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圈圈“诅咒”你

翻一翻咱们的古代史，关于扶乩这等事情层出不穷。虽然华夏民族受儒家影响深远，却不像孔夫子一般敬鬼神而远之。对于鬼神的态度，恐怕在周公时代已经被确立了。

中国人怕鬼神，又敬鬼神。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生死事大，没有几个人想的明白，弄得清楚。不过对待鬼神的态度却还是恭敬的。逢年过节，敬天祭祖。以前的礼节繁复得很，现在越来越简单，不过态度到底没变。

在古代史里，从宫廷贵族至平头百姓，对于鬼神一说深信不疑。倍受皇帝宠幸的大臣或妃子，只要与压胜沾边，不丢性命也得脱层皮。武则天诬陷王皇后，不也是向唐高宗告发其在后宫施行压胜之术吗？即使王皇后没有立即被废，到底在皇帝心里留下疙瘩。这类事情数不胜数，单单是武则天利用压胜之说铲除异己的记载就有好几例。

不知道是基因自带，还是环境使然，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说“保佑……”这样的字眼。也许是在长辈敬天祭祖的时候听到了诵念，不然就是电视剧看多了，受到影响。无论是哪一种渠道，总之在孩子们当中，“诅咒”一词常常不自觉就从嘴里溜出。

走在放学的路上，常常见到白墙壁上划着乱七八糟的字。诸如“xxx是大笨蛋”“xx喜欢xx”“保佑xxx考试不及格”等等。不知道是不是字太多，怕自己写的被混淆，写完后常常再画个圈把字围在中间。谁起的头已经不可考，总之大家有样学样，都跟着写了字后再画圈。

这样也有好处，远远一看，因为有圆圈作为分界线，所以圈内的字被好好地保护着，没有受到其他文字的影响。后来的书写者也严格按照墨守成规的约定，绝不侵犯他人的墨迹。当然，也得利用圆圈保护好自己的墨宝。

在墙上读到自己认识的名字时，特别新鲜。读完后竟然也对信息半信半疑，不由得在心里颠来复去地想，这事儿是真的吗？可见流言蜚语影响真是蛮大的。

也有被写到墙上去的“当事人”读到文字后恼羞成怒，拿起石子儿愤然将墙上的字划掉。或者激发了被书写者的恶作剧的心理，也在墙上写下某个人的名字，这个人通常就是他想当然的那个“罪魁祸首”。

有幸被选中抒发言论的那堵墙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总之被迫成为公告牌，受到大伙儿的瞩目是肯定的。

房屋的主人也很苦恼，谁能容忍各路人马在自家的白墙上涂涂划划，搞得好好的一堵墙看起来面目狰狞。要是涂的好，写的好也就罢了，偏偏又是一些不正当言论，读起来有时候让人啼笑皆非，有时候又摇头感叹。

当墙被重新粉刷后恢复本来面目时，主人也松了一口气。好事儿者却大感兴奋，正愁写满了没地儿继续写，可巧墙又焕然一新。

于是随手捡来石子儿，洋洋洒洒留下数言。估计是写完后还沾沾自喜又读了几遍，发现有不满意的地方还在上面涂改。总之最后呈现在观者眼前的就是几行歪歪扭扭，并且改了又改的黑字。

墙主人见到此景，暴跳如雷，发誓要找出肇事者。

其他热衷于涂涂写写的一干人等并不知道有人埋伏在附近，专等他们在墙上肆意抒发心中所思所想。正写的痛快之时，猝不及防有个人从某个角落窜出，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紧紧攥着那只在墙上涂写的手。

跑来乱写乱画的大都是小孩子，因为与同学的一点矛盾心有不平或不甘，跑来此地解解心中烦闷，没想到被陌生人逮住，并且来势汹汹，于是吓的头皮发麻，呆若木鸡。

墙主人自然不能拿孩子怎么样，通常的做法是把父母和家庭住址问个明白，再拎了孩子到家里找父母。

乡里乡亲，大家不是亲戚也是故交。见到自家孩子放肆捣蛋被抓个正着，只好赔礼道歉。等到墙主人气鼓鼓地转身离去，孩子可就遭殃了。

有时候是挨一顿 “竹笋炒肉”，身体的疼痛能唤起恶作剧的记忆，再想捣蛋时按一按身上的伤痕，嚣张的小心思顿时萎靡下去。或者是被罚写几千字，写到手软为止。在纸上正经八百地写字总是费神费劲，哪有在墙上写来的痛快。

忽然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段关于“草圣”张旭的小故事。张旭工草书，嗜饮酒。喝到酩酊大醉之时抓着头发蘸饱墨汁就在墙上龙飞凤舞地写字，那该是怎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据说还有人专门跑去看酒醉的张旭写草书哩。如果张旭是在纸上写字，也许没有那么激情澎湃吧。

当然，在墙上胡乱涂画当然不能与大书法家张旭相比。不过，人对于享受快感的追求可不分古人今人。无论是书法家还是小人物，在墙上肆意涂抹总是比框在一张纸上来的更自由。

现在的墙干净多了。不是孩子们放弃了书写，而是每天放学后他们就被迫从教室去到补习班。学到昏天暗地才能回家，疲惫不堪，睡眼朦胧，哪里还有心思在墙上乱涂乱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