）主编的《历史：法国对过去的构建》（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1995）一书。 下文的讨论依据的就是这个文本。
像费雷与夏蒂埃一样，雷维尔的讨论是从批评年鉴派范式，尤其是年鉴派的主流社会史范式开始的。这一范式发端于涂尔干学派社会学家弗兰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 1873-1935）。西米昂声称，未来史学家关注的不是特殊性和偶然事件，而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观点对年鉴派社会史范式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这个范式包括以下特点：强调考察尽可能大的集合；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优先使用计量方法；选择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以此凸显大规模的转型。其结果是，为处理他们偏爱的系列和数字，必须找出适当的处理手段，对档案的内容进行大幅度的简化。在具体分析中，史学家假定社会领域是连续的或是同质的，教区、地区、城市和职业成为收集资料的不加置疑的当然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观察的规模并不成其为问题。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就在社会史的顶峰时期，它逐渐陷入危机之中，这种研究范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人们认识到，电脑的确让史学家能够记录、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材料，但这不意味着史学家讨论的问题可以同步增长。其次，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造成史学研究的零碎化。第三，原先将社会科学统为一体的范式，遇到激烈的批评，结果跨学科交流受到了怀疑。最后，人们对总体史也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至少是暂时地被搁置了。这些批评的出现，“削弱了之前一度罕见质疑的宏观分析法的确定性的基础”，“对微观史学的兴趣，乃是这一信心危机的症候，也是确定对象并将之具体化的思想源泉”。 也就是说，雷维尔认为，微观史学的出现与流行，是与学界对60、70年代主流社会史研究中宏观分析法的不满密切相关的。
狭义上的微观史学，主要是与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埃多亚多•格伦第（Edoardo Grendi）、乔凡尼•李维（Giovanni Levi）、卡罗•波尼（Carlo Poni）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学派的方法，金兹堡与波尼曾有专文申论。他们委婉地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倡导微观史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无法象年鉴派同行那样，得到数量可观的美国基金与本国政府的资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认为年鉴派主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长时段的计量分析，“会掩盖与歪曲事实”， 它们处理的时段无法触及对日常生存的问题。微观史学将自身定义为“现实生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al life），以重构宏观分析无法理解的“现实生活”为宗旨。 李维对此的表述更为明确，他强调微观史学家对现实状态的关注，强调隐含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行动与自由。“他们的著作总是围绕寻求对人类行为的更为现实主义的描述，采用在世界中人的行为的行动与冲突的模式，认定他超越——尽管并非外在于——指令性的、压迫性的规范体系的限制的——相对的——自由。因此，所有社会行动都被视为个体面对规范性现实进行反复谈判、操控、选择与决策的结果，这个规范性现实尽管无所不在，但给个人的诠释与自由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这种类型的考察中，历史学家不仅仅关心意义的诠释，而且关注界定象征世界的含糊性，对它所能进行的诠释的多元性，以及围绕象征资源发生的斗争——这种斗争绝不亚于围绕物质资源发生的斗争”。
如何把握“现实生活”呢？金兹堡与波尼强调社会网络。他们的切入点看似简单：人名。具体地说，微观史学家以人名为“指南”，首先寻找出现于教会文献、财产登记、行政记录等档案中出现的人名，收集普通人在不同档案中留下的各种痕迹，然后通过将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重绘出这个人的肖像。从学理上说，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把握个体，从个体的角度理解社会。“人名交汇复又分开的线条，创造出一张密密织就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个体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图象”。 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观察到的社会图象，有可能截然不同于宏观分析的结果，也不同于从社会组织入手进行的分析。从作者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历史上政权形态比较复杂、因而档案收藏较为零碎的意大利。相比之下，李维更关注意义的诠释。他认为，与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倡导的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相同， 微观史学的出发点是生成意义的符号，都采用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在意义的网络中诠释事件或事实。不过，作者指出两者之间也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围绕人类理性，一是围绕理论模式。他认为微观史学承认有限度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不排斥建立模式。
围绕微观史学的典型性问题，金兹堡与李维都援引了格兰第的“正常的例外”作了答复。金兹堡认为，这一概念至少有两重意思。其一，它指的是那些只是表面看来属于例外的人与事。也就是说，从资料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与事相当少见，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他们却是常态的现象。其二，“假如资料对下层阶级的社会现实不是三缄其口，就是系统地歪曲，那么，一个真正例外的（因此统计学上并不常见的）文献，较之一千种老套的文献更有启示”。 从李维看来，“正常的例外”这一方法的关键，并不在于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何在力图进行抽象、归纳的同时，不牺牲特殊性、具体性。主流计量史学的问题在于过于机械，而微观史学特别适用于计量史学忽视的，对关系网络、不确定处境下的决策、博奕与策略等问题的分析。
表面看来，微观史学似乎没有太多创新之处，它仅仅是将史学分析的规模，从宏观的层面降低到微观分析、甚至是个人的层面。但是，雷维尔认为，恰恰由于分析规模的变化，史学分析的对象也产生重要的变化。就象摄影与与地图制作一样，“改变镜头的焦距，不仅扩大了（或是缩小了）观察对象的大小，而且改变了它的形状和构成”，或者说，“改变地图的比例尺，并不仅仅意味着根据更大或更小的比例来描述不变的现实，而是意味着改变表述的内容”。 微观分析意味着告别社会史既有的模式，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史分析的工具和方法。
首先，微观史学让史学家得以把握宏观方法无法分析的社会行为和经验及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其实，这是个研究策略的变化，史学家的策略不再是对抽象的特征进行统计，而是将这些特征整合、连接在一起。这种方法似乎是人类学强调的“整体主义”或是总体史的翻版，但是，这是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而且考察的是具体的整体。这也就是金兹堡等以“人名”为指南的研究法。这种方法的意图是在最复杂的层面理解社会经验的状况，在社会分析中引入“新的、更为复杂、更有弹性的变量”。雷维尔认为，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并非没有局限，“因为我们总在试图发现支配社会实体甚或集体经验的形成与功能的规则”。
这种对社会行为、经验及群体认同的建构的重视，与过去的社会史做法非常不同。过去的社会史关注的是社区、职业团体或阶级等社会实体。在具体研究中，这些群体似乎是既定的、不成问题的。微观分析从两个方面批评了这种观点。一方面，它对社会史的分类标准提出质疑，由于分析规模的降低，微观分析很容易发现抽象的分析概念（如阶级）的问题，这种批评十分类似于夏蒂埃对社会范畴化研究法的批评。雷维尔认为这一观点比较暧昧，不加分析地使用社会范畴固然是不能再接受了，但诉诸阐释人类学导致文化相对主义。在这一点上，他的认识与前述李维的看法相似，两人都不愿为“文化的诠释”而牺牲进行归纳、抽象的可能性。在微观史学中，对博奕、选择、决策等“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强调，本就足以抗衡阐释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内核。
另一方面，微观史学强调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史学家不应简单地借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语言，而应借助这些语言的引导，考察多元的、有弹性的社会认同是如何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建构的。这种分析方法的复杂性，要求限制观察的规模，从个体行为出发，重构社会聚合（或分裂）的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社会范畴本身并不既定的，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用夏蒂埃的话，在集体表象的斗争中）建构起来。这种分析方法，类似于英国新社会史代表人物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一书倡导的阶级分析法。 在汤普森看来，经济状况本身并不成其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取决于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的出现，而这种认同的出现，是在具体的经验层面展开的，是与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实践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自在的阶级并不构成阶级，只有自为的阶级才成其为阶级。发人深思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文版在1963年就已出版，但法文版迟至1988年才问世。法国史学界花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来接受这部巨著，这无疑与法国史学界的学术气候变化、尤其是对宏观分析的质疑有莫大关系。
在文章的最后，雷维尔指出，必须从四个方面对社会史研究进行重新定义。其一，重新定义社会史分析的理论预设。这意味着，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不再是以明确标准为基础的分类系统，而是定义和重塑社会认同的行为。这并不等于微观史学家忽视其研究对象的“客观”特性，而是将之视为分化性的资源，其重要性与意义取决于社会如何使用它们。其二，重新定义社会策略的概念。这意味着，将特定条件下可供每个个体和群体支配的资源纳入考察范围，从而分析他们选择的社会策略。其三，重新定义语境的概念。在传统的历史写作中，语境（context）多少是个偷懒的办法，它勾勒出讨论主题得以发生和展开的基本条件。微观史学拒绝将语境视为既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否认存在一个社会行动者进行决策的统一的、同质的语境。这意味着，从人类建构世界和他们的行动的意义上说，社会经验和表象是多元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和通常的历史写作相反，微观史学建议去重构人们认同和行动所必须的多重语境。其四，重新定义观察的规模。传统的做法是将历史研究的规模分成不同的等级：在全国的层面做全国性的历史，在地方的层面做地方史。而微观史学提醒人们，每个历史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不同层面（因而也是在不同的语境里）的不同过程，这些层面包括最地方性的到最全球性的层面，因此，在不同层面之间，并没有断裂，更没有冲突。 在微观分析关注的个人或群体出发，地方史与国家层面的历史可以打通。“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村庄里做研究”（格尔兹语）。 微观史学家也是如此。个体、社区、地方或区域本身，不过是史学分析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正如《历史：法国对过去的构建》一书编者（很可能是雷维尔自己）在引言中指出的，对于雷维尔来说，微观史学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模式，倒不如说是一座“路标”，它让新一代年鉴史学家反思实证研究中未加言明的预设与习惯，它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研究策略，倒不如说是“一个批判性地反省史学方法的机会”。 雷维尔主张，通过重新界定社会史分析的理论预设，重新界定社会策略概念、语境概念，通过调整、尤其是降低史学分析的规模，弥补、克服宏观分析的局限。不过，如何在个体认同与社会结构、在地方与全局之间建立联系，仍是微观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面临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引入夏蒂埃倡导的“集体表象”概念，也可如伯克建议的，将焦点放在联结社区与外部世界的各种“掮客”（brokers）或是“守门人”（gatekeepers）， 来克服这一方面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三个重要文本的分析，读者诸君应可认识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史学界主流范式出现了危机，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上述三个文本的作者，都对史学危机进行了诊断，并根据各自不同的诊断，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费雷看来，年鉴派的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一学派借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由于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牺牲了历史行动者的自由与决策。夏蒂埃则认为，这次史学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史的文化分析法过于僵化与教条，阻碍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进行交流的可能性。雷维尔对新史学危机的诊断是，史学对自身的概念与方法，尤其是对自身分析的规模缺乏反思，导致社会史一步步陷入危机。
如何克服新时期的史学危机？如何看待由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的年鉴派的学术传统？三个文本的观点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它们都认为当时史学分析中应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是成问题的，应该重新思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都认为年鉴派主流范式主导下的总体史、区域史等基本方法是成问题的，应该重新考虑史学分析的工具。也都认为主流社会史研究忽视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认为未来的史学研究应给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留下更大的空间。
但是，三位作者所强调的东西并不相同。费雷强调人在政治实践中的自由与能动性，强调政治变革对结构的影响，主张关注政治史中的创造性成分，从而在关注历史创造成分的史学与关注结构性因素的社会科学之间展开对话。夏蒂埃强调通过借用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重新界定“集体表象”概念，清算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主流范式中的僵化成分，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克服社会文化分析面临的主观个体与客观社会之间的矛盾。雷维尔则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调整观察的规模，引入意大利微观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的角度考察社会认同与结构形成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如何克服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忽视人类创造历史的自由与能动性的问题，费雷给出的答案是政治史，夏蒂埃的答案是以表象为核心的文化史，而雷维尔的答案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社会史分析。
现在看来，这三种答案并非水火不相容。假如扩大政治史的内涵，将社会文化领域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行为纳入分析的框架，政治便不再是在社会文化中的真空中进行，围绕表象展开的斗争、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矛盾冲突便有了政治的、权力的维度，毕竟社会史与文化史本不该将政治拒之门外。假如将社会结构视为围绕表象、认同展开的角逐与斗争的后果，社会史也同样离不开文化史。最后，微观分析中强调的认同问题，不仅是在日常体验中，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而且是在表象的实践中展开的。这样说来，夏蒂埃倡导的表象概念，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借助这个概念，不仅社会史与文化史，而且个体与社会，政治、权力与文化，都可联为一体。围绕这一概念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也许正是目前我们史学界所急需的“中层理论”。
【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代译序）
刘永华
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派，1929－1989年》（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一书，1990年列入《当代重要思想家》（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丛书，由英国剑桥Polity出版社刊行。该书是继美国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式》（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1976）之后， 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评价年鉴派的又一部力作。该书考察了1929至1989年六十年间，法国史学年鉴派创建、发展、转型的基本轨迹，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介绍、评价年鉴派学术成就的最佳入门书。
自该书刊行以来，国际史坛发生了不少变化。继年鉴派之后，在意大利兴起了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德国出现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美国学者则力倡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尽管这些史学流派并不是到90年代才出现，有的甚至可追溯至70年代（如微观史学），但近十几年以来在国际史坛日益引人注目， 对年鉴派产生不小的冲击。同时，年鉴派本身也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对其学术传统的反思，可说成了年鉴一代学人的“过关礼俗”（rite of passage），年鉴派早期的基本信条受到了质疑，1994年，年鉴杂志从原来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Annales: économique,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如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重新思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因此，有必要对近二十年来年鉴派的基本进展进行总结和评论。由于学识所限，这里主要围绕年鉴派80、90年代三个重要的文本及相关研究，对这些新进展进行初步的评论，以期指明80、90年代以来年鉴派进展的三个面向。这三个文本分别是：（1）费雷的“超越年鉴派”（1983）；（2）夏蒂埃的“作为表象的世界”（1989）；（3）雷维尔的“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1995）。
一、费雷：重新认识政治史
本文的标题“超越年鉴派”，实际上来自于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弗兰索瓦•费雷（一译傅勒，François Furet, 1927-1997）撰写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这篇文章本是费雷为他的论文集《在史学作坊里》（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英文版撰写的导论，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1983年），先行发表于美国《近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上。 文章以作者在《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78; 英文版：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81）提出的观点为基础， 对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的年鉴派学术传统进行了反思。
作为年鉴派第三代的中坚人物，费雷曾于1977-1982年间，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第二任院长，1997年去世那年，被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由这样一位中坚人物，对自身扎根其中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初看之下，不免令人唐突。细细想来，却又觉得其来有自。和第三代年鉴派许多杰出学人（如勒高夫、杜比、勒华拉杜里）不同，费雷专攻的时段既不是中世纪史，也不是近代早期史；他专攻的领域既不是社会经济史，也不是心态史。他毕生关注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史，这本是传统政治史学的堡垒，费雷却要用“新史学”的方法，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同时，撰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应尚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任上，因此有必要反思布罗代尔倡导的“总体史”传统，重新考虑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因缘，最后让他成为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中最具批判性的人物之一。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界已就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广泛讨论，已形成传统史学、社会史等数家自成一体的分析，费雷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大致继承了年鉴派前辈们的观点。在费雷看来，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事件史’，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史；因为从定义上说，对过去的每一项研究都在重构‘事件’，在何种事实应奉为‘事件’与何种不应奉为‘事件’之间，并无逻辑标准可言”。传统史学最为普遍的特征，“是认为阶段比研究的问题更为重要，对某一‘时段’的研究确立了这种优先性后，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新事实，或是纠正对该时段历史变迁的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史学家成为风格画家：他获得架构（亦即时段）与主题（亦即他在该时段内所选择的东西）的途径，主要是巧合而不是学术努力。不过，架构与主题根本没有让我们了解他的手艺，这是他的技艺的真正的秘密”。对传统叙事史学家而言，“这一手艺并不在于去想像在至今被视为独立的几套事件之间的关系，或是在于向已知事件提出新的问题。他的首要目标是借助其叙事的魔术，让遗失在之前人们从未重新读过的旧手稿之中所有的生命、思想与感情起死回生”。 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对大革命的研究，便是费雷心目中传统史学的一个典型。
在实证研究中，传统史学对档案尤其是地方档案情有独钟。传统史学家相信，通过对档案内容进行耐心细致的考察，他们将找到研究主题。这不仅意味着，史学家在事件或是诠释上犹豫不决时，文献本身有着决定权；“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意味着研究者挖掘的档案，对决定其研究的内容与视野负有最终的责任”。 从最隐性的层面上说，这样一种史学将档案文献视为文化区分的工具，史学家通过这一工具，可以象人类学家那样，神游于“异国他乡”，最终习得他者的生活方式。这一史观对社会变迁与现代性了无兴趣，费雷笔锋所向，已不单是科布本人，而且将所有牛津学人尽数包括在内。同时，这种史学关心的是“重构”（reconstituting）而不是“诠释”（interpreting）历史，它试图逃避方法与理论，实际上则是徒劳无功。因为史学家与档案之间的对话，本身根本无法给他提供主题。这一对话在本质上必然为前人的学术选择所左右，要不然其成果“充其量只是未刊逸事汇编”而已。
由于以科布为代表的这种史学试图逃避理论，它最终求助于文学的叙事笔法。科布仅仅对个人而不是社群有兴趣，费雷援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的说法，认为这是因为“作为贵族文明的造物”，英国人“着迷于特例、具体和特别的个体”；与此相反，民主平等“将人们引向概括，引向构建适用于个体的阶级——假如不是全人类——的抽象的评判或法则”。如何将这些个体组织起来呢？唯一的原则是“人类存在的随意性、时的流逝或是生活故事”。 自然，叙事成了这种史学的基本构件。与此前倡导叙事史复兴的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不同， 费雷认为叙事是“一种有点懒惰的历史写作方式，因为从定义上说，它逃避问题，在时间流逝的魔术中，将事实与观点混为一谈”， 最终对人类知识的增量毫无贡献。在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中，很清楚，作者是在为其倡导的“问题导向史”（problem-oriented history）或是“概念化史学”（conceptual history）张本。
如果说传统史学有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么社会史的情况如何呢？费雷认为，传统史学是“重构史学”（history-as-reconstitution），而当时流行的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化史学”（history-as-a-social-science）。后者是二十世纪史学的主流，年鉴派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尽管费雷否认存在所谓的年鉴派史学，他还是认为这一“学派”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看法：一方面，史学必须通过向兄弟学科借用研究主题与方法；另一方面，史学必须是一如既往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学科，具备对社会现象进行最为全面的理解的条件。费雷指出，尽管社会科学化让史学在方法论上更为折衷，但它并未保证知识增量，反倒由于扩大了史学领地，让这一学科无形之中变得更为分化。因此，要反思年鉴派学术传统，要对当前史学的困境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新审视20世纪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社会科学的宗旨是解释社会事实，并力求提供一个总体的解释。从孔德到涂尔干，社会学家都在坚持说，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人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单是对社会决定性因素的分析，就足以为了解人类的“本质”提供钥匙。而结构主义人类学则相信，通过找出千差万别的社会表象背后的常数，可以发现有关人类的整体理论。这些理论的基本预设是，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千差万别的表象背后的常数或通则，这些常数或规则一般是超越时空的，也就是说，是“非历史的”——这里的“历史”当然是特殊性与变迁的代名词。
在社会科学忙于界定自身对象的同时，史学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它声称不再是‘历史主义者’：它不再将时间标尺视为人类进步阶段的标准”。它不再认为时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史学转向更为宽泛的论题：“从乍看之下‘非历史性的’举止，到客栈的菜谱，再到土地的分割，每件东西都成为历史的。” 由于这一缘故，史学一直面对社会科学，向后者借用理论与方法。但是，史学仍旧野心勃勃，倡导“总体史”，以求将社会科学统合于史学之下。不过，“总体史”的内涵并不清楚。“‘总体史’仅仅是表达了雄心：要比……社会科学提供更为全面的视野、更为详尽的描述、更为综合的解释”。 在此旗帜下，史学家倡导研究常数，研究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因素或是“结构”。至少，这些因素应该与其他因素一样重要。
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史学家是通过扩大其研究对象，通过至少部分地改变其语言，以达成“对史学内部领域的彻底重组”的。从一开始，这两种变化就是相互连接的。由于任何东西都有历史，在认识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势必向诸如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专门的社会科学借用概论与方法。但社会科学不仅研究对象不同于史学，而且其语言也有异于史学家熟悉的解释模式，结果“历史编纂学的学术景观”逐渐被改变了。传统史学的解释遵循的是叙事的逻辑。发生在前面的事件为后面的事件提供解释。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的语言受到自然科学语言的影响，其目的是确定常数，描述、研究客观的行为，而不必理睬行动者的复杂动机，不必拘泥于时间先后。社会科学化史学家视为关键的时间，不再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而是取决于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他研究的对象持续时间越长越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语言与“历史主义者的”历史语言纵然不是势如水火，也是时有抵牾。
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拓宽了“历史学家的领地”（勒华拉杜里语）。费雷那一代是心态史方兴未艾的时代。但和他的同事勒高夫、杜比等相反，费雷并不看好心态史。他认为心态史的成功，并不在于学术上有何创新，而是法国社会变迁使然。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将法国“粗暴地”从过去撕裂出来，结果是怀旧情绪弥漫整个社会。心态史正好回应了这一怀旧情绪。“它与过去建立联系的途径，主要不是通过一系列特定的问题，而是通过让我们祖先的情绪、信仰与心态世界起死回生的热切欲望。这种史学的秘密首先是情感的秘密。它将过去视为我们现在的镜像，但是这一镜像也就是我们的现在”。一般而言，“它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高卢替代品”。 对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用，只是让新史学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并未改变研究的本质”，并未改变“其研究过去的学术路径”。 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简单地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有方法，而是必须求助于其他路径，以期重新缔结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政治史便是费雷给出的一个答案。
但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另一个结果，是在抛弃叙事史的同时，将政治史研究边缘化。在传统叙事史中，阶段比分析的对象重要，其解释遵从年代学的逻辑，这是所谓“历史主义”的逻辑。这正是传统叙事史最为新史学诟病之处。与传统叙事史密切相关的政治史，因其考察的是短时段的事件，被贬入边缘的位置。新史学的首选考察对象是中、长时段的局势与结构。费雷对此颇不以为然。这自然与其研究领域不无关系。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其他对历史进程无足轻重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社会层面已被其政治层面所吸收、削弱与磨平”，从长时段、结构史的角度讨论大革命可谓困难重重。也许由于这一原因，社会科学化史学才如此谨小慎微地处理这一史学对象。“它不知道如何处理如此短暂的时期，如何把握如此难以化约的事件瀑布，如何避免实际上是自发的年代学——亦即叙事——方法”。
对社会科学化史学而言，大革命不啻是一种挑战。基于对政治史的怀疑，社会科学化史学应该尽量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强调长时段因素在大革命中的作用，贬低大革命在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影响。但是，大革命所造成的断裂，却很难因此消解。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行为尤其难以化约。对大革命的社会史分析，虽然处理的是两个并不相同的问题——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或是大革命广义上的参与者，但是都视政治的、制度的剧变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之间的联系为不言而喻的事实，都相信大革命是将法国史分为旧制度与近代两个时期的政治事件。对大革命的分析，社会科学化史学是捉襟见肘，政治史却是游刃有余。“政治是概率、因此也是自由的典型领域”。政治史“首先是从变迁与进步中观察到的人类自由的叙事”。 它尤其适用于对变迁、自由与能动性的分析。至此，费雷的意图已一目了然。
正是从大革命研究出发，费雷重新思考了传统叙事史与社会科学化史学的特征、政治史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既然传统叙事史是懒惰的思维方式，而社会科学化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本质，史学有必要重新界定其关注的对象，重新思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费雷的想法是，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必须从两者的不同处着眼。既然社会科学强调常数、结构，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制约，史学应转而恢复行动者的决策自由、能动性及历史情境的开放性。在社会科学假定社会行动者仅仅在表达社会运作、再生产的规则，对其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之时，史学研究对象中包含的自由决策、能动性成份尤有学术价值。由于史学“是在最接近创造的自由的层面上处理人类行动的”，它“是隐含在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观念中令人误导的简单化与虚幻的缜密的最好的解毒剂”。 因此，史学不仅不应忽视政治，而且必须将之置于中心的位置上。
在事隔二十来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费雷在“超越年鉴派”一文中提出的主张，可以发现他对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分析确有几分真知灼见，他看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当时的局限，看到了社会科学影响下史学话语内部“社会科学话语”与“历史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对当时史学研究的零碎化甚感忧虑，基于这一考虑，他希望通过强调政治史，强调研究自由与能动性，在新的平台上开展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这与下文讨论的微观史学的主张有共通之处。但他对政治领域中自由决策与能动性的过分强调，让能动性与结构性的天平失去了平衡，让人怀疑他眼中的政治人是否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真空之中。同时，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感，社会学、人类学已开始思考能动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理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倡导的实践的结构主义人类学。 费雷对能动性与决策的强调，可以说在有意无意间呼应了社会科学界的这一新动向。但是，假如社会科学本身已不再是费雷设想的那个样子，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又该如何展开呢？很可惜，对此，费雷没有给我们答案。看来，要顺着他的路径超越年鉴派的传统，至少还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二、夏蒂埃：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
1988年，《年鉴》杂志刊发了由编辑部集体撰写的评论文章，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宣称历史学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进入“普遍危机”时代，吁请学界同仁围绕如何开创史学研究的新阶段展开讨论，文章特别要求学者关注分析的规模与历史写作问题。 次年，《年鉴》杂志刊出“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对上述分析作出了回应。 作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 1945-）现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主任，是年鉴派新生代人物，研究近代早期书籍、阅读史的专家。文章结合作者自身的文化史研究，倡导通过重新起用、界定“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这一概念，克服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隔阂与局限。
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文中，作者对史学危机提出相当矛盾的理解。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出现了普遍危机，具体表现为总体阐释体系的崩溃、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主导性范式”的崩溃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抛弃。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史学存在危机，认为史学仍是健康的、有气的。 “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首先回顾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变动，回应了这一诊断。
夏蒂埃认为，在60、70年代，对史学的挑战主要来自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它们对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提出质疑。对此，史学一方面占领这些学科开拓的新领域，提出新的问题，确立新的研究对象，并向兄弟学科借用概念与方法；另一方面回到年鉴派在30年代提出的对“心态工具”的研究。80年代晚期史学面临的挑战，与上述挑战正好相反。它并非起源于社会科学的挑战，而是发端于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危及了史学研究本身。这种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向主体哲学的回归，否认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重新寻求“行动的明确而审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政治重要性的强调，认为政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最为全面的层面”，因而为了解总体的结构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一挑战要求史学与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决裂，重新组织其研究对象（更多考虑政治史）、合作学科（强调与政治科学与法学理论的对话）及学术原则。从这一角度反观《年鉴》编辑部的诊断，真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退潮，并不能等同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本身的危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多半还在强调社会行动者的创新能力而不是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强调实践而不是对规则的机械屈从。相反，在历史学的领域，它最基本的理论预设成了问题。
80年代晚期史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或是主流范式的更替，而是发端于实际研究视野本身的变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科学主流范式的变化，削弱了年鉴派史学主流范式的基础），让过去二、三十年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信条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它们分别是总体史、区域史与社会的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 其结果是，历史学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研究起点。放弃总体史方法，意味着史学家在分析社会功能时，不应设定任何教条的实践或时间框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的等级，不应强调任何一种因素（技术的、经济的、人口的）的优先性。在分析社会时，这意味着从独特的切入点进入关系网络，将实践与结构视为相互矛盾、彼此竞争的表象的产物。放弃区域史方法，意味着放弃对地理独特性的强调，转而强调常态的因素。至于如何确立常态因素，学界至今聚讼纷纭，一说主张通过统计的手段测量相关性与常数，而微观史学则提出“正常的例外”（the normal exception）一词，以期发现最不平常的现象中最为普遍的事实（讨论见下文）。最后，放弃社会范畴化的方法，意味着不再以社会范畴剪裁文化，重新思考文化产品与实践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夏蒂埃的文章侧重从最后一个角度，讨论了如何克服史学危机，推进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既然当前的史学危机来源于兄弟社会科学自身，首先必须对史学研究中借用的概念与方法进行分析，清算其中教条、僵化的成分，在新的概念体系与方法论中，为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的主要领域的寻求出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与传统的文化社会史做法决裂。具体而言，这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不再在文化差异（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与社会范畴（富人/穷人）之间划等号。因为文化差异无法一一对应于社会范畴，研究者的起点不应是个某个社会范畴（阶层），而是从特定的文化形式或对象出发，进而考察它们在流传和使用的社会圈子，这样才能顾及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6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在为民间制作的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划等号，法国史学家芒德鲁（Robert Mandrou）对所谓“蓝皮书库”（la bibliothèque bleue）的研究便是一个典型，夏蒂埃反复申论的是，这些书籍来源复杂，普通民众甚至未必能领会许多书中的内容，并不能将它们等同于民间文化。 其二，是关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各种历史的、社会的联系。阅读并不仅是个抽象的智力活动，还是个物理行为，应关注读者的共同体（美国接受理论倡导者史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所谓的“诠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比如说，是不是有专人表演文本？阅读的习惯也可能因时因地而有别。其三，是必须区分文本的不同形式。记得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还有个出版者，作者写成书稿后，最终需要出版，而出版者的用纸、对书稿的更改，都可以影响到读者群。
为了在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夏蒂埃建立引入“集体表象”概念，以此取代“心态”的概念，并克服客观结构与主观表象之间的对立。集体表象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早年曾对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影响。 简单说，它指的是行动者的认知、分类与象征体系，它直接、间接地影响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构建社会世界的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集体表象与社会世界的联系。首先是从分类与社会范畴的观念（认知分类系统，表象的观念化形式）的角度，这是不同社会群体建构相互矛盾的现实的基础；其次是从实践（表象的实践）的角度，这包括意在赢得社会认同的实践，展示得体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实践，以及借助象征手段显示地位和等级的实践；最后是从制度化、物化的形式（表象的象征化形式）的角度，这是表象以看得见的、永久的方式展示群体、社区或是阶级存在的基本途径。
从集体表象出发，史学家在处理社会文化史问题时显得更为得心应手，他们可以集中讨论认同的建构，考察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如何将自身的表象，加之于其他群体的表象之上。他们也可以集中于夏蒂埃所说的“物化的社会构成”，考察不同社会群体的统一性和冲突。这样一来，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不再是僵化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进入永恒的对话状态。“通过考察最终围绕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及其等级化（hierarchization）展开的表象的斗争，文化史本身摆脱了对单纯致力于经济冲突研究的社会史的过度教条的依赖。同时，通过将焦点集中于象征的策略，集中于它们如何决定立场与关系，如何为每一阶级、群体或是处境构建由认同构成的感知存在（perceived-being），它为社会本身也提供了新的视野。” 也就是说，通过关注社会如何在表象的观念、象征与实践中被构建，社会不再是史学分析的当然的出发点，而是成为表象实践的结果，而文化成为不同社会阶级、群体构建认同的场域。结果，社会史与文化史已不再是两个独立领域，而是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不再是个凝固的社会群体的总和，它本身是在文化实践中不断构建而成的；同时，文化也不再拥有单一的、清晰的意义，它的意义可能随着不同的时空而转换，对文化的意义的解读本身，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相互角逐权力和认同的一个重要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同时也应是文化史，而文化史同时也应是社会史。
夏蒂埃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分析的工具，表象概念尤其适用于对旧制度社会的研究，因为表象概念本身，乃是旧制度社会的中心。在1727年的一本辞典中，“表象”（représentation）被给予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一方面，表象含有缺席的意思，意味着用以表达之物与被表达之物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表象也是在场的展示，是一个物事或人物的公共展示。前一种内涵尤为重要，在这一意义上说，表象是借助“意象”让缺席的对象在场，亦即在意象与缺席的对象之间建立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可以遇到两个方面的障碍：一是观察者一方缺乏“准备”，一是意象与所指（缺席的对象）之间的关联“过于繁复”，在两种情形下，都有可能发生误解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表象的这种内涵，为意识形态的操控提供了方便之门。既然在用以表达之物与被表达之物之间存在差别，国家正可模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乌有之物，以混淆视听，弄假成真。借助这种方式，“表象变成为制造尊敬与顺从的机器，一个制造内化的限制的工具，在无法诉诸暴力之处，这种工具是必不可少”。这一框架为思考旧制度社会提供了总体脉络：一方面，每一个体的“客观”立场与自我表象，乃是表象的操控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旧制度时期表象之间的冲突变得日益重要，乃是因为暴力日益为绝对主义国家所垄断的背景下产生的。继暴力冲突之后，表象成为角逐权力的一个新舞台，因此，表象与权力之间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从上述思路出发，作者讨论了文化的形式差异与社会差别之间的关系。文化形式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取决于两个有点矛盾的因素。其一，从前者的角度看，“形式装备”（formal devices）在其结构中反映了它们针对的受众的期望与能力，在出版某书时，作者或出版商必须考虑该书的读者群，然后根据这一估计设计书籍的形式（如是否符合小资情调，还是面向普罗大众）；其二，从后者的角度看，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超出了文化生产者预先的设定。19世纪美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莎士比亚戏剧在19世纪美国相当流行，由于剧团在演出时搀杂了其他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莎士比亚戏剧创造了庞大、喧闹而积极的观众群，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的圈子。中上层阶级为了与普罗大众拉开距离，逐渐寻求新的观赏空间，却遭到大众的强烈抵制，只是到19世纪晚期，在大众娱乐方式更为多元后，美国大众对莎士比亚的热情才开始消退，莎士比亚成了中上层阶级的高雅消费品。 因此，文化差异并非“静止、凝固的区分的反映”，而是“动态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对形式本身的变动，意味着新的接受方式、新的读者群或观众群和新的功用。另一方面，当不同社会阶层在文化特征上非常接近时，某些阶层会寻求新的文化表达方式，以重新制造文化差别。 心态史的一个受人诟病之处，是对形式实践的不够重视。而对形式差别的重视，意味着必须更多关注形式的实践，关注其措辞与叙事、劝说与论证策略，注意福柯所说的“话语”，分析其结构与范畴的内在逻辑。
最后，还应考虑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夏蒂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是为了回应由包括费雷在内的法国史学家提出的“回归政治”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它忽视了个体行动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的局限；一是它预设思想和话语是透明的、无须中介的，可以独立于“它们借以传播的形式”，也可以独立于“赋予它们多元、共生的意义的”实践。夏蒂埃的建议是，通过考察行使权力的形式的变化（新的社会构成即渊于此），来理解不同个体和制度的结构或是规范作品的生产和实践的组织的规则是如何变迁的。是否可以象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那样，考虑绝对主义国家的宫廷理性（court rationality）与古典文学的特性之间的联系呢？
与费雷一样，夏蒂埃也对年鉴派学术传统进行了反思，对其总体史、区域史等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同样，他也回应了对社会科学的批评，强调实践与能动因素。但是，费雷在政治、政治史中为史学寻求出路，从而让史学与社会科学在“互通有无”的逻辑下进行对话。夏蒂埃当然顾及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可他考虑的主要不是如何从新的立场出发，重新蒂结两种学科的关系，而是从社会科学研究前沿（如布尔迪厄、埃里亚斯），从新的合作学科（如文学批评）中寻求灵感，进而清算主流史学本身的问题，让史学走出困境。通过起用“集体表象”的概念，他对传统的文化社会史提出了批评，构建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化差异与社会范畴、客观结构与主观认同之间的矛盾，打通了社会史与文化史，为推进这两个新史学主导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准备与说明。
三、雷维尔：调整史学分析的规模
费雷毕生研究法国大革命，兼及识字史研究，相关的成果可谓著作等身。夏蒂埃专攻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不下十数种。相比之下，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 1942-）的专著少得可怜。尽管他是资深的年鉴成员，自1978年便开始承担《年鉴》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于2000年前后一度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但是，他仅有的几本专著都是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比方说《巴黎的失踪儿童：法国大革命前的谣言和政治》（Logiques de la foule, 1988; 英译本: 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 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91）一书，便是与年鉴史学家阿勒特•法杰（Arlette Farge）合著的。 这里讨论的“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一文，本是为作者主编的《社会的构建》（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 1996）一书撰写的专题论文，1995年提前发表于作者与美国史学家琳恩•亨特（Lynn Hunt）主编的《历史：法国对过去的构建》（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1995）一书。 下文的讨论依据的就是这个文本。
像费雷与夏蒂埃一样，雷维尔的讨论是从批评年鉴派范式，尤其是年鉴派的主流社会史范式开始的。这一范式发端于涂尔干学派社会学家弗兰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 1873-1935）。西米昂声称，未来史学家关注的不是特殊性和偶然事件，而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观点对年鉴派社会史范式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这个范式包括以下特点：强调考察尽可能大的集合；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优先使用计量方法；选择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以此凸显大规模的转型。其结果是，为处理他们偏爱的系列和数字，必须找出适当的处理手段，对档案的内容进行大幅度的简化。在具体分析中，史学家假定社会领域是连续的或是同质的，教区、地区、城市和职业成为收集资料的不加置疑的当然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观察的规模并不成其为问题。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就在社会史的顶峰时期，它逐渐陷入危机之中，这种研究范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先，人们认识到，电脑的确让史学家能够记录、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材料，但这不意味着史学家讨论的问题可以同步增长。其次，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造成史学研究的零碎化。第三，原先将社会科学统为一体的范式，遇到激烈的批评，结果跨学科交流受到了怀疑。最后，人们对总体史也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至少是暂时地被搁置了。这些批评的出现，“削弱了之前一度罕见质疑的宏观分析法的确定性的基础”，“对微观史学的兴趣，乃是这一信心危机的症候，也是确定对象并将之具体化的思想源泉”。 也就是说，雷维尔认为，微观史学的出现与流行，是与学界对60、70年代主流社会史研究中宏观分析法的不满密切相关的。
狭义上的微观史学，主要是与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埃多亚多•格伦第（Edoardo Grendi）、乔凡尼•李维（Giovanni Levi）、卡罗•波尼（Carlo Poni）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学派的方法，金兹堡与波尼曾有专文申论。他们委婉地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倡导微观史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无法象年鉴派同行那样，得到数量可观的美国基金与本国政府的资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认为年鉴派主流的分析模式，尤其是长时段的计量分析，“会掩盖与歪曲事实”， 它们处理的时段无法触及对日常生存的问题。微观史学将自身定义为“现实生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al life），以重构宏观分析无法理解的“现实生活”为宗旨。 李维对此的表述更为明确，他强调微观史学家对现实状态的关注，强调隐含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行动与自由。“他们的著作总是围绕寻求对人类行为的更为现实主义的描述，采用在世界中人的行为的行动与冲突的模式，认定他超越——尽管并非外在于——指令性的、压迫性的规范体系的限制的——相对的——自由。因此，所有社会行动都被视为个体面对规范性现实进行反复谈判、操控、选择与决策的结果，这个规范性现实尽管无所不在，但给个人的诠释与自由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在这种类型的考察中，历史学家不仅仅关心意义的诠释，而且关注界定象征世界的含糊性，对它所能进行的诠释的多元性，以及围绕象征资源发生的斗争——这种斗争绝不亚于围绕物质资源发生的斗争”。
如何把握“现实生活”呢？金兹堡与波尼强调社会网络。他们的切入点看似简单：人名。具体地说，微观史学家以人名为“指南”，首先寻找出现于教会文献、财产登记、行政记录等档案中出现的人名，收集普通人在不同档案中留下的各种痕迹，然后通过将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重绘出这个人的肖像。从学理上说，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把握个体，从个体的角度理解社会。“人名交汇复又分开的线条，创造出一张密密织就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个体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图象”。 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观察到的社会图象，有可能截然不同于宏观分析的结果，也不同于从社会组织入手进行的分析。从作者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历史上政权形态比较复杂、因而档案收藏较为零碎的意大利。相比之下，李维更关注意义的诠释。他认为，与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倡导的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相同， 微观史学的出发点是生成意义的符号，都采用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在意义的网络中诠释事件或事实。不过，作者指出两者之间也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围绕人类理性，一是围绕理论模式。他认为微观史学承认有限度的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不排斥建立模式。
围绕微观史学的典型性问题，金兹堡与李维都援引了格兰第的“正常的例外”作了答复。金兹堡认为，这一概念至少有两重意思。其一，它指的是那些只是表面看来属于例外的人与事。也就是说，从资料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与事相当少见，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他们却是常态的现象。其二，“假如资料对下层阶级的社会现实不是三缄其口，就是系统地歪曲，那么，一个真正例外的（因此统计学上并不常见的）文献，较之一千种老套的文献更有启示”。 从李维看来，“正常的例外”这一方法的关键，并不在于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何在力图进行抽象、归纳的同时，不牺牲特殊性、具体性。主流计量史学的问题在于过于机械，而微观史学特别适用于计量史学忽视的，对关系网络、不确定处境下的决策、博奕与策略等问题的分析。
表面看来，微观史学似乎没有太多创新之处，它仅仅是将史学分析的规模，从宏观的层面降低到微观分析、甚至是个人的层面。但是，雷维尔认为，恰恰由于分析规模的变化，史学分析的对象也产生重要的变化。就象摄影与与地图制作一样，“改变镜头的焦距，不仅扩大了（或是缩小了）观察对象的大小，而且改变了它的形状和构成”，或者说，“改变地图的比例尺，并不仅仅意味着根据更大或更小的比例来描述不变的现实，而是意味着改变表述的内容”。 微观分析意味着告别社会史既有的模式，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史分析的工具和方法。
首先，微观史学让史学家得以把握宏观方法无法分析的社会行为和经验及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其实，这是个研究策略的变化，史学家的策略不再是对抽象的特征进行统计，而是将这些特征整合、连接在一起。这种方法似乎是人类学强调的“整体主义”或是总体史的翻版，但是，这是自下而上的整体史，而且考察的是具体的整体。这也就是金兹堡等以“人名”为指南的研究法。这种方法的意图是在最复杂的层面理解社会经验的状况，在社会分析中引入“新的、更为复杂、更有弹性的变量”。雷维尔认为，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并非没有局限，“因为我们总在试图发现支配社会实体甚或集体经验的形成与功能的规则”。
这种对社会行为、经验及群体认同的建构的重视，与过去的社会史做法非常不同。过去的社会史关注的是社区、职业团体或阶级等社会实体。在具体研究中，这些群体似乎是既定的、不成问题的。微观分析从两个方面批评了这种观点。一方面，它对社会史的分类标准提出质疑，由于分析规模的降低，微观分析很容易发现抽象的分析概念（如阶级）的问题，这种批评十分类似于夏蒂埃对社会范畴化研究法的批评。雷维尔认为这一观点比较暧昧，不加分析地使用社会范畴固然是不能再接受了，但诉诸阐释人类学导致文化相对主义。在这一点上，他的认识与前述李维的看法相似，两人都不愿为“文化的诠释”而牺牲进行归纳、抽象的可能性。在微观史学中，对博奕、选择、决策等“理性经济人”行为的强调，本就足以抗衡阐释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内核。
另一方面，微观史学强调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史学家不应简单地借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语言，而应借助这些语言的引导，考察多元的、有弹性的社会认同是如何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建构的。这种分析方法的复杂性，要求限制观察的规模，从个体行为出发，重构社会聚合（或分裂）的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社会范畴本身并不既定的，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用夏蒂埃的话，在集体表象的斗争中）建构起来。这种分析方法，类似于英国新社会史代表人物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一书倡导的阶级分析法。 在汤普森看来，经济状况本身并不成其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取决于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的出现，而这种认同的出现，是在具体的经验层面展开的，是与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实践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自在的阶级并不构成阶级，只有自为的阶级才成其为阶级。发人深思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文版在1963年就已出版，但法文版迟至1988年才问世。法国史学界花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来接受这部巨著，这无疑与法国史学界的学术气候变化、尤其是对宏观分析的质疑有莫大关系。
在文章的最后，雷维尔指出，必须从四个方面对社会史研究进行重新定义。其一，重新定义社会史分析的理论预设。这意味着，社会史研究的出发点不再是以明确标准为基础的分类系统，而是定义和重塑社会认同的行为。这并不等于微观史学家忽视其研究对象的“客观”特性，而是将之视为分化性的资源，其重要性与意义取决于社会如何使用它们。其二，重新定义社会策略的概念。这意味着，将特定条件下可供每个个体和群体支配的资源纳入考察范围，从而分析他们选择的社会策略。其三，重新定义语境的概念。在传统的历史写作中，语境（context）多少是个偷懒的办法，它勾勒出讨论主题得以发生和展开的基本条件。微观史学拒绝将语境视为既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否认存在一个社会行动者进行决策的统一的、同质的语境。这意味着，从人类建构世界和他们的行动的意义上说，社会经验和表象是多元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和通常的历史写作相反，微观史学建议去重构人们认同和行动所必须的多重语境。其四，重新定义观察的规模。传统的做法是将历史研究的规模分成不同的等级：在全国的层面做全国性的历史，在地方的层面做地方史。而微观史学提醒人们，每个历史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不同层面（因而也是在不同的语境里）的不同过程，这些层面包括最地方性的到最全球性的层面，因此，在不同层面之间，并没有断裂，更没有冲突。 在微观分析关注的个人或群体出发，地方史与国家层面的历史可以打通。“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村庄里做研究”（格尔兹语）。 微观史学家也是如此。个体、社区、地方或区域本身，不过是史学分析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正如《历史：法国对过去的构建》一书编者（很可能是雷维尔自己）在引言中指出的，对于雷维尔来说，微观史学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模式，倒不如说是一座“路标”，它让新一代年鉴史学家反思实证研究中未加言明的预设与习惯，它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研究策略，倒不如说是“一个批判性地反省史学方法的机会”。 雷维尔主张，通过重新界定社会史分析的理论预设，重新界定社会策略概念、语境概念，通过调整、尤其是降低史学分析的规模，弥补、克服宏观分析的局限。不过，如何在个体认同与社会结构、在地方与全局之间建立联系，仍是微观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面临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引入夏蒂埃倡导的“集体表象”概念，也可如伯克建议的，将焦点放在联结社区与外部世界的各种“掮客”（brokers）或是“守门人”（gatekeepers）， 来克服这一方面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三个重要文本的分析，读者诸君应可认识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史学界主流范式出现了危机，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上述三个文本的作者，都对史学危机进行了诊断，并根据各自不同的诊断，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费雷看来，年鉴派的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一学派借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由于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牺牲了历史行动者的自由与决策。夏蒂埃则认为，这次史学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史的文化分析法过于僵化与教条，阻碍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进行交流的可能性。雷维尔对新史学危机的诊断是，史学对自身的概念与方法，尤其是对自身分析的规模缺乏反思，导致社会史一步步陷入危机。
如何克服新时期的史学危机？如何看待由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的年鉴派的学术传统？三个文本的观点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它们都认为当时史学分析中应用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是成问题的，应该重新思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都认为年鉴派主流范式主导下的总体史、区域史等基本方法是成问题的，应该重新考虑史学分析的工具。也都认为主流社会史研究忽视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认为未来的史学研究应给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留下更大的空间。
但是，三位作者所强调的东西并不相同。费雷强调人在政治实践中的自由与能动性，强调政治变革对结构的影响，主张关注政治史中的创造性成分，从而在关注历史创造成分的史学与关注结构性因素的社会科学之间展开对话。夏蒂埃强调通过借用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重新界定“集体表象”概念，清算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主流范式中的僵化成分，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克服社会文化分析面临的主观个体与客观社会之间的矛盾。雷维尔则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调整观察的规模，引入意大利微观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的角度考察社会认同与结构形成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如何克服过分强调结构性因素，忽视人类创造历史的自由与能动性的问题，费雷给出的答案是政治史，夏蒂埃的答案是以表象为核心的文化史，而雷维尔的答案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社会史分析。
现在看来，这三种答案并非水火不相容。假如扩大政治史的内涵，将社会文化领域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行为纳入分析的框架，政治便不再是在社会文化中的真空中进行，围绕表象展开的斗争、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矛盾冲突便有了政治的、权力的维度，毕竟社会史与文化史本不该将政治拒之门外。假如将社会结构视为围绕表象、认同展开的角逐与斗争的后果，社会史也同样离不开文化史。最后，微观分析中强调的认同问题，不仅是在日常体验中，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而且是在表象的实践中展开的。这样说来，夏蒂埃倡导的表象概念，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借助这个概念，不仅社会史与文化史，而且个体与社会，政治、权力与文化，都可联为一体。围绕这一概念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也许正是目前我们史学界所急需的“中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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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腓力 赞了这篇日记 2021-01-21 23:36:24 -
大雁塔 赞了这篇日记 2014-01-06 17: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