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回归故里》，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

书虽然只有179页，但是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总的而言，作者是一个自我意识反身性很强、但又试图说明自己的思想特点有别于很多社会优越感十足的社会学家，行动上有明显“越轨”倾向但努力克制的人（曾是“小镇青年”），他将此种人格的养成溯源至其“我史”的一些事件和瞬间。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意无意地在进行思想上的“回归故里”。历史与记忆被看作是“重负”也好，“财富”也罢，都是一种在某时某地被某人某物可随时唤醒的思想资源，它或隐或显地参与到我们当下对自身思想和行动的建构中去，形成一场跨越时空的“自我对话”。从结构/能动的角度看，作者非常强调各种隐而不显的结构带给他自己和身边人的封闭与无力感，如家庭、阶级、教育、性取向等，但其最后却凭着个人努力与时运，实现了个人在职业和声誉上的社会性成功（他人眼中的而不一定为自我所认同的），突破了那种先前看似无法逾越的边界（这种“成功”其实只占到作者精神空间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他虽为了追求新的身份认同而不惜彻底远离、鄙夷过去的人和事，但精神上仍无法缓解这种延续自年少时期的对外“表演”和对内“自欺”之间的张力，于裂变中仍有传承。因此，“归根到底，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

一

3 即使我们极力排斥过去，童年的生活轨迹以及社会化的方式依然会持续地发挥作用，因此，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浮现脑海——我们饿希望已经摆脱、但又不得不承认它们造就了我们的个性的那些东西，即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差距如此之大，看似无法相融，但又时时刻刻共存于我们体内）。

7 更准确地说是不安，对于个体的社会化、社会阶层的分离、社会环境在主观视角建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个体的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追问给我带来的不安。

8 个人的历史总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历史与形态；这部分我们曾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与形态，是我们体内最深层的真相之一，虽然我们未必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19 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24 要成为政治主体，就要将话语权交给某个发言人，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得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成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群体。Party着力在人们意识中建立的、在政治团体中传播的一套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对外界秉持的态度。所以投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体肯定自我、肯定自身政治分量的方式。

31 他们拥有的可能性——这里说的是可以想象的可能性，甚至不是实际的可能性——被他们的阶级地位严格限定着。仿佛不同社会空间之间有一层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界限将社会分为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人对于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以及可以追求的目标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他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那存在于一个无法靠近的、遥远的世界，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某种被其他社会空间中的人视作理所应当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有被剥夺和被排斥的感受。社会秩序就是如此。我们很难发现这套秩序是如何运行的，因为这需要人们从外部观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31 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把“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实就是充当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的速记员，因此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秩序的延续做着贡献。

32 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

二

44 社会规则会对所处其中的所有人施加影响，那些希望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条”、充满“理性”、符合“标准”的人便可以将我们自幼年开始习得的社会规范视为圣旨。我们通过对社会的学习、通过社会规则带给我们的拘束感（羞耻感）——也就是当我们成长的环境与法律、政治规定下的完美形象不相符时感到的那种羞愧——将这套社会规则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意识中。

58 我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便是我抹去社会身份的途径：我颂扬工人阶级，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

64 我更愿意将之看作一个社会镜像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有了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己处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社会召唤的情景（而非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召唤），通过使人们发觉自身阶级所处的社会状况并赋予我们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实现了这种召唤；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通过那个我们将要成为的人传递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68 就我而言，我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阶级归属。这并不意味着我属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阶级。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阶级，但不代表这个阶级一定有意识地将自己看作一个社会阶级，或是“定义明确的群体”。

69 理查德·霍加特说得很对，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72 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

85 我没法不将教育系统看作地狱式的机器，即便它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特意设计的，它至少导致了这个客观结果：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指向被统治阶级的战争正在进行，学校便是战场之一。教师们已经尽其所能！对于社会秩序所拥有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威力，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或者说能改变的东西太少了。

三

89 事实上，知识分子中的风气和思想根基已经发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人们不再谈论探索与抗争，而是谈论“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共同生存”的话题取代了社会对于个人命运影响的话题。压迫的概念，以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的主题在左派政党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中性的概念，在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人们应该忘掉他们“个人的利益”。

91 这一政治话语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同时也就改变了社会本身，因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的范畴所建构的，这思想便是人们对于社会的看待方式。

96 对于相当一部分选民来说，投票给国民阵线可能与过去投票给C.P.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相对临时，且没那么忠实的选择，他们将自己交付给party发言人、将自己的话语权赋予party代表以便在政治舞台上发声的程度也没有过去那么牢固和深入。通过投票给C.P.，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散落状态，C.P.既表达着他们，也塑造着他们，通过C.P.表达出来的集体观点完全不反映选民们那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观点；在投票给国民阵线的情况中，选民个体并没有发生改变，通过政党进行的集体发声只是个体本能的偏见的集合，政党只是将这些意见捕捉，而后将其纳入相应的政治纲领之中。

97 我们可以倾向于将这一群体看作一个以非自然方式集合的团体——它建立在本能的冲动之上，选民拥有相同的意见，但这种意见是外界强加的，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出的利益诉求或者在实践指导下产生的意见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观而不是一种恒指理念。……这一政党利用了他们的投票，选民则利用他们选择的表达方式来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为何底层人民会改票从极左到极右）

98 这当然不意味着极左party会变得像极右party一样，而一些想要维护自己对“合理的政治”解释权的人却将所有不符合他们定义的观点和自我表达都指责为“民粹主义”。……他们并不理解阶级是什么。变化的不是party，而是选民群体，一旦大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彻底改变自己在政治这盘大棋中的位置，从而归入另一“历史集团”，与其他社会群体结合。

108 理论赋予某一个时刻的经历以形式和意义，同一段经历依照它们所选择和依靠的不同的理论和主张，可以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

110 永远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平民阶级必须寻找代理人，以及平民阶级拒绝被代理人剥夺权益并因此放弃原有代理人、寻找新的代理人，两者之间的悖论。另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永远提防所有party天然地试图保证其对于自身政治生命的支配权的倾向，以及所有party领导想要保证自身定义何为正当政治行为的权力。

四

130 事实上，弱势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遗弃的过程是漫长的，淘汰是许久之后才发生的，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变的 ：它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结构的位移”。

141 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信息（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

五

145 但当时我却被一种不可抵御的想要证明自己属于“正常人”的渴望所支配，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自己并没有脱离“正常人”的群体。也许这是一种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他人的方式：一种驱魔术。

148 “基佬”这个词以及它的近义词不断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即使对你说出这些词汇的人并没有像到他们说的便是你，你依然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些词汇所指的对象，哪怕它们实际上是用来形容别人的，而且只是泛泛地指向一个很模糊的范畴，我们仍然感到自己属于那个被指向的群体，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地想要脱离它。 149 一个个体，作为一个被侮辱的人生活着，作为一个被社会目光与言论所贬低的人生活着。一个通过被命名而被贬低的客体，就是一个被性规则的结构生产出来的屈从的主体，而我们所有的意识正是被这一过程所标志和塑造的。没有什么是纯粹心理的，所以：是性规则和它所规定的等级（这一等级日复一日地生产着心理机制和主体化方式）在起着教化而有效的作用。 156 为什么一些人致力于仇恨他人（这种恨在身体伤害中呈现为暴力，在来自知识界和伪科学界的言语伤害中则以委婉的方式呈现）？为什么一些特定群体（男同、女同、变性人，或者犹太人、黑人等）一定要承受文化与社会厄运？很久以来我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是唯一的答案：社会裁决的独断专行，和它的荒谬性。

164 我们总是勉强地在这些羞辱带来的伤害和用骄傲的态度看待羞辱之间保持平衡，艰难前进。我们从来不曾自由，或被解放。……所以用改变或者“行动力”（agency）来对抗决定论以及社会秩序和性规范自我再生产的力量，或者用“自由”的理念对抗“再生产”的理念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些维度之间的联系无法割裂，它们之间相互重叠相互影响。虽然决定论并不是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改变，但它认为，异端行为的影响是有限而相对的：绝对的“颠覆”并不存在，它不比“解放”更真实；……不应该幻想不可能实现的“解放”，我们至多可以跨越一些历史设置的、约束我们生存的边界。

165 萨特：“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

165 一方面，我承认并追求自己遭到侮辱的性取向，另一方面，我试图将自己从自己的社会出身中抽离出来。可以说：一方面，我成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另一方面，我拒绝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对我来说，两段变化是同时进行的。

终章

175 政治与理论的范式可以给人们提供看待自己的方式，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人的记忆：我们以现代政治为坐标来回望历史，对统治与压迫的方式进行思考，对自我的改造和抵抗行为进行思考。

175 每个个体属于多个集体。这种现象有时是相继的，有时是同时发生的。这些团体有时会相交；它们总是在不断演变，不停地改变形态。集体记忆也是如此，而且，与之相伴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也是变化着的。它们产生于多样、异质的时间和空间中，想要让它们变得整齐划一，或者通过宣布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来对之进行分级的尝试都将徒劳无功。

177 但为什么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战斗方式来对抗不同的压迫机制？如果说我们所在的位置处于多个社会宿命的交叉处，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多个“身份”，多种受奴役的方式，为什么我们在知道任何运动最初和首要的原则就是造成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定要只选择其中的一个作为我们政治主张的核心出发点呢？是否正是那些将我们建构为政治主体的理论和主张没有赋予我们建立起包罗万象的理论与主张的能力，没有赋予我们将所有压迫的领域、所有统治的形式、所有来自低等身份的召唤、所有面对侮辱性称呼而产生的羞耻感等全部包容进理论场域和实践场域的能力？

179 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