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间冲突论：海洋与大地的缠斗

叙拉古之惑编案：在系列对话第三弹的文案中，我曾经预告接下来会推出一篇《生存策略与政治秩序》，本文其实就是这篇预告的结果。

毋庸讳言，本文仅仅是一些观察方法的思考，谈不上任何实证的研究，也缺乏充分的研究成果作为讨论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有不少关于环境对于心理产生作用的研究成果呈现，比如：中国粮食种植的南北差异导出的区域心理差异，内陆区—港口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差异（也许这类研究还存在很多论证上的不足、简化，但是这种区域差异显然是不可否认的，我个人也观察到中国黄泛区与江南在民间信仰上的差异，比如说黄泛区的民间信仰有着浓厚的千禧末世色彩，而江南在率先进入近世之后，出现了各种“神祗的现代性”——演化出各种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工商精神的神祗。）.....在这类现象背后，存在着明显的生存空间—社会结构—个人心理的互动变化。

一位老师曾指出：在孟德斯鸠之后，“地理决定论”逐渐衰弱。就大体印象上来说，我同意这个判断，在19世纪之前，地理决定论确实是兴盛的（20世纪年鉴学派又复兴了这种论调，但是似乎并没有产生很强的思想冲击力。）。但是随着抽象思维的兴起、科技力量的发展、资本逐利野心的扩张，我们看到了评论家曾经踌躇满志的提出“世界是平的”的论说，地理限制被生存技能突飞猛进的人类所抹平。不过这种乐观结论，其实是被视觉C位所遮蔽的皮相之论。

现在全球化的知识论中，所预设的“人”，是一种脱胎于城市空间、工商生产交换形态的乐观理解，这其实是一种特定权力体系内的“人”，而事实上，各种地理环境的限制会阻隔这种体系的扩展。举个极端例子，亚马逊丛林中的食人族就不在这个体系之内。从更深次的说，这种空间上的一马平川是建立在某种霸权秩序的基础上，如果这种霸权秩序出现松动，地理因素必将重新崛起，影响我们的观念和策略。

康德曾说：“地理学与历史学一起构成了我们感觉的全部，地理学研究空间，历史学研究时间。”这种说法极具启发意义，当我们理解人的个体或者群体行为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人是有机的嵌入在具体的空间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人和空间是彼此无机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互动关系，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各种环境因素对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形成产生影响，这在方法上，需要环境科学、观念史、心理学进行跨学科的合作。也只有在长时段维度中把握人的行为规律，勾勒出人类生存的底层逻辑，才能够更宏观的把握人类上层冲突的根源。

虽然本篇文字主要为我撰写，浩哥戏份较少，但就这些文字的形成而言，并非是我个人的思考。记得在2017年刚和浩哥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围绕了《中县干部》中的一些现象，对于个体、群体在不同生存空间中的行为策略做过意见交换，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的讨论也从中国区域的差异延伸到对世界各地区域差异的理解，最终形成这篇文字。所以，这篇文字最终能够成型，是属于我们两个人合作思考的结果，当然文中所有看似论证不充分的冒进结论都由我对此负责。

PS：文中所使用的诸多概念和形容，因为作者来不及创设过多新术语，均为中性借用，还请读者自行屏蔽价值成见。

正文

叙拉古之惑：如果说台湾海峡以西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是“自由主义黑洞区”的话，我们又可以惊奇的发现，在二十世纪，这片区域除了中东部分地区出现了君主政体外，几乎所有的政权建立都充满了社会主义色彩。

这种“自由主义黑洞区”与“社会主义道路区”的大重叠现象，固然存在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国地缘影响的因素，但是又不能简单的归结于这个单一因素。我们应当注意到，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符合马克思经典的社会形态进化论——均是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而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或许是受到资本—帝国体系支配的殖民世界，民族的自觉反抗，不可避免的存在反塑因素，去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又不能同意，这是一种政治科学智识觉醒的结果，似乎这种肉身剧变背后又存在精神结构的延续性。

对于一个没有经过工商形态训练的社会，人不可能形成原子化的脱嵌思维。内卷化社会的路径锁定，使人始终无法摆脱依附性，身体、意识牢固的嵌入在“父权精神”的社会结构之中。与之相对，在充满交换路径的工商社会，经过长期秩序滋养后，而形成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从精神气质上就是一种“弑父精神”，只要它愿意，可以反抗一切旧伦理（这种影响举个例子，比如说孔子与其思想裔脉思孟学派的分化，其实就是旧有的秩序维持和崩溃的不同，读子思和孟子的言论，我们会发现他们个性十足，一言不合就走人，这其实就是封建贵族制解体后，社会交换路径开放所孕育出来的个人主义色彩。）。

原本处于世界一隅的北大西洋世界，在某种演化机缘下，科学技术和政治技术发生剧变，由此产生的外溢力量向世界快速扩张，将原本区块性的海洋商贸网络整合成为全球体系的商业网络（《欧洲霸权之前 : 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这彻底改造了全球的政治空间格局，原本从属或者反叛于大地力量的海洋势力完成了升维整合，一举超越大地，成为全球空间的主导性生态力量。天才的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将此称之为边缘地带的崛起——“谁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大陆。”（这里说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原本那些游离于大地权力之外的边缘力量，比如说钱镠、张士诚、王直、郑芝龙之类的群体，如果能活在20世纪，可能会被人冠之以“船王”做称呼。其实我们所谓善恶黑白的评价，往往由他们和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体系的亲疏关系所决定，当包玉刚、董云浩获得一种建制权力认可后，那他们就是人们口中的“社会贤达”，而不再是“倭寇”。）

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可以鲸吞全部的大地，海洋的势力只能推进改造至大地的海滨空间，而进一步的渗透影响不得不止于环境、交通限制的商业利润边际。在海洋势力不及的大地腹区，面对这种生态挑战，在政制策略选择上，依旧保持集体惯性或者被进一步强化成为更为强大的内向性暴力集团。这就是现有技术条件下，大地腹区的宿命，也就是“自由主义黑洞区”的由来。

如果我们借助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关于农耕和游牧政治的互动理论（当中原产生强大农耕帝国后，草原也会组团产生相抗衡的游牧帝国），来审视近代海洋和大地互动关系的话，我们不可想象在没有海洋霸权产生的前提下，会催生出现代的超级陆地霸权。

顺便说一句，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反抗理论的策略）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非常的亲缘性。虽然民族国家对外是以特殊性面向示人，但是对内却是普遍性规范：当民族国家的均质人设格式化所有传统的身份差异伦理后，均质的国民身份必然而然会导出财富分配的均等性。

中国这几十年的强势崛起，蝴蝶效应的触发了西方的社会剧变，可以说今天西方兴盛的民粹主义，就是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底层现象。只不过我们往往倒果为因，将其解释为川普上台的结果。如果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论，会惊奇的发现，今天的局势非常吻合亨廷顿的预言。这究竟是天才学者先知般的敏锐洞察，还是因为其国师级影响力所引导出“自我实现的预言”，已经很难说清楚，也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文明冲突论”，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但并不赞同他画蛇添足的划分太多文明类型，而缺乏结构形态的类型归纳，论断也多凌空蹈虚，缺乏论证基础。如果让我对这种冲突现做解释，那就是简单划分为“父权精神”与“弑父精神”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源于空间差异。不同形态的空间决定了有机嵌入在具体空间内的“空间人”之间的生存策略差异，所以与其说是“文明冲突论”，不如说是“空间冲突论”。

浩哥：“空间—生态—观念（精神）冲突论”or“空间生态—观念精神冲突论”？

除却有限资源的直接竞争冲突外，人（群）—人（群）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观念精神上，而观念精神背后的宏观源头是空间—生态。

在个体层面上，几代间历经快速社会生态变迁，“精神弑父”会更加凸显，这么讲，根源是空间生态间的冲突，人和动物是其代理。

去年看了一篇论文，哈佛大学的Joseph Henrich教授直接把跨文化心理学中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一词，换成他觉得更贴切的“本位主义”（parochialism）。

叙拉古之惑：和上述接近吗？

浩哥：Henrich并没有提到政治，只是总结生态进化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因素，对“本位主义”盛行的影响，写得确实很不错！

叙拉古之惑：“海洋性”和“大地性”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去打磨限定。我现在只能做一粗浅的象征性归纳，但是这种差异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几乎是方方面面。

最近注意到一个现象，海洋和沙漠之间其实存在着共性。在伊斯兰，商人是很受尊重的，而且他们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商业信用。因为生存条件的恶劣，交换困难，因此暴力在扩张过程中，不会随意摧毁社会建制力量，否则将会使得无处交换，也就是说，这种环境造就了慢策略或者说是长博弈（当然沙漠和海洋有一个区别，就是在完成技术革新之后，交通成本上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沙漠最终不能演生出一种全球性的霸权秩序）。

一个纵横于海洋的暴力集团和独霸大地的暴力集团在统治的想象上，是全然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非洲的殖民，英国人一般会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交换。而法国殖民的方式，就是把殖民地打造成帝国工商体系的的一个部件，区域各自承担单一的分工，所以法国虽然失去了殖民地，但是法国的前殖民地依然要依附于法国的贸易体系。这种差异就能看出两种秩序之间外拓化和内卷化的差异。

浩哥：欧洲大陆是如何在陆地性上添加上海洋性的？

叙拉古之惑：打败他们！哈哈，开个玩笑。

海洋权力的崛起以及对全球海洋商业建制的整合，这当然还是一种暴力的崛起。当然这种整合，如前述，策略上并不会摧毁区域的社会建制。

另外，也需要说明的是，海洋的整合，一开始也离不开具体区域条件。在历史上，欧洲的重心有一个由南向北的转移过程，相对于原有的地中海世界，欧洲北部河道纵横，交通成本更为便利，这与江南水乡交通非常接近（因此荷兰的历史学家也有不少会去研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这是某种具身的共同点所决定的共同问题意识。你打死俄罗斯的汉学家都研究不出“大分流”。）。这种交通便利大概是商业兴起的生态必要条件，便于整合腹地和产业的演化分工。

有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海洋性生存方式和陆地性生存方式的区分，不要以国家为单位去做划分理解。比如我们简单的将英美理解为一种海洋文明，其实英美的空间中也存在大地性，比如说大不列颠岛上，苏格兰那就相对英格兰更具有大地性。而在美国，我们可以注意到2016年美国大选的地图，共和党的红州都在中部腹地，而民主党的蓝州都集中在两侧海岸。也就是说，美国今天的分裂，就是一种大地性和海洋性的分裂，前者内卷，后者外拓。

记得两年前，就和你说过美国宪秩中有两套思维，当时我划分为一种以纽约、波士顿、加州为代表普世的思维，称之为“大传统”，而红脖子他们则是一种例外的思维，称之为“小传统”，其实那个时候我就隐约觉得美国政治秩序中存在的张力，只是还没有将具体的生态关系纳入考虑。

事实上，不仅仅是英美存在这种巨大的张力，哪怕是被视为传统的大地性的政治区域，也有这种差异，比如说我们看《战争与和平》，可以发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波罗的海出海口）之间就有存在，莫斯科代表了一种刻板严肃的观念，圣彼得堡则代表了一种活泼的观念，这自然是两种形态的差异。至于说中国，江南和北方民间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是泾渭分明（当代早期，对义和团评价的正面性，其实是“地方性史观”上升为“全国性史观”的结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与海洋性的重新接壤，这种评价又不断下行。），就是在朝廷内部也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被老佛爷处死的所谓“三忠”（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全部都是江南籍贯。所以最终会出现一个东南互保的结果，其实背后就是空间差异决定认知差异。

其实，我们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基于哲学范畴中知识论的东西，而是一个权力场。交通越封闭，资源配置就不充分，最终人身关系的依附性就越强，也就是你所引述的“本位主义”。而交通越发达，人就容易脱嵌，形成了个体主义，也就是父权精神和弑父精神的差异。这是两种生存空间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汉奸”、“带路党”、“公知”和美国的“白左”，其实是一个生态圈里的人，所以他们的认知观念是同质的，都是游离于大地生态的离散群体（前几年有本书，叫《超级版图》，指出一个现象，就是超级城市之间非常接近，反而和自己国家的内陆区距离非常远。）。但是本质上，两者的结构又是一样的，二者都不可能脱离暴力建制，更不可能脱离暴力建制去产生认知（暴力决定垄断和提供秩序），只不过前者更有形，后者隐匿在一套高大上的普遍性话语中（或许由于反身局限，会使得自由派存认知上的盲区，在他们的对立面左翼看来，那是一目了然自由派背后的暴力建制。）。普世话语当然是一种知识，但是这种知识的实现和效用，还是也离不开具体的暴力建制。

所以美国为什么喜欢干预别国内政呢？因为大地国家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来做思考，而美国则是着眼于一个生态圈来做理解，这就会形成一种超越国家的普遍的思维。我想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从小的切身性空间图景和大地国家的教育是不同的，对此一定有很系统化的认知。不过，也会出现变化，现在的美国依然占据全球商贸体系的上游位置，还是海洋性还占据主导意识形态，但如果有一天彻底反转了，那就会拿出一套新剧本。在今天，川普为代表的大地性势力群体就对民主党和新保守主义那套普遍主义不以为然，他们信奉孤立主义，因为大地性清楚自己的合作边际和暴力范围，所以会选择各扫门前雪。

伊斯兰史大家伯纳德·刘易斯在亨廷顿之前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文中他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样是世俗的霸权，为什么穆斯林愤怒对象是美国，而不是还统治着穆斯林社群的苏联？——这似乎更应该成为理由。他显然是忽略了空间差异的根源。

在此并没有涉及大地空间的争霸，因为在我看来来，他们一般都是同质竞争。站在历史哲学的角度，陆—陆争霸的兴替缺乏海陆空间斗争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缠斗意义，是不值得讨论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空间是会随着战争和技术的革新变动的，我们今天讨论更多的是平面的地缘，如果出现天缘，那具体怎么走向，就不是现阶段的人脑所能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