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烽火思南明——柳亚子与阿英关于《杨娥传》分歧探微

一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于上海爆发，国人誓死抵抗之心，气冲霄汉。柳亚子义女谢冰莹于卢沟桥事变后，毅然率领湖南女子救护队赴上海前线进行战地服务。三年未与之谋面的诗翁深为眼前青年的奋勇所触动，慨然赋诗相赠：

“三载不相亲，意气还如旧。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1]

然而，现实终究惨淡，中国将士虽三军用命，又不断涌现出与宝山城共存亡的姚子青，率“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等忠勇烈士，破除了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仍未能阻挡上海沦于敌手。国军撤退后，日军占领租界外地区，开启了历时四载的上海“孤岛”时期的序幕。国土沦丧交织黍离之悲，诗人的激昂慷慨一变而为呜咽凄凉。面对老友亡故的消息，他不独概叹“卅载交情一瞬空”，更推人及己，想到自己既未能在家国危亡关头尽匹夫之责，又无法逃离令人窒息的“孤岛”。难平的积郁，遂化为“委蜕羡君真幸福，祝宗祈死我无灵”[2]的悲剧性抒情。抗战胜利后，应熊佛西之约写作的《八年回忆》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境：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全部沦陷了。许多人要走，也有许多人劝我走。但我一身是病，四海无家，走到哪儿去呢？”[3]

与柳亚子的“无归处”不同，同为学者、作家，也身兼左翼文化战士之职的阿英则是受命坚守“孤岛”。面对黑暗的现实，阿英与同仁们化笔为剑，除了坚持以写作鼓舞民众抗敌意志，经营“风雨书屋”，还创办了“一个文摘式的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刊物《文献》”[4]。此时的“孤岛”正在历史风暴的中心，置身其中的爱国志士，一方面难抑胸中澎湃的民族义愤；一方面又面临“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抗日，甚至连‘抗日’字样也不许直接出现”[5]的限制。义愤难平与掣肘重重的“孤岛”环境，交织成特异的历史情态，使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身心皆受拘牵，也让他们对历史深处“惘惘的威胁”愈发敏感。由此，深谙“居今志古”之道的“孤岛”知识分子，很难不将目光投向中华历史的纵深之中，寻找与当下相类的鼎革之际的历史叙述，从中汲取亟需的精神能量。除了安抚自身的焦虑，这些精神资源也为他们砥砺民族气节，鼓舞抗战意志提供了可能。在不利的言论环境之中，这种有感于“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6],因应个体与现实需要，重新发掘/发明固有历史传统，生产富于“当代性”的历史传奇的文化行动，成为知识界的共同选择。于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掀起了历史剧创作的热潮，“使上海的历史剧极一时之盛”[7]。目睹此时上海剧运的时人也赞叹：“历史剧的发展，于今为盛”，指出“孤岛上海一息未绝的演剧运动不得不向历史寻求表现意志的题材，堪为最好的说明”。[8]

在“孤岛”众多书写易代之际史事的历史剧中，以南明史剧数量最多。究其原因，首先是较之晋宋两代，南明与当时观众历史跨度最小，心理距离最近，而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因塑造民族意识、鼓吹“排满”革命的需要，也对这段为清廷所遮蔽的历史颇多宣传，相关事迹、人物在此时仍深具影响力；其次，沦为“孤岛”的上海，“现实环境如同是重演的晚明历史”[9]，观众观剧极容易与剧中人、事发生共鸣；最后，就剧本演出而言，囊括了朱氏三帝一王（弘光、隆武、永历、鲁王）和延平三王（郑成功、郑经、郑克塽）的南明历史，夹杂着众多跌宕起伏的英雄壮举与儿女情事，搬演起来效果颇佳。

在众多南明历史剧中，阿英化名魏如晦创作的“南明史剧”三部曲[10]——《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以其囊括南明全史的宏阔结构，交融诗史情仇的沉郁风格，成为“孤岛”历史剧中执牛耳者。据当事人回忆，“南明史剧”三部曲在璇宫剧场上演时：“《碧血花》 连演两个月,《海国英雄》也是场场客满。遇到夏季暴雨,一连几天,满街是水,交通阻塞,但观众上座率,在全市所有影剧院中,始终保持着最好的纪录。”[11]阿英的“南明史剧”不独风靡剧场，舆论界也赞其“有口皆碑，誉满全岛”[12]。它们所掀起的波澜，还影响到了彼时蛰居于“活埋庵”中，杜门谢客的南社重镇、南明史家柳亚子。神交已久的两人，因柳亚子来信与作者讨论《碧血花》剧本而订交[13]，此后双方信件往来频繁，于南明史事的研究与创作中互相切磋补益，关系愈发密切。这种史剧作者与史家的惺惺相惜，在多种论述中被传为佳话。在这些论述中，在“孤岛”因南明史结缘的二人，似乎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和谐的交流关系之中。

然而仔细梳理二人的关系，便会发现不少足以动摇这种“想象性和谐”的蛛丝马迹。在笔者看来，两人的关系实际经历了一个由疏到密，复又转疏的变化过程，而“密”与“疏”的临界点便是《杨娥传》的写作。对于应当如何创作该剧，向来互动融洽的二人产生了多方面的分歧。柳亚子与阿英关系的变化，作为一个长期被研究界忽视的问题，本就值得探究。但本文并不预备仅止于此，而是更希望能揭示造成这种“转折”的背后动因，并借此溯源而上，窥探二人在“孤岛”的特殊历史时空中的心态机制。最终得以揭示抗战期间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记忆征用与民族想象重造上的异同。

二

因《碧血花》一剧订交后，钱柳二人书信往还频繁，“有时甚至日有一信”，[14]且颇多长笺，其数量“可积成一册”[15]，可惜两人讨论南明史料及史剧创作的信件未能得到整理出版，后来者难以窥得全貌。但是，梳理整合阿英在“南明史剧”创作谈及柳亚子来信内容，辅以柳氏离沪赴港后的南明史剧回忆文字，仍足以对二人的关系变动进行勾勒与考辩。

先从促成两人订交《碧血花》说起，该剧兼具史学之深厚严谨与诗学之悲壮雄浑，可谓是“曲尽其同仇敌忾的民族豪情”。[16]剧末葛娘咬断舌头血溅敌酋，慷慨赴死的画面，给身处“孤岛”的观众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共鸣。 无怪乎当时会出现“在剧场里,台上台下,演员观众,感情交织在一起,群情激奋,掌声不息,不少人边看边流着热泪”[17]的动人场景。这部剧也吸引了当时深居“活埋庵”的柳亚子，在他的回忆中，“孤岛”时期“这三年中间，出大门好像始终不过六、七次”[18],其中两次出门，就是为了观看《碧血花》、《海国英雄》二剧的公演。柳亚子观看了该剧后颇为兴奋，写信约见阿英。阿英遂在《文献》发行人徐志皋的陪同下拜访柳宅，两人由是订交。在《碧血花》剧本出版之时，阿英还在《公演前记》中郑重感谢柳亚子的指点，写道：“春蚕先生，对史实多所示正；亦皆永莫能忘。”[19]柳亚子也专程为该剧著文鼓吹，表示“很希望如晦先生多编此种历史剧，以警醒国内一般醉生梦死之徒，婀媮苟容之辈。”[20]

二人关系的日益紧密，使柳亚子更多地介入“南明史剧”第二部——《海国英雄》的创作之中。创作《海国英雄》的缘由有三：一是观众观剧后“颇以未得观郑成功往后发展为憾”；二是柳亚子“觉结局太悲惨，希望作者加一第五幕，内容写郑成功台湾建国”，然而“以全剧时间及整个结构关系，不可能，遂决定，写《海国英雄》”；三是“郑成功是中国抗拒异族侵凌，非常富于韧性战斗精神的民族英雄。想很忠实的刻划这人物伟大的一生。”[21]为了实现创作一部“全面传记式”史剧的目标，阿英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极为严谨细密地考释，“所用参考书籍共三百种以上，即郑成功个人专史亦达二十部以上，”力求“诸凡郑成功性格的每一角度，都曾加以注意”[22]。另外有《葛嫩娘》一剧珠玉在前，为不使观众有重复之感，剧本改写多次，写作时间几近一年。阿英曾表示“对于此剧写作，是极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毫无苟且的地方。”[23]

《海国英雄》的成功也离不开柳亚子的贡献，他除了为剧本创作提供多项建议，还及时将自己所提供资料中的讹误告知对方[24]，并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相假。该剧在璇宫剧院上演后，他依旧独自前往观看，并为之赋诗多首。阿英爱子钱毅在剧中饰演郑经，柳亚子也专门为之赋诗揄扬：

“代北李存勗，江东孙伯符。狮儿名不忝，虎父愿非虚。事业传薪火在，衣冠铸镜摹。期君更珍重，努力赴修途。”[25]

除去赋诗捧场，柳亚子还提出建议：“觉得此剧结局虽悲壮，但太悲惨。弟意宜再添一幕演述郑成功在台湾建国，并与部下创立天地会，传布反清复明的种子。”[26]阿英接受建议，遂为该剧添写一出“尾声”。更能见柳氏用心的，则是他在1940年12月12日乘“亚洲皇后”号由沪转港的过程中，仍在为行将出版的《海国英雄》写作序言，该时期可说是两人关系的顶峰。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未能持续下去，《杨娥传》的写作正是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写作《杨娥传》的提议来自柳亚子，1939年11月21日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向阿英介绍杨娥故事，建议创作一部史剧。据阿英所述，柳亚子在信件中希望他以杨娥为主角，写作一部永历朝的“痛史”，还粗略地勾勒了故事梗概，提到了吴三桂与陈圆圆、李定国与孙可望、张应科与郭良璞等几对互相关联的人物故事。次日柳亚子又来一信，提出《杨娥传》的分幕计划：第一幕，杨娥与密友郭良璞，欲于动荡时局访求志同道合的女同志；第二幕，李成栋消灭粤东三忠后，意图反清复明，奈何其意不坚，爱妾以死相激；第三幕，巴东王夫妇与郭良璞以美人计结纳张应科，叫他背叛孙可望，事情泄露，以上诸人均为孙可望所杀。李定国入滇迎接永历；第四幕，吴三桂占领昆明，在陈圆圆怂恿下率兵入缅甸追捕永历帝；第五幕，缅人向吴三桂进献永历帝，吴三桂为个人野心绞杀永历。杨娥在昆明开酒店，欲刺杀吴三桂报仇，陈圆圆怂恿吴三桂纳杨娥为妾，杨娥强忍病痛于席间刺杀吴三桂，最终力尽、心房破裂而死，死前痛斥吴三桂。

也许觉得自己设计的剧本头绪稍繁，柳又来信表示：“陈圆圆这个人物不妨取消，如此则五幕剧可改为四幕剧，而副主角也可减存郭良璞和李姬二人了。”[27]柳亚子对奇女子杨娥的热情，确实感动了阿英，他复信表示接受这一题材。但对柳氏提供的分幕方案并不满意，认为柳希望多讲史实，但“在戏剧上，则不能不在史实的戏剧性上着眼，很难做到全般的反映”。[28]由于新艺剧社成立后急需新剧，阿英便依照原有戏剧结构，改动了若干内容[29]，写作了一个新的《杨娥传》的分幕方案。但他对这一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是一种草率预拟的计划，没有作为最后的意思”。[30]他决定先完成《海国英雄》，再进行《杨娥传》的写作。对此不知情的柳亚子在得到阿英允诺后，接连写出了《杨娥传》和《杨娥年表》[31]。其后，柳亚子又写信报告自己对杨娥年龄的考释，并再作一篇《郭良璞传》。《海国英雄》公演完毕后，阿英告知柳亚子将正式投入《杨娥传》创作，柳亚子很快复信阿英，询问对此前自己提供的分幕的意见，还解决了李成栋夫人的姓氏问题（姓赵），并为之设计名号身世等，希望阿英采纳。对此，阿英则表示“在处理上实有些棘手。可又不忍拂亚子先生好意，因此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赵夫人的事，归并套到郭良璞身上去”。[32]然而柳亚子并不领情，来信表示既不能理解合并的动机，又不知自己提出的“以杨娥为正主角，赵与良璞为副主角”[33]的方案为何无法执行。这让作为后辈与创作者的阿英“感到一种没有办法的苦闷”。[34]柳亚子其后又多次来信，重申自己对最初分幕的坚持[35]，这使得阿英“对于《杨娥传》故事的构成，乃更不敢匆匆决定”。[36]柳氏与自己创作理念的冲突，使他感觉如同“苦闷的徘徊在一个歧路上”[37]，只得采取迂回战术，告知柳亚子故事还在改动，拟定后再行讨论。其实“再议”只是托词，他已经决定另起炉灶，彻底改动原有的故事框架。原因据他所说，是基于舞台表演的需要——“要想在戏上发展，使演员得到尽量发展演技的机会，在剧本的素材上，必须力求单纯。”[38]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阿英几番修改，终于1941年初完成了新的故事大纲。大纲仍分四幕，删去了相当数量的枝蔓，以杨娥为主，吴三桂为副：第一幕，永历帝为吴三桂所迫流亡缅甸，丈夫小武要求杨娥勿入缅甸。永历帝入缅遭袭击，小武殉国；第二幕，杨娥返乡，团结英俊共图义举。文安之来访，告以永历帝为缅人执送吴三桂。克忠带来小武殉国噩耗，举家悲痛。连儿告以永历殉国及吴三桂将来捕捉安之事，众人躲过一劫；第三幕，吴三桂招兵买马准备反清。连儿探问其三桂动机，告以有自主之心。是夜连儿出府，杨娥入府行刺不得。民众骚动，义军进攻，清廷撤藩消息相继而来。三桂烦躁不安，三枚乃推荐美人杨娥；第四幕，杨娥设酒肆于吴军营旁，寻机刺杀吴三桂。刺杀失败后抑郁成疾。得三桂将来消息，霍然病愈。三桂见杨娥，心神大乱，求杨娥舞剑，杨娥趁机行刺。复仇即得梦醒。出所藏匕首，告克忠：与三桂不共戴天，今不幸死，此天不欲我报仇也。言毕，一恸而绝，犹握匕首向东。

比较两人分幕计划，阿英对柳氏版本的改动是无疑是“颠覆性”的。新版本以浓墨重彩集中刻画杨娥一人，简化历史背景，有意淡化柳氏版本哀感顽艳的传奇色彩。较之勾勒一位奇女子的肖像，阿英对刻画一个以身许国的普通人更有兴趣。他删去了柳版中杨娥于风尘中寻访知己的情节，加入更多日常生活的描述，反复展现杨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平民爱国立场。当然，对柳能否接受自己的改动，他也存有顾虑。在创作谈中特别提及，“所最不安的，是对于亚子先生更大热望，由于‘戏剧’与‘舞台’的原因未能全部接受”。[39]

如果对材料的梳理仅止于此，似乎可以得出两人的争执最终平息的印象。然而，柳氏离开“孤岛”后的叙述却显示并非如此。在《怀念阿英先生》中，他抱怨“等我到了香港以后，他常常托人带书籍给我，却没有片纸双字附在中间。我屡次去信，前后不下十余封，也没有得到他以此还信。”[40]这对于往日通信频繁的两人，实在不大正常。柳氏虽以“我猜想起来，阿英先生总不会弃我如遗的。大概也是由于环境不方便的关系吧”[41]宽慰自己，但是显然不满于这种“冷淡”。于是在《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中又指出《碧血花》已经出版，但知晓其地址的阿英并未邮寄给他，还透露自己为《杨娥传》多次致信阿英，“但阿英先生始终没有给我一封还信，杨娥传的剧本我始终没有读过。关于阿英先生所写杨娥传的内容，我现在还是茫然无所知的。”[42]阿英到底为何断绝与柳的书信来往？是否是由于个人处境的不便？检视阿英年谱，自柳离沪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转移到新四军一师一旅”[43]，阿英近一年时间均在上海演剧及写作《洪宣娇》、《牛郎织女传》，工作内容与两人关系融洽时并无二致。那么这种“冷淡” 只能说是有意为之，可以视为对这位声名显赫前辈的“软性抵抗”。所谓的囿于戏剧与舞台的原因，也多半属于谢绝对方干预的委婉托辞。须知阿英绝非郭沫若“失事求似”史剧观的拥趸。相反的，他创作史剧极重对事件、人物历史本来面目的考证，“以至于其剧本中人物的每句话都有所本”[44]。在每幕“南明史剧”后，都会附上细致周密的注释和人物本事。阿英显然是希望以这种形式，尽力弥合文本中“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距离，增强剧作的历史代入感，从而为观众营造出一种“古今交织、易代同时”观剧体验。

三

柳亚子与阿英的历史、文学观念的差异源于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的差异，柳亚子的诗文创作继承的是中国文学以天下为己任的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将天下兴亡的责任寄托于精英士人，所谓天下不亡，因为有“我”在。其文学也就成为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融为一体的“民族寓言”。这种担负天下兴亡的精英主义，既提升了读书人的精神境界，又容易夸大自我与精英的作用，轻视民众的力量。阿英则不同，作为五四一代人，又经历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熏陶，他已经树立起一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产生自觉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愿望，唯物史观使他摒弃了英雄、天才创造历史的唯意志主义倾向，而着重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分析，从阶级论和政治、经济变革的角度阐释历史，由此表现出一种以反映历史真实、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目的审美追求。这种变化可视为由清末起步的近代作家向五四之后的现代作家转换的一个突出表现。

阿英小柳亚子十三岁。在代际划分中，他比五四一代成名的作家还要晚一辈，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成名。郁达夫给予阿英小说集《革命的故事》（1928）的评语[45]将他列入左翼一代作家。每个世代的形成都与该时段所发生的重大历史/思想事件密切相关，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是阿英们思想模式形成的主要背景。它为渴望彻底改变中国现状的他们“提供了解决中国历史最根本问题的出发点”。[46]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主张革命飞跃的历史发展辩证法”[47]，颠覆了旧有观念赖以存在的基础，给予了他们审视世界的全新视角。他们确信，“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48]，对历史的科学认识，依赖于阶级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与此同时，唯物史观也更新了他们对于历史发展动力与规律的认知，“天才/英雄史观”遭到质疑，人民被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性”根本力量。

唯物史观重构了阿英一代知识者的价值体系，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审美选择。在阿英的评论中，是否符合唯物史观成为评判价值高低的主要标准。在《关于南国社的戏剧的批判》一文中，他认为编剧技术进步的根本在于，“有力的革命剧本的选择，克服固有的罗曼蒂克的气氛，把握坚强的阶级意识”[49]。而在评论华汉的三部曲《地泉》时，他将“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倾向”与“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的倾向”[50]，视为写作中最应被检讨的两种不良习气。在如何刻画普通人的问题上，则主张要正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因此批评尤金·奥尼尔对于笔下的水手们，“只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的悲惨，他没有看到这一些人们的走向光明的生长”[51]。

通过对二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学趣味的比较，不难发现，阿英与柳亚子颇多抵牾之处，柳亚子之所“是”，多属阿英之所“非”。这种价值观念造成的视角差异，在面对同一事物时体现得更为明显。以蒋光慈著名的“革命+恋爱”小说《野祭》为例，在柳亚子眼中，《野祭》所表现的仍是“哀情小说”中习见的，个体在面对“美人/江山”抉择时所产生的纠结痛苦。因此，赋诗“只有美人恩未报，独留泪眼看江山”[52]以感叹其“哀艳”，解读视角仍不脱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与唯情主义的旧轨道。相反的，阿英则准确地抓住了“恋爱”意象背后的“革命”诉求，指出：“这部小说高出于其他恋爱小说的最重要点，就是作者没有忘却他的时代，同时主人公们也不是放在任何时代都适宜的人物。”[53]

对于《野祭》这样一个意涵较为清晰的作品，两人的解读尚且有如此“间隔”。那么，面对需要发挥主观意志，大量征用、裁剪历史记忆的南明史剧时，两人的差异自然会更多地暴露出来。阿英的《葛嫩娘》虽脱胎于记载名人逸事的《板桥杂记》，且以“孙克咸秦淮河畔探访葛嫩娘”，这样的“才子佳人”模式作为开篇，却无意将叙述陷于英雄美人的窠臼。相反他在第三幕花费了相当笔墨表现底层百姓对抗清运动的贡献。更能见作者用心的，是在剧中借孙克咸与余怀之口，大力赞美了英勇杀敌的马金子的赤胆忠心。因此该剧虽有传奇剧的外壳，却对普通人物投射了格外的关注。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无疑体现出阿英对“人民史观”的遵奉。而柳亚子的注意力则更多地集中在了剧中出现的“才子”与“美人”身上。由是认为该剧虽壮烈，但稍嫌悲惨，建议阿英为剧本再加一幕，写“作为延平王朱成功在台湾创业，建设天地会，让女兵马金子和余澹心李十娘都渡海去参加。”[54]阿英囿于《葛嫩娘》的篇幅限制及流畅度问题，将这一建议应用于《海国英雄》第四幕。有意思的是，对于柳所建议的三人参加天地会成立的桥段，他最终仅安排农民女战士马金子一人赴台参会。柳所中意的才子佳人组合“澹心和十娘，却被淘汰而没有写进去。”[55]取舍之间，两人在观念上的差异可谓呼之欲出。当然，最能表现出二人观念分歧的，仍然是阿英在《杨娥传》中，对柳亚子所设计的分幕方案的颠覆性改写。柳亚子的原有设计是一个枝蔓纷繁、人物众多，以南明上流阶层为表现对象，以英雄、美人、才士为书写主体，以哀感顽艳为情绪基调的传奇性史剧。他一贯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情结及唯情主义倾向，在剧本设计中一目了然。但是深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阿英显然无法全然接受柳的历史叙事逻辑。他删除了与主线无关的所有人物与事件，极力淡化杨娥身上原有的“奇女子”色彩，努力将其还原为一个平凡却又矢志忧国的普通女性。与此同时，一贯对历史的科学化态度，也使阿英不满于原有设计中为作者所津津乐道的多种“艳史”与“秘史”，还一举扭转了原作过度的浪漫主义抒情化取向，将剧本改造为一个肩负夫仇、国仇的女子的复仇故事。更重要的是，透过两人在《杨娥传》创作上的巨大分歧，阿英看到了自己与前辈柳亚子之间无法弥合的“代际差异”。他对柳原有计划的彻底改写，不妨将其视为决心划清与柳界限的一种前兆，而两人在其后的疏远可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从阿英对柳版《杨娥传》的颠覆性改写，可以发见他有意将对南明历史进行客观化、理性化，而非诗意化、移情化的处理。很显然，他的注意力不在“诗”而在“史”。阿英之所以敢于直面历史的残酷，保持一种“主动性介入”的姿态，是因为深信当下的晦暗并非历史的终极形态，光明就在未来。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源于他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新认知，亦来自于对唯物史观中“矛盾冲突作用是历史前进的首要动力”[56]观念的信仰。唯物史观使他能够跳脱对混乱而动荡的现实情境的耽溺，“由乱思治”，有所超越。进而将这种混乱视为民族复兴的必经阶段，着眼于未来的设计与想象。这种超越性的历史洞察力，也正是左翼作家在“孤岛”时期在历史剧创作领域能够独领风骚的原因。

相对于阿英看待南明史的客观对象化态度，柳与南明史的关系则可以用“物我交融”来形容。探究这一现象的成因，最重要在于明确一个问题——南明历史对于“孤岛”时期的柳亚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要结合柳氏整体思想状况来解读其在“孤岛”时期的生存体验。作为贯穿柳亚子生命各个阶段的关键线索，南明史可说是他终身不渝的爱好，他与南明史之间的缘分，可说是生而注定。他的故乡吴江，不仅是晚明东林党、复社、几社、应社活动的核心地区，也是抗清将领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重要据点。几、复文士的流风余韵与抗清将士的义烈忠良是自幼耳濡目染的内容。“自幼好读乡邦先烈的诗文,神交古人”[57] 的他，正是因自身思想与“排满”革命的时代大势的契合，得以迅速登上文坛。在年仅17岁时就“撰《郑成功传》。辑《中国灭亡小史》”[58]，得到章太炎等人揄扬，成为文化界的弄潮儿。其后他更是开启了一段“欲凭文字播风潮”[59]的峥嵘岁月。在此期间，无论是创立自治学会，出版《复报》，还是参与创作《废民唱和集》，抑或是1908年在上海以“恢复几、复传统”为号召与陈去病、高天梅等人创立“南社”，所有行动均不脱与南明史的关联。而在这段岁月里，南社时光无疑最为柳亚子所怀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南社的成立与壮大，声誉日隆，颇有入世之心的柳亚子遂成文坛巨子；另一方面，是以少年意气指点江山，对酒当歌的诗意人生，是深具名士气质的柳的理想生活。因此他诗中多有对当日南社雅集情境的描绘，如今观之，仍能想象当年盛景：

“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忧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拼一醉，莫放酒樽空。”[60]

诗人穿梭古今中外，以英雄豪杰自比，饮酒狂歌，尽显挥斥方遒的少年豪情。那时的他与南社诸君子确实与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晚明士人别无二致。

随着时势变幻，自己投身政治，除去1918年到1920年政治生涯陷于低潮时，曾“居家埋头于吴江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刊印”[61]之外，南明史再未成为他关注的焦点。直到1939年，南明史研究才再次成为已经五十三岁且穷愁交加的他的生活重心。上海沦陷之际，柳未能逃离，困居租界，这对极重气节的他来说，不啻于极大的屈辱。日军重围中的“孤岛”危如累卵，敌伪极力拉拢知名人士为其服务，稍有不从即遭暗杀者不在少数。身为文坛名宿的柳亚子，存身于如此险境，可说是朝不保夕。为保全名节，他唯有深居“活埋庵”中，杜门谢客。据他自己回忆：“这三年中间，出大门好像始终不过六，七次。”[62]身处绝望之境，就格外需要友谊的温暖。苦盼外界消息的他等来的却是旧友的接连不断的噩耗。从他致陈绵祥的信中悲叹：“瞿安长逝，念之惘然。子柔伉俪，并无消息，颇疑其与一厂全家同驯国难，苦无佐证也。”[63]到追悼故人经颐渊时写下的“早死羡君成解脱，馀生留我砺坚贞”[64]的诗句，都能感受到他深重的孤苦之感。坐困愁城的蜗居体验，对颇具晚明士人气质的柳来说，无疑是对身心的莫大折磨。在这段时间里，他在诗文中谈的最多的便是“死”，更提前拟定了遗嘱：

“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具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65]

严峻的内外压力，迫使处于人生最低谷的他必须尽快寻找精神自救的突破口。于是他重将目光投向自己“髫年时就有的嗜好”[66]——南明史研究。从1939年8月撰写《南明纪年史纲》及《南明历日表》开始，他的生命凭借对南明史料的整理重回正轨。随后又因南明史剧与阿英订交，不仅结识旨趣相近的知己，还得到大量可供著述的原始资料。在阿英的支持下，他步入了一生南明史研究的黄金时期，陆续完成《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人物志》等重要著作，不断接近自己在二十五史之外，再增加一卷《南明史》的宏伟目标。他的身心状态也随着研究的进行而日渐好转，最终于1940年12月离沪赴港，逃离魔窟。经历了南明史陪伴的三载“孤岛”岁月，柳从此将其视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重要部分。直到垂老之际，他仍在给朱荫隆的信中强调：“南明史宿愿，一阻于太平洋战役，再阻于湘桂撤退，然此身一日不死，此心亦一日耿耿不忘。”[67]

梳理了柳亚子与南明史的一生纠葛及其在“孤岛”时期的生存体验后，回到之前的问题：南明史研究对于“孤岛”时期的柳而言，到底有何特殊意义？对他来说，虽然现实经验使其愈发坚信对国家的彻底改造的必要性，认识到“要完成中国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者，只有换一个局面。”[68]在1940年，他在给故人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六十寿诞诗中，就写下“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69]的诗句。但他对马克思的理解还是将其视为历史上救国救难的“英哲大士”，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真正的理解和体认。传统的精英主义的士大夫文化使他很难抛弃“旧我”，成为与阿英一样的“新人”。作为辛亥革命时代的弄潮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不无悲哀地表示：“我们已经是落伍的人物了”。[70]他无法如阿英一样，以唯物史观所赋予的超越性视野，看到“大乱”后“大治”的可能性，进而以乐观主义精神实现对历史的“主动性介入”。相反的，身心备受现实摧残的他，痛苦地意识到“光明虽然在未来，但未来的世界不是我们的”[71]。这种面对未来的茫然之感，迫使他以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内转”姿态，踏上一种精神上的还乡之旅。对于此时蛰居“活埋庵”的柳亚子来说，“南明史”就成为了纵横驰骋的精神空间。正因为如此，向来以诗名世的他才会一反常态地宣称：“近对诗词亦不甚感觉兴趣，惟以研究南明史料为消遣办法。”[72]这种兴趣的突转，并非是“废吟哦”，而是以“史”为“诗”，将史料作为抒情的介质。对于此时的他来说，唯有通过对南明史料的研究，才能使他跨越现实人生的逼仄，寻回“大醉可中亭畔月，好狂呼几、复骚魂起”[73]的逝水年华，在与古人的物我交融中建构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不仅如此，南明史料中俯仰即是“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74]——对江南风物记载，尤其是对其故乡吴江的描述，也能不断给深陷于“非家园感”中的他带来心灵的慰藉，赐予他温馨的“家园体验”。可以说，南明史对于“孤岛”时期的柳亚子的意义，已非“学术”二字所能概括，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杂糅了多种体验的精神寄托，是他在人生绝境中“消愁解恨的活宝”[75]。而南明史的写作对他来说，也超越了修史这一文化行为本身，成为了“一种存在意义上的需要”。[76]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与阿英的南明史剧讨论中，固执地坚持对南明史的诗意化、移情化处理，其目的与其说是要为自己的艺术趣味张目，毋宁说是以这种姿态维护他这一代人所体认的精神传统、文化价值和人生理想。

本文原刊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7年第12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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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柳亚子.八年回忆：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18.

[4]钱厚祥.阿英年谱（上）[J].新文学史料，2005,4:116.

[5]钱璎、钱小惠.从《钱毅日记》看阿英的戏剧活动[J].社会科学，1984,4:69—70.

[6]保罗·诺尔特指出：“‘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是’一种针对近代特殊体验的历史理论。这种体验是：虽然在历史结构与进程上存在日历上的同时代性，却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过去的来源层次。”参见[德]斯特凡•约尔丹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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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家康.孤岛时期阿英其他作家历史剧中的女性叙事[J].文学评论，2007,4:155.

[10]阿英的“南明史剧”原计划写作四部，以期反映南明各阶段史实。第一部《葛嫩娘》（又名《明末遗恨》，以秦淮名妓葛嫩娘与孙克咸事，反映弘光时期；第二部《海国英雄》以郑成功去国抗清经历，反映隆武时期；第三部以奇女子杨娥复仇吴三桂事，反映永历时期；第四部《悬岙神猿》以张苍水抗清事迹，反映鲁王时期。前三部均已在上海搬演，而从阿英子女提供的资料来看《悬岙神猿》虽已“酝酿成熟”，但终究未能写出。参见钱璎、钱小惠.从《钱毅日记》看阿英的戏剧活动[J].社会科学，1984,4:70.

[11]钱璎、钱小惠.回忆爸爸阿英在“孤岛”上的创作活动[J].新文学史料，1980，4:109.

[12]柳亚子.《海国英雄》序[J].广大知识，1941,9:4.

[13]《柳亚子年谱》显示：“1939年6月与钱杏邨订交，通信讨论钱氏所撰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三种，提供意见。”参见柳无忌编.柳亚子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06.

[14]张明观.柳亚子传[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413.

[15]柳无忌.柳亚子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07.

[16]吴家荣. 阿英历史剧对现代历史剧的贡献[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5:92.

[17]钱璎、钱小惠.回忆爸爸阿英在“孤岛”上的创作活动[J].新文学史料，1980，4:109.

[18]柳亚子.八年回忆：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19.

[19]阿英.公演前记：阿英全集（第九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48.

[20]柳亚子. 魏如晦《碧血花》历史剧叙二：磨剑室文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29—1230.

[21]阿英.关于《海国英雄》：阿英全集（第十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15.

[22]同上，第116页.

[23]同上，第117页。

[24]柳亚子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一日致阿英一信，称：“顷见十月十一日《正言报》副刊《草原》所载大著《关于郑成功的戏剧》一文，节引拙函，除误排数字无关大体外，尚有原函因疏忽致误数处，特自行检举”。在信件中柳亚子与阿英讨论了以下问题：一、参考温睿临《南疆逸史》及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与之讨论了路振飞，曾樱职衔事；二、论及自己函件中说到的以张煌言为例谈自己所说的“侍郎不能兼任大学士”的错误；三、谈到“永历朝改谥崇祯帝为威宗”，乃《明季南略》之误。参见柳亚子.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7.

[25]柳亚子. 钱毅饰《海国英雄》中之朱经，赋赠一律，十一月十日作：磨剑室诗词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866.

[26]阿英.关于《海国英雄》的写作：阿英全集（第十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18.

[27]阿英.《杨娥传》故事的形成经过：阿英全集（第十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73.

[28]同上，第374页.

[29]阿英写作的这一分幕方案中，陈圆圆的人物设计由“恶”转“善”，吴三桂欲纳陈圆圆为妃，陈圆圆以不追永历帝为条件，吴三桂不许，陈圆圆遂遁入空门。其后在刺杀吴三桂的计划中，陈圆圆也将吴三桂行踪密报杨娥。

[30]同上，第376页。

[31]据阿英在《<杨娥传>故事的形成经过》中所述，柳亚子听闻在剧艺社的戏剧《陈圆圆》中，杨娥被安排为陈圆圆故事中的小配角。于1940年5月1日来信，称：“听见杨娥被人家拉入陈圆圆剧中做配角，颇不高兴。甚盼先生之剧本能以写成，且能上演也”。柳氏对于杨娥故事的重视，可见一斑。

[32]同上，第378页.

[33]同上，第378页.

[34]同上，第378页.

[35]据阿英记述，柳亚子于十二月六日信中再次表示：“还是坚持我最早的主张”，并在每个字边旁加上双圈，以示郑重。

[36]同上，第379页.

[37]同上，第379页.

[38]同上，第379页.

[39]阿英.《杨娥传》故事的形成经过：阿英全集（第十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82.

[40]柳亚子.怀念阿英先生：怀旧集[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5:4.

[41]同上，第4页.

[42]柳亚子. 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怀旧集[M].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5:70.

[43]钱厚祥.阿英年谱（上）[J].新文学史料，2005,4:110.

[44]解志熙.历史的悲剧与人性的悲剧—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叙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7,2:57.

[45]郁达夫认为：“钱杏邨的《革命的故事》……有时代的价值……他们的这一代younger generation里，可以算是代表的作品，幼稚病不足为他们的病，至少他们已经摸着了革命文学及内部暴露的路了。”参见钱厚祥.阿英年谱（上）[J].新文学史料，2005,4:110.

[46][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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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阿英.关于南国社的戏剧的批判：阿英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481.

[50]阿英.革命的罗曼谛克——序华汉的三部曲《地泉》：阿英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672—673.

[51]阿英.奥尼尔的戏剧：阿英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705.

[52]柳亚子. 读蒋光慈所著说部名《野祭》者，感其哀艳，即题一绝：磨剑室诗词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564.

[53]阿英.野祭：阿英全集（第二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61.

[54]柳亚子.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怀旧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68.

[55] 柳亚子.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怀旧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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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王国平. 柳亚子与南明史[J].苏州大学学报，1989,1:116.

[58]柳亚子.自传：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9.

[59]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6.

[60]柳亚子. 偕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海上酒楼小饮，约为结社之举，即席赋此：柳亚子文集·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

[61]张明观. 柳亚子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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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柳亚子.致陈绵祥：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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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柳亚子.八年回忆：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22.

[67]柳亚子.致朱荫隆：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85.

[68]柳亚子.致姜长林：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38.

[69]柳亚子.旧友李息霜六秩寿诗：磨剑室诗词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867.

[70]柳亚子.致姜长林：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38.

[71]柳亚子.致柳非杞：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84.

[72]柳亚子.致胡朴安：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5.

[73]柳亚子.金缕曲·剑华自海外归，留梨里中旬日而去，倚此为别，并坚南社之约：磨剑室诗词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777.

[74] 美国当代著名的阐释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 Clifford Geertz)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的概念。

[75]柳亚子.一年来对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J].笔谈，1941,1:5.

[76][美]叶凯蒂.文化记忆的负担——晚清上海文人对晚明理想的建构：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