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青苔的力量

城墙内外

亭台楼榭，山水沧池，长安自古繁华。从汉未央宫到以东15公里、始建于八百多年之后的唐大明宫，两片宫殿辽阔的轮廓在绿野之中延展，一时间，朝代的兴替与风云，雕栏画栋的峥嵘，都化入自然山川的嬗变和文明递进之中，只留下虚空。

袁凌在西安待了快一年了。他不时会到这些遗址走走，遥想千百年前文武百官如何上朝，诗人们如何生活，他们会想些什么。在那个片刻，他的思绪飘飞到近二十年前撰写《在唐诗中穿行》的时候，那年他刚从一场为时大半年的结核病中恢复，忽然感到生命的紧迫，处于而立分界点的年龄，似乎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激情。他把这腔情感投射到了唐朝长安诗人们的现世生活之上，力图传达与诗歌意境相关联的无言激情。

西安的传统性，正是令他念兹在兹的。

这座城市从来都是他归属之所系。小时候经常听闻父亲在西安工作和在咸阳作为工农兵上大学的经历，成年后在西北大学念书，他在这里初恋、得到启蒙、初闻世事……他深受厚重沉稳的老陕西气质熏陶，感到与自身内心的契合。人生轨迹曾在这里淹留，又数次擦肩而过。

这一回，他却决定扎根下来，就像树苗一样，日久天长，等待根深叶茂。

在他眼中，这个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的城市，是现代感和传统性的交汇之处，汇集了中国变动中的多种社会样态，他感到需要警惕的是对不占上风的现代性失去敏感。这座古城，既不像出生地（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道河筲箕凹村），传统已然消失，而读硕士所在的上海又被一套过于成熟的规则所主导，是他想要抗拒的，而在曾经打拼多年的北京，虽然可以获得俯瞰的视野，面对故乡也具备一种审美的距离感，但也正在过分变形。诸多因素，像是几股力量把他往不同方向牵引，让他感受到撕扯和踌躇，最终在西安找到一个暂时的、仍在摇摆着的平衡点。他既想要深耕积累，也想保持涉猎领域的宽度，时不时离开西安出去转转，维持“既在生活之中，又在生活之外”的态度。

而今他居住在西安西部三环边上的城乡结合部。这片地区被两条铁路线所经过，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定时响彻。这里也在各大厂房的簇拥之下，诸如棉纺厂、针织厂、造纸厂等，萧索的建筑隐约透露了昔日的聒噪和风尘，其中大多数都倒闭了。袁凌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旺盛的底层社会人气，希望能写出这片地域的感觉。

野生写作

作为自由作家，袁凌的触角始终处向外伸展，脑海中如同是搭建了一个戏台，承托着听闻中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他们可能是庙里的住持、和尚或者小尼姑，吹鼓手，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可能是带着日记和他见面的夹边沟（这里曾经有劳改农场）幸存者，监狱里的工作人员，北京皮村的工友，可能是老人护理中心的临终老人，教会会友，或者经过劳改的朋友。“希望有个幅度吧，各种普通人都见一见，我不希望自己活在封闭的圈子里面。”可今年的疫情阻碍了人们的脚步。“交往变少了，这对于写作其实是很不利的。”

在这些人当中，近来最打动他的是一名老家在攀枝花的中专生。毕业后，她在故乡做幼儿园老师，之后来到北京漂泊，从事过服装销售、营业员、推销员、宣传推广等，不同的工作如走马灯一般地轮换。后来由于居住地三里屯地价涨了，面临拆迁，她不得不搬走，以至于混不下去，回到故乡。之后结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定期去荷兰居住，随后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两个人走不到一起。回到攀枝花之后生计堪忧，又回到了北京，住在廉价的单身公寓。因为之前结交的男同性恋朋友在天津给她提供住所，她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往返，到今年因为疫情，又回到了故乡。袁凌把她的经历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城堡》。

“你看她的经历，就是中国的小城青年怎么样在一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之间，乃至于到国外，那么来来回回辗转，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又回到那个小地方，没有婚姻，也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现实上和理想中都没有得到安顿，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哪里。”

这种漂泊感正是袁凌想着力书写的生存处境，也正是他本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我们当下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找不到归属感，人们在各种体制、家庭、感情关系当中，都是边缘人。我们都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价值和身份。”

“我想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分体制内外的，真正在体制内找到归属感的其实是少数，而在体制之外的人是大多数。另外，中国经历过独特的体制化运动之后所导致的城乡割裂，人和他的身份割裂。如果你想在一个城市待下来，你得买房，很多人就买不起，很多人结不起婚，结了婚还不敢生孩子。”而这种状态既是他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也是他的独立意志所主动希求的。

就在采访前一天，袁凌带着狗到宠物医院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他在路边躲雨，看到一个清洁工，跟他聊一会儿他的生活，清洁工告诉他自己的工资两千多块钱，每天的工作是扫几百米的街，那天，雨下过之后，他要把积水排干。过了一会儿，袁凌又看到两个穿得很整洁的年轻人，一身白衬衫西裤的行头，他们冒雨沿街推销信用卡，问他要不要，“如果我你看我辛苦，就办一张”。袁凌察觉到，这些人才是中国的大多数。“所以我情愿自己收入也不太稳定，也没有那么多的保障，这样使我能够保持和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一样的感觉。”

他也考虑过获取一个社会身份，比如担任律师助理的职位，以便可以接触案子，积累写作素材。他早就阅读法律书籍，却苦于淹没在条文当中，“要克服下来你才能通过它去接触人。”人的真实生活仍然是他关注的重心。 “假如说我在大学里面去教书，加入作协，好像生活就有保障了。但是我对社会的这个观察都会显得不太真实了，是被包装过的。所以我宁愿待在体制之外，保持野生的身份。”

“失去”之书

十几年来，袁凌出入象牙塔和多家权威媒体，得到认可和荣光，又不断离开，在物质条件、身体和精神上都经历了跌宕沉浮。他写下了从自身经验出发的非虚构《从出生地开始》《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涉及乡土经验的小说《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世界》，也出版了聚焦弱势群体生存的非虚构《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在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上，主持人吴琦把这段时间称为是“失去”的过程，而他自己并不以为然。

“从纸媒到互联网、新媒体，再到没有单位的状态，在北京漂，再到西安，身体慢慢出现一些问题，写作环境越收越窄。你可以说确实就是失去。但这个失去本身，也意味着你可能还是把握了很多界限，你可能还是有对位置的确认，失去本身它是一种选择。至少码了一些字，有了一些成果。所以失本身也是得吧，在这过程当中我有所选择，有所拒斥，也有所确认。”

对于小人物的关注，就来自于对自身经验的体认。袁凌出生成长在农村黑煤窑的环境中，自小接触底层的平民，对这个人群的熟稔自然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灵感和养料。袁凌曾经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序言《卑微的力量》：“我的一个读者说，卑微本身是没有力量的，但是如果一个卑微的人承担住了他卑微的身份，还能够追求生活价值，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他的卑微就显出它的力量。他就比那些所谓不卑微的人可能更真实、更可靠。”相对于在很舒适的环境下生存的人，他认为那些在危机状态下的人是更值得记录的。

自认为不擅长社交的袁凌怀着一种普通人的心态去接近他们，相应的，也常常能够得到一份真诚敞开的对待。“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永远都是可能的。”

面对悲惨，他并不认为从一种晦暗的情绪中抽离，会构成一种负担。一方面，是小时候的环境使然；另一方面，他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他黑暗的一面，尽管要正视黑暗，但尽量要在黑暗之下看到希望尚存的东西，人性里面还有温柔的、扬善的东西，能够相信人性是值得去交流和关心的。“在爱和恨之间，可能你在某个时间段会发现恨更有力量，但从更长远来看，爱还是会高于恨。”对于人性，需要的是平常心，就如同是把别人的兴趣和情感放在一个宽敞的容器里容纳，更广阔的群体生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记录。

这半年来，他把对小人物的观察和思考写入了小说，收入延河杂志的“君子豹变”专栏和《引镇人物录》（引镇隶属于西安市长安区）之中。他还在准备写一部有关汉水的非虚构作品，记录在南水北调工程之下的自然、人和社会。回顾自己的成果，他还有一些不满意，他自认为对关注点和想法的表达还太单薄。

自我批判和否定是作家的常态，它如同是蛀虫一般咬噬着一个人的意志和欲望。握在手里的不被发表的作品，时时提醒着他最基本的生存压力，让人不得不神经绷紧。写作，并非为了成功的选择，而是承受一种约束。“如果不写作，我可能活得很放纵，容易嚣张骄傲，这是我的潜质。”然而，一旦他选择了这样一条难走的路，他不得不沉下心来，更为专注和坚持，如同踽踽独行的壮士披荆斩棘。“这个身份给我带来限制，这种限制本身也是双刃剑。”

袁凌有时和妻子一起去位于西安南部的秦岭走走，感受山峦叠起和瀑布流泻之下所蕴藏的包容和力量，那是“生活之外”的所在。他们曾经走到山谷深处，在土屋里小住几天，和孤身修行的和尚聊聊天，和尚所栖居的周遭的山村几乎搬空了。在自然的空寂之中，禅意油然而生，他不无从中寻求到一种心灵的寄托。但他并没有准备好一番隐逸的心态，更多想融入人间烟火之中，关心这座城市和这座山里活生生的人和生活。他在引镇见到一位曾经深居山谷的老人，写下了她从深山搬迁到关中平原后无法适应而死去的故事。他心路的蜿蜒与芸芸众生的百态相交叠，擦出火花，留下一瞬间的意识之光，镌刻入铅字之间。

Q&A:

《生活》：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袁凌：我已经过了大规模、饥渴地去读很多思想和人文书籍的时候。但因为要写小说，我还是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中国当代的小说确实让我感觉是增加了很多情绪和细节，我觉得都是废话，有点虚。而我呢，可能又太实，所以这个平衡点在哪里，我其实一直在寻找。

班宇新出的《逍遥游》我也看了，在生活的一种真实度上，我觉得不如《冬泳》。我就感觉他的语感增加了，情绪也增多了，但是底下的真实减少了。双雪涛的《猎人》中，各种技巧增多了，想象增多了，但是他以前的优势就少了，可靠的原生社会经验少了，也卸掉了某种对人的抱负。这两天我在看萧红的书籍，虽然她不是那么新潮的一个作家，但她的语言很好，没有炫耀，也没有增加太多的东西，她就很准确地把事物传达出来，这是我想要寻求的。我还看亚里士多德，因为我想了解他这个作为西方伦理学鼻祖，到底是怎么看待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议题的。比如说恐惧，道德，勇气，幸福。我就觉得还是很有意思，这个比一些当代的、转手了好多道的社会议题的、把问题越说越复杂的那种叙述不一样。我希望把问题还原一点，这是我的一个倾向。

《生活》：看你的创作，几种题材都有，诗歌、非虚构、虚构，每本作品的文风都有很大的变化，你是怎么考虑的？

袁凌：没办法，我有时候也觉得挺难的，我就好比是一个老式电视机要手揿变很多频道一样。因为我的写作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我写的东西不是很快能被人接受，恰恰其中很多是不被认可的，至少是当时不被认可的。所以逼得我不得不去找自己的缺点在哪里，我怎么样才写出更有意义的东西来，我坚持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你看我写那么多不同的题材，行文风格都不大一样，但是实际上落脚点都还是一样的，就是想寻求一种真切的、可靠的东西，而不是附加很多东西，我可能更喜欢做减法。所以我需要大量的积累，然后再去写。

我也想适应不同的文体，并且在不同的文体之间找到一种界限，在不同文体的边界上寻找真实。我最近要出一本非虚构的书，叫《生死课》，跟《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很像，是关于小的人物生死攸关的故事。我发了几篇给北岛老师，他给我的推荐语就说到，“在寻找非虚构和虚构的边界”。北岛以前并没有看过别人给我的评论或者采访，我也没有跟他表达过这种意思，但是他自己说出来，看到了这层意思。但要做到是困难的，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

另一方面是我的写作道路促使我这么做，我在这个跨界的边缘上，还挺尴尬的，继续着挺困难的一种探索，这么做有可能是两边不讨好，你会被两边无法给你定义。但是我也不想放弃，因为我的立足点在于，寻找最可靠的东西。

《生活》：我看到你的书里，对于人物的生活，有很多琐碎的交代。这是不是你的一个意图，要让人物不是去服务于故事，不服从于情节，而是要去呈现它的一个真实状态？

袁凌：对，比起情节，我更希望把人物的人性安放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体现。我不希望把他抽出来之后，把他凭借想象推演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这看起来可能很精巧，很有故事性，很像小说，但是就是因为太小说了，你可能读到一个不错的故事，但是你对生活的感受力并没有被擦亮，上面蒙着浮尘。我们文学的一个任务就是重新恢复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力，需要把人物放在他的日常生活状态下去写作。我们不应该去加很多东西，所以我总是会写一种状态，而不是情节主导，这个可能就是我跟一般小说家，或者甚至包括好多非虚构作家不同的地方。我对人性的探索也是在这个状态下点到为止，不是我自己分析很多，像深描一样。

《生活》：你的文风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袁凌：可能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路数。就中国来说，我喜欢古诗的那种语言，有一种含蓄性，是一种凝练的、极致的文风，用一个字去传达更多的意思，而不是用很多的字传达很少的意思。我还喜欢孙犁、沈从文、萧红。在这上面，我有一个主动的吸收和培养。而从国外文学来说，我比较喜欢福楼拜、哈代。从思想上来说，我还是喜欢有思想深度的，去探索一些不一定局限在小说里，而是精神性比较强的作品，比如保罗·策兰、曼德尔斯塔姆，我不太喜欢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即情节性取胜的。语言上我肯定有发展谱系，我自己在做选择，慢慢的变成这个样子。

《生活》：你在一席演讲中讲到，要把情绪和情感分开，这个如何落实？

袁凌：情感是真实的，它是需要付出的，需要跟一个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只有真正的了解，才能建立情感。而情绪看起来好像色彩多样，都是泡沫，这些泡沫散了之后再下一堆泡沫。现在大家都是情绪淹没情感的，所以我希望还是能够回到更真实的情感上。比如你对一个人感到愤怒或同情，你是真的感到关心吗，还是调动了情绪就完事。如果你真的爱，真的关注，你需要长期的坚持。

我最近在西安的郊外蓝田县，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去定向救助一个小孩。这小孩是一个弃婴，被捡回去收养的，听说他的父母都还是大学生，生了以后养不了。那小孩虽然住在山沟沟里，但是基因还蛮好的，挺聪明的。他现在很困难，没有人监护他，他的养父去世了，他的养母是一个傻子，他的奶奶已经88了，实际上他就是孤儿了。现在我们想定期探访他，辅导他的学习，给他一点人生的希望，让他看到，能够有往上走的一个可能。我明天还要去，定了扶持计划，每个月我会去一次，另外一个人也每个月去，每半个月都有一个人去辅导那个孩子。

所以我想情绪就没有用，如果你见到这孩子，觉得这个孩子好可爱，这是情绪。但是你要想真正地关心他，就要看长期的坚持了。真实的关心需要在现实中去体现。你如果就是一个口头上关心，或者心里波动一下，这不叫情感，那是情绪，它不会对现实有改变，不需要你跟他连结。我觉得这就是情绪和情感的区分。

《生活》：听说之前你是写了很多作品，有点难以被归类，然后非虚构这个概念出来了，等于是给了一个篮子放进去了。对于这样一种定性，你是怎么看的？

袁凌：非虚构这个概念作为一种体裁，它对我确实有很大的意义。但是我希望把它理解为追寻可靠性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纯粹作为文体的一个分类。我觉得它对我的意义就是，给我提供了一个被大家接受的基准。

我希望在非虚构精神下面去探索，但不是纯粹就体现在一个体裁上。它对我是双重的，既是一个可接受的契机，同时它又是一个立足点，很多写作者基于它去开拓它的可能性。非虚构不是一个跟某种文体对立起来的概念，它需要再造，我在这个路上。

无论写诗还是写小说，怎么写没关系，但是需要心里面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你不是在搬弄现实，不是在生造，你还是从真实来的，有对生活的关心。

《生活》：国内的非虚构概念，好像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怎么看？

袁凌：对。这个概念在它产生初期的时候，可能遭到一定的排斥，后来又泛滥，一直到这个概念本身变成消解掉了。真正用它来写作的人其实不多的，所以我觉得挺悲哀的。我自己的写作，希望能够给他一点点根基，至少能摸索到它有一种非虚构的精神，不希望他在一个无限扩大的外延中消散，但同时也不希望他被人排斥，意义被否定。期望这个概念走得稳一点，继续往下走。

《生活》：那你感觉自己会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吗？

袁凌：我会受到影响。用我早期的话来说，我感觉我走在反潮流，总是磕磕绊绊不顺利。我有一个非虚构性比较强的小说作品，写了十几年了，叫《记忆之城》，投了无数个地方，杂志和出版社有两个意见，有一类觉得很敏感，发不出来，另一类觉得它写得不好，这种打击也挺挫败的。有一波人在虚假地追求形式，或者想象一些人性，会更容易发表，因为它也没有什么挑战性。反而是我这种想要去立足一些真实的东西，就发表不出来。

现实中的影响可能对我强行施加一种改造，但我的文学思想倾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还是在抵御它，然后自己去寻求，是这样一种塑型和反塑型的过程，但是它会带来现实中的很多困难。

（原载于2020年9月第178期《生活》月刊“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