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间主体性的可能性

最近看吴琦对项飙的访谈里问项飙认为自己属于哪个群体，北大人？牛津人？项飙不加犹豫地说是温州人。项飙接着提到回北京的时候会去哪儿，会见谁，他说自己和浙江村出来的一帮温州人可能更亲近，像是温州的哥哥在招待不知道在外面做什么的弟弟回家了的感觉。而项飙也同时坦承道，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可能还是多少有访谈的感觉在。真让我去和他们一起开厂做生意，我们也没法真的做到一起去。这里引发了我对跨社群间主体性的一些疑问。

项飙切入事件，介入世界的方式，始终对任何群体（无论是中心还是边缘）都保持了一定距离。这里或许显现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矛盾。一方面可以回到人类学方法论当中对于研究者，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与客体性”是怎么看待的长期争论。在项飙的表述中，人类学做以“理解”和“解释”为目的的实证研究，就是高精准的记录和梳理。这里自然会引起疑问即学者及非虚构写作者的分别何在。项飙对此的回应是承认并且某程度期望两者界限模糊化。知识分子不限于学者，做记录的人也不限于知识分子。他希望见到更多的“普通人”可以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并且进行表达和记录。他视其为真正促进社会讨论的基础，也即社会活力的来源。这一点符合人类学内部长期存在的一种价值观 —对普通人行为习惯的足够仔细的观察和理解会蕴含某种改变的力量。同时，这样说来，是否等同于打破所谓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只要人人都拥有了一种记录和反思的能力，便可以不再有实际上主体与客体的分野？

另一方面，项飙对自己的经历回溯中十分强调个人在研究过程当中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在浙江村调查当中项飙作为学生和温州老乡是十分自然的介入。他称之为“自发”，到后期他慢慢意识到这种恰当的主体性需要主动寻求才可获得，所谓“自觉”。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如果认同人的主体性是在关系中形成和建立的，那么人进入一个原本自己不属于的群体便需要找寻一个合适的，被认可的位置。不仅仅是人类学家做研究时会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一些自愿或非自愿的场景下似乎同样会感受到强烈的一种对身份进行（再）定义的需要。这种再定义的过程，会如何影响到社群内外人们各自的主体性，值得进一步思考。

回到开头项飙描述自己和温州商人（被研究者）的关系，这其中有几乎亲如手足的一面，但也有某些依旧存在的边界？这个边界内涵是多样的，并且不可避免的有结构性的成份在。我们到底怎么理解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呢？它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但其来源，程度及其合理性好像很少有人谈起。在维持边界存在的同时，如何可以实现跨越边界的主体性？当项飙呼吁大家要重新审视“附近的消失”的时候，“附近”的指代到底是什么？一个社群里的人也许正在变得更加团结与紧密，而跨越社群的难度似乎在增大，我们心中的边界感是不是也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