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对于一位女性意味着什么？
查看话题 >避孕手段越先进，女性就越安全吗？
今天，时间君来和大家聊聊“避孕”。
随着时代的发展，“避孕”已经逐渐破除了它被“避而不谈”的命运，走向公开透明。这个一半是轻松、调侃的，指向性的快乐；而另一半，则严肃残忍、流满鲜血。
“意外怀孕”四个字就像魔鬼的影子，几乎笼罩着每一个青春期女孩。
现实也不容乐观。2011年一份报告显示，在我国主要城市，育龄女性意外怀孕比例居高不下，接近30%。
大大咧咧的高中生朱诺就经历过这样的意外。在与田径队男友偷尝禁果后，她一不留心竟珠胎暗结。
对于这个未成年女孩儿来说，承担家庭义务还为时尚早。朱诺本打算前往诊所堕胎，不料却被诊所门口的反堕胎宣传员劝退了。
最终，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交给一对善良但膝下无子的夫妇抚养。
即将初为人母，这是一条格外艰难的路，好在朱诺的决定得到了父母与朋友的支持。
最终，新生儿找到了归宿，朱诺也回归校园生活，影片在朱诺与田径队男友欢快的吉他声中画上一个看似完满的句号。
《朱诺》这部影片获得了两极分化的评价。赞许者认为，“意外怀孕”本就不该被妖魔化，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影片中一样积极地应对；而反对者认为：这部影片对女性怀孕与生育的痛苦极其巨大影响避而不谈，已然对“意外”美化过头。
然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意外怀孕”实际上是近代才有的概念。
在18世纪末，美国工程师查尔斯·古德伊尔维自己发明的橡胶硫化申请专利，橡胶避孕套和橡胶子宫帽才得以大批量生产。科学可行的避孕措施的出现，才使得性与生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离，怀孕才有了“计划”与“意外”之分。
1928年，一名德国医生用银丝做了第一个宫内节育器，开创了女性避孕器具的先河。而未来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经过不懈努力，发现了口服避孕的方法，最终在格雷戈里·平克斯的帮助下研发出女性口服避孕药。
至今，我们常见的科学避孕手段有安全套、短期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结扎、皮下埋植等。
当然，在避孕这条路上，科学家们还未停下他们的脚步。据报道，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人员于8月份声称：世界上首款注射式男性避孕药已通过临床实验，成功率达97.3%。
男性避孕药研发的热潮，其实已悄然喻示：避孕已经不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还逐渐成为了社会学问题。
保罗·科利尔曾在他的书《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避孕药为年轻女性提供了更多人生可能，于是社会性的变革，就从这小小一颗药丸开始了。
避孕一词，在以传宗接代，繁殖为目的的社会旧观念里，被视为不入流。但当性行为不必然与繁殖捆绑后，短期的、更为自由的性关系因此变得不再危险。
行为举止的解放很快带来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前被视为需要抵制的“纵欲”“诱惑”，现在被看作人生难得的欢愉时刻。
由此，道德逐渐瓦解，原本被系在一根绳上的夫妻突然发现：家庭责任之外，还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可以追寻。
伴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逐渐趋向平等，她们的经济地位也迅速提升，不再需要依靠婚姻生存。
这场冲击从根本上挑战了道德家庭的观念——尊严来自履行义务。新的伦理观用“自我”取代了家庭——尊严不再源于履行义务，新伦理观认为尊严源于自我实现。
这个时候，栖居在巢穴中的比翼鸟四目相对，发现婚姻的束缚与自我的实现产生了不可消磨的冲突。
于是，法律被修改，好让离婚更加便捷；道德被重塑，好让人们更没有束缚地追寻爱与激情。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乌托邦的降临。
只有当事人心怀谨慎的远虑，避孕药才能阻止怀孕；而只有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才更有这种远虑。
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一半青少年女性的性行为因此大增。1960年代她们中只有5%在16岁之前发生性行为，到2000年已上升到了23%。少女怀孕的情况激增，而她们与男方无法结成持久关系，更容易陷入经济困境。
道德松绑并不会在一瞬间适合所有人。原本牢固的家庭关系走向瓦解，反而给底层女性带来更深重的灾难——没有赚钱本领，丈夫抛弃责任，孩子众多需要抚养……
“一边以功利主义态度关心‘全世界的穷人’，一边否认对家庭的责任，这并不是什么道德觉醒，而是为了摆出道德姿态而获得的廉价快感罢了”， 保罗·科利尔说。
技术变革无法改变社会性权力结构——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性别上的。
放眼当下较为成熟普遍的避孕手段：短期口服避孕药、宫内节育器、皮下埋植……都以女性身体作为操作对象。
根据澎湃新闻的统计数据，中国家庭避孕责任八成由女性承担，即便是结扎这种男女均可的手术，每年新增女性结扎手术数量都是男性的八倍以上。
传统思想认为，“避孕”的意义主要是女性的自我保护，男性不需要为此付出。而随着“男女平等”的思潮从政治、经济领域逐渐吹向生活的方方面面，“避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作为更先进的理念，正取代过去的男权视角，为更多人所接受。
李银河曾说：“男性避孕药能否广泛使用，取决于男女双方力量的对比。”
技术和行为始终领先于思想的迭代。事实上，男性避孕药的研发早在2002年就由两家国际大型制药公司Schering和Organon牵头，如火如荼开展起来；2012年，路透社发表文章称“男性避孕药即将面世，将改变人类避孕格局”。
这项令女性翘首以盼的技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新闻上，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医院、药店或便利店里。
华盛顿大学的医学教授 John Amory，作为权威的男性医学研究学者曾发表过一次TED演讲，专门讨论“男性避孕药是否会是性别平等的关键”。他说，每当他向人介绍他的研究时，对方的反应通常取决于对方的性别：
“女性会说：‘太好了，什么时候能研制出来？’”
男性则分为两类：一类表示很感兴趣，另一类则会格外警惕：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很多男性潜意识里把结扎、服药、注射当成“去势术”。男权思想不止按照性别分高低，还在男性内部形成浓厚的“慕强”氛围，为生育上的弱势或疾病营造羞耻感，从而让许多男性把正常的避孕手段看作“不算真男人”的象征。
需求少了，相应的社会服务配置跟着少，导致传统更难打破，形成恶性循环。
就在去年，杭州27岁的新手爸爸跑遍全城求结扎的魔幻事件成为了热门新闻。27岁的新手爸爸小卢因为不忍心妻子再遭受妊娠的痛苦，自愿去医院结扎，却被很多医院拒绝。医院给出的理由是：
“年龄较大并且已经生了二胎，或者妻子有反复多次人工流产情况的已婚男性，才符合标准。”
各种避孕方法的发明，看似解放了女性，实际上在无形中反而成为枷锁。避孕药的存在剥夺了很多女性拒绝丈夫性要求的自由，而男性对于安全套的排斥，又加剧了疾病的传播。
技术在发展，我们的可能性被欣喜地放大。但技术能做到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多。
与性有关的权利正在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谈性色变"已经不复存在，希望避孕也成为自我保护/对伴侣保护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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