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出版人

西格弗里德·温塞德 21个笔记 1.作家与出版人的冲突 出版商剥削作者，“他们用忍饿挨饥的作家们的头盖骨啜饮香槟” 任何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必须满足一定的期望。达伦多夫谈到了“期望”中的“必为”、“应为”和“能为”。以出版公共书籍为己业的出版人特别受制于这些“期望”。欲使文学成为可能，他就需要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2.出版人的“角色冲突” 文学史向我们表明，贫瘠之年如铁律一般会紧随诗意的年代到来，那时，次要之物会粉墨登场。有的时代，作家肩负政治介入的责任，有的时代，作家必须踏上“通往内心之路”。 主张社会变革的人即便不是先锋，也是小众，因为文化历来就不属于大众，它属于少数派，属于富有者，往往是一种偶得的幸福。谁主张改变，谁认为文化必须民主化，谁把文化理解为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进程，谁就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与自身时代的冲突中，这句话特别适用于那些不追求畅销书籍的出版人、那些为进步书籍出力的出版人。 抵牾 因为变革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动因。伟大的文学通过让人不安而使人强大，伟大的文学讲述现在曾经，也述说将来何为。 3.患疾之书或者可有可无的出版人 彼得·海尔特林——一名作家，同时也是一家出版社的社长——曾谈到过一个概念，叫“患疾之书”，即那种变得软弱和不合时宜的书 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传播学家，在十年前曾预言1980年将是书的终结之年，现在，人们缄口不提他的预言！顺便说一句，他死于1980年12月31日，位于多伦多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文化技术研究中心”也被迫关闭。人们时而也会谈到纸张作为信息载体的终结。卡尔·施泰因布赫写道：“信息将脱离纸张而灵活如电。”诚然，新的试听系统必然会到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别于当今宣传家们的断言。 那些讲述书籍必将终结的童话故事自己却走向了终章。在我们的世界，书还会牢牢占据几十年的位置。 当然图书的呈现方式会有所改变。正如图书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图书的形态以及它的生产和销售。 4.同作家打交道 俯仰之间 萨缪尔·贝克特在小说《瓦特》的末句中警告：“真可怜呀，那些看见象征的人！”在早前的书中他写道：“我感觉，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可以诉诸表达的。没有表达的力量，没有表达的意愿。”马丁·瓦尔泽认为“作家是行为研究者，他的研究对象就是他自己”。同时，他回忆起罗伯特·瓦尔泽的一句话：“一旦我停止作诗，我就会停止我自己。我欣然于此，晚安。” 不含讯息的写作，希尔德海默尔如是说道，写作“变成了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敲击的过程”。 5.关于出版人职责的关键词 艾略特针对诗歌说的一句话：“制度和想象力同等重要。”制度是第一位的。 6.出版人想出版什么样的书？ 卡夫卡的一句话总回荡在我脑海里：“一本书必须是打破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子。”或者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结尾处所言：“回过头来说我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实在是不抱奢望，要说考虑到我的读者，那更是言过其实。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我的书无非是像放大镜一类的东西……读者通过我的书阅读自我。” 在一段时间内总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文学必须给日常生活实践开出具体药方，并为之奔走呐喊。 亚历山大·米切李希在他的《试论如何更好地承受这个世界》一书中得出结论，在面对这个管理和数控势力日益强大的世界时，我们必须要求增强“自我力量”，重新培养权利意识。 社会学重新让虚构和杜撰成为可能。 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种种原因而日益困难。马克斯·弗里施写道，人类生活在一个个“我”身上。今天，这些个体努力摆脱权威的宰制，敢于成为自己，敢于别具一格，敢于在思考和行动上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把强大的“我”引向了充满邻人之爱的“你”，把强大的个体引向一个更为正义的社会 5.里尔克，岛屿出版社和安东·基彭贝格 “为什么我们把性变得无家可归，而不是把我们的节庆放置其中。”“我们时代的不真实和不安全源自对性的幸福的否认，这个深深的过错不断增大，让我们远离自然。” 第五章 罗伯特·瓦尔泽和他的出版人 “我不去完善自己，也许我也不会发芽生枝，但总有一天我的内心会芬芳四溢。” 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