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劫
桃 妖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四十八岁的苏轼与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会晤于金陵。此时，距乌台诗案五年，距熙宁变法已过去十五年。保守派重新掌权，苏轼离黄州赴任汝州，属东山再起；王安石因保守派打压而贬于江宁。苏轼此次专程探望他的政敌，也是将他贬于黄州的对立派政治领袖，会晤的目的是希望远离朝堂的王安石能够借助其熙宁变法以来的政治影响力继续谏言朝廷，发挥余热。会晤期间，两人诗词相和，甚是欢愉，一笑泯恩仇。
两年后，六十六岁的王安石逝于钟山。
而回到朝堂的苏轼，看到保守派对于改革派势力的打压，无异于自己当年经历过的乌台诗案，所谓欲加之罪，公报私仇……同时苏轼也看到了新派变法后的北宋，刹住了国运衰退的颓势，富国强兵，谈不上九洲升平，但是极大地缓解了国家的经济危机，所以，变法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苏轼本来也不是反对变法，只是觉得王安石派系过于激进。于是苏轼再次谏言，元祐六年（1091年），因政见不和，五十五岁的苏轼再次自请外调，再赴任杭州等地。也正是从这此出走京城开始，他不仅不被新派势力所容，也得罪了保守派，仕途一贬再贬，官是越做越小。
五十五岁的人，被贬多次，宦海沉浮，你若说他不谙朝野党争，不懂人间世故，那是贬低了一代文学大家的智商与情商。知世故而不世故，唯存真知，不仅是做人的坦荡，更是作为学者的初衷不变。直到六十四岁逝于回京途中，苏轼的性子一直没改，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世故所累。
实际上从1071年，也就是熙宁变法的元年，三十五岁的苏轼因上书谈论新法弊病，遭王安石御前陈状而自请出京任杭州通判始，苏轼在仕途上即告别了春风得意的前半生。作为世家子弟的苏轼，与寒门出身的王安石不同，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没有吃过什么苦，作为北宋中早期文学领袖的他，二十一岁初试中第，名动京师，深得当时的文坛泰斗级人物欧阳修嘉许，二人也师徒相称。无论是物质上的富足，还是精神上的被追捧，他都可谓天之骄子，往来无白丁，调素琴阅金经，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不乏苏大人的影响力。不过杭州这段时期，苏轼过得还算得上春风得意，锦衣玉食，西子湖上常见一叶小舟，官妓相伴，朋辈相随。“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当然，政绩同样斐然，修筑了历史上著名的苏公堤，今天去杭州，它依旧在，“苏堤春晓”是也。
后又执密州知州。
江城子·密州出猎
宋 ·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即为苏轼三十八岁时于密州的作品。老夫、鬓微霜，现在看来谦虚了，但在十一世纪的中国，苏轼也就活了六十四岁，此时算是人生过半，如此自谦，亦不为过。
而苏轼的生活真正走向下坡路的转折点是元丰二年（1079年），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专门为被贬官员而设的闲职，没权更没钱，苏轼不得不开荒种地以贴补家用。种地的地方叫“东坡”，或者就是家东面的山坡，苏轼于是自号“东坡居士”，天天研究诗词，此期间有大量作品成集，可谓他一生作品的巅峰时期。加之这个地方资源匮乏，当时猪肉还没有成为北宋人的主要肉食来源，猪也不是主要家畜，基本是野生状态，肉质相对粗糙。可是当地的肉本来就少，东坡先生囊中更是羞涩，于是他拿出一部分精力钻研美食，创造了流传至今的东坡肘子、东坡肉。黄州这段时间，五、六年，虽被贬，苏轼过得是相当惬意。作为一个从小没有吃过苦的世家子弟，物质的匮乏却从未将苏轼击垮，因为他精神强大，他从来睥睨众生，傲视群雄。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宋 ·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黄州。苏轼流传于世的诗作大概四千首，涉及个人心迹的不算多，至少跟李白比是这样。不涉及，说明根本就不想这事，无论境遇如何。
两个字：心大！
苏轼这一生，放达率真，通诗律好美食，爱交友尚星相，心怀天下苍生，又不失人间烟火气，却对功名利欲淡然处之。入可安天下，退可怡江山。纵然锦衣华服，海错江瑶，高堂庙宇，即使四海八荒，都抵不过精神的富足。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首推李白，才华之外，最是难得在灵气，正是“诗仙”本色，立意之高远，想象之超然，脱俗于世，非人作。但论人生豁达，无人可及苏东坡。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这世上就是有些人，带着上天的眷顾而来，虽人中，却有鲲鹏之势。
世上永诀李太白，此间再无苏东坡。
他们是来渡劫的！
202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