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学盲言》上
（要从总体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书应该是必读之书，粗读了上部，受益良多。主要是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系统性总结。关于道统和法统，君子和小人，仁与礼，政治和社会，群道和个人主义讲得比较透彻，但是仍需个人深刻领悟。尤其是群道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今天的政治上表现为中美两大阵营，当今社会也是个人主义思想盛行，怎样领悟古代圣人的群道思想变得很有必要，至少在心理学上已经表现出来家庭人伦群道思想的关键，人需要亲密关系，并且需要在各种关系中成长完善自己。个人主义只会导致自大，自闭。到目前为止，其实对古代人伦的建立，道统思想的逻辑，搞的还不太透彻，之前一味地关注道佛的心性之学，其实人要吃饭，人要相处，相爱相杀，仍然是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的。据说本书是作者八十六岁并且眼睛不能视物时口述而成，叹服之心由然而生，对本书感通之处略作记录。）
1.宋儒言变化气质，乃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为二。天地之性亦称义理之性，乃宇宙大自然所赋予人之共同性。人类即本此以演出种种大中至正之人生道义来。限于躯体，则为气质之性。故人自婴孩，为子弟，即当从学守教，求能变化修养，以上达于天命之共同性，而跻于大中至正之大道。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人生哲理中一最要宗旨，最要目标之所在。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就是修率性之道之谓教，什么是率性之道？我想在孔子的眼里就是仁和礼。仁有发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同理心，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礼，礼合仁，仁本天性，这是儒家文化的逻辑。跟西方认为的《自私的基因》有根本区别。在作者看来，古人认为私心是小层面的，对应人的秉性，之所以言变化气质，就是要提升小我为大我，因为天性无私，自然正确，是根本遵循。儒道的根就在此天性上，包过政治构架，社会理想，人间道义，都是此中演化而来。）
2.君者，群也。必通于群道，中国人讲一切学问思想，在求为一君子，不为一小人。君子不器，做人如一架机器，限于专门一用途。纵谓其有生命，仅一小生命，乃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不得通于生命之全体。全世界人类前进终将以何一目标作领导？人有生命，为人之道，首当认识自己之生命，再由认识自己之小生命，而认识到人类共同之大生命。儒家分君子小人，知有己，不知有群，则为小人。中国人对禽兽之德性观，尤可举家畜为例。如群字从羊，因羊最能群。善字亦从羊，为惟能群始为善。如美字从羊。群水汇聚则为洋，洋洋大观。
3.喜怒哀乐皆是情，情必对外而发，对人对事对物皆有情。心无对，谓之未发，但不得谓心之无情。方其未发，则于喜怒哀乐之分，故谓之中。中即是其情而存于内之总体，喜怒哀乐则为其动而分向对外之部分。中和，亦即人生总体中一无处，专一注意于其有处，则惟见分别，又何来得中得和。有心终不能无物，有仁终不能无智，有静终不能无动，有体终不能无用。要言之，仍当执两用中。
4.中国人重人之德性，故重公更过于重私，重大更过于重小。马克思乃犹太人，非欧洲人，倡共产主义，乃经济问题，非政治问题。俄国人列宁，借为号召，排除沙皇专制，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之苏维埃政府。于是…至是始成为政治问题。
5.中国人传统观念，学尤在政上。中国政与学合，西方政与学分。秦汉以下，政治以学术为向导。而五十年来，白话文盛行，学者皆不读旧籍，传统堕地，无可复拾。故在今日而论中西学术之是非得失，则只分新旧，西化则是，传统则非。而自秦始皇帝以下，乃为近代中国人内心一大诟病，一若中国文化无足称道，即此一节已足论定。其实此种观念，乃就西方文化来衡量。全部二十五史，天下高于国，社会高于君，学术高于政治，例证明显，举不胜举。…近代国人一意以西方历史来衡量中国，乃谓中国秦后尽属帝皇专制，不知帝皇乃中国传统政治中一职位。君统即以代表治统。
6.中国古代政治组织由宗法来，同一政府即同一宗族，及周室东迁，春秋战国时代，宗法在政治上乃渐失其重要性，亲亲转而为尊贤。中国人观念，政治须由天理人道来作领导。
7.汉武帝因于当时贤良政策，遂来改革朝廷上的博士官制度，把代表后起百家言的博士尽废了，专由研究古代经典王官学的来任博士，谓之五经博士。唐代科举重辞章，魏晋以来一部《文选》人人朗诵。然史学已不如两汉。经学训诂考据，义理阐发须有师传。故科举兴，而太学制度遂衰。求仕者不向太学，转向科举，不务道义，仅夸才能，而士风遂因此而大坏，治道亦由此而不振。求仕者为数远多于入仕者，社会士之地位远不如政府之官僚。师道亦衰，高尚不仕，则为僧侣为道士，老释地位，亦远超于孔子儒家之上。故唐代学业以诗成风。汉唐虽同称盛世，而唐代之诗人，就文化大传统之意义与价值言，其所贡献，远逊于汉代之经生。韩愈力矫其弊，倡为古文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又提倡师道，辟佛辟老，而其道終不行，士风颓于下，而政风亦坏与上。五代后，中国終以复兴，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功，非唐人之力。
8.今再要言之，中国文化大体，道统必寄存于社会，政治法统则必尊道统。（率性就是我们的道统，就是要本本分分做人，要追求“至诚”，达到率性。可以说做人，做大人，做君子就是我们古圣人认为的人生目标，活着的意义。这样是最自然正确，最自在的方式，了解佛道思想的人知道，天性是无私的，儒家追求率性，佛道追求无心，无私，这种状态就是最自由，心境最好。而不是现在普遍认为的物质占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样也是为个人的升华服务，不仅仅是利益交易。当然，在无外敌，其他强势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道统可立，有的情况下恐怕先解决的是自强的问题。但似乎能看到有很多人已经在追求个人的觉醒。）汉武帝之表彰五经，最足发明此义。此下历代帝王乃亦終不敢以道统之继承人自居，读历代帝王诏令可知。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最要精神之表现。惟中国社会信仰，有道统，无宗教。佛法传入，而中国社会乃遭遇一大变。两汉以来道统一尊之精神，由此乃不振。最著者在师道上，唐代一和尚，可得尊奉为国师，每一僧侣，亦尽得师称，而士人乃循至无师。如是演变，岂不社会之基本已臻摇动。唐代之士与汉代有大不同，一则汉代之士在门第之前，而唐代之士在门第之后，汉代之士上承战国诸子，其志在治平道义上。唐代之士则上承门第与佛法。…就汉代经生与唐代诗人，可见汉唐社会之变。社会变，政治必随而变。道统不振于下，而政治法统渐趋于无所遵循。单靠政治权力，一中央一帝王何以维持一世之治。此见中国传统文化一大衰败。首识其危者，为唐代中叶之韩愈。 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所谓复兴，则在社会，不在政府。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其志在出仕用世可知。 元代以蒙古入主，统一全中国，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大衰落。但社会则依然是中国社会。元代于全国郡县中设书院，长官到任，必先到书院听讲，此犹是尊道统于政统上之遗意。科举考试一遵朱子《四书集注》，其影响后世乃可与汉武帝之表彰五经相提并论。 9.农业社会以乡下人为主，工商社会以城里人为主。农业人同此田野，同此耕耘。农业是和合的，群而不孤。工业则是分散的，孤而不群。农业家庭成一工作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心理个人与家庭，农尚辛劳不尚技巧。农人每见其业之可以相通而为群，而工业者则每感其为分别而成孤。
10.人生乃由人与人相搭配，相联结，相互成伦，而始成此群体，此之谓人伦。个人主义与人伦主义的区别。真讲个人主义，必无伦可言，真讲独立自由平等，必无群可言。 11.秦汉以下君臣体位有一大变，秦前为封建，秦后为郡县，一君巍巍在上，全国受其统治。后君尊臣卑之势，远甚于孔孟时代，后人论君臣一伦每严于臣而恕于君，乃特提一忠字，与孝并言。忠臣孝子乃若并悬为中国人做人两大标格，此已与孔孟言父子君臣两伦异。而且孝专对父母双亲言，从不移作别用。忠字则为对人之通德，不专为君而有忠。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楚辞云，交不忠兮。是凡人相交皆当忠。 12.我之神奇即此腐败中来。
13.依儒家言，德出于性。孔子言人文之道，而其道乃由天来。
14.人而不仁如礼何。则礼虽表现于外，而必属于心，仁与礼当表里一致内外一体，亦不能仅存此仁而无礼以为表。中国之人生变文化变，当以礼之变为最重大最首要。所变者不在其仪式之表于外，乃在其情感之存于心。此非礼变，实乃心变。 15.实则西方自始即是一商业社会，个人之交接，以及群体之团结，皆赖财富。故不贵礼而贵法。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之所谓礼，则与商业与宗教信仰皆有杆格不相容处。…此有待善言历史文化者有以阐发之。
16.譬之治水，西方如鯀，仅知筑堤防，中国大禹乃知导其流以归于海。此乃通知水性以为治，正乃如孔孟儒家之通知人性以为教。知共通之人性，乃知共通之人道，斯知有共通之教育，故中国人言，主持教育者为师。师即有众义，非通知大群之共同性，又何以成为人师以有教。西方教育以知识为教，故尚专家。中国教育以人道为教，故必尚通德。
17.心与物，自然与生命，会通以为知。
18.生命与大自然起共鸣，此即其德性。德性人所同有，知识则可独出。故德性乃平等，可自由，可独立。知识不平等，乃成为一权力。只争在己之德性上，不争外在之权力，乃以成为和。德性为至广大至悠久之个人主义，争财富争权力为短暂狭小之个人主义。近代人务求之外面之财富权力，乃愈见己之不独立不平等不自由，尽力以争，所争仍在外。所谓道在迩而求之远。
19.人生大道必以生命所天赋之德性为根据。济其深而达于远。德本于性，而性则是人生行为不断生发之真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