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迫近与延续——《天空之蓝》与巴塔耶、布朗肖所谓的不可能“共同体”

莫里斯·布朗肖早期是一位反共主义者，他的极右派的政治立场甚至让他看似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同布朗肖一样，巴塔耶也在社论和政治介入层面和法西斯划清界限，但还是被本雅明诟病：“巴塔耶为法西斯工作”（注意，此处本雅明并没有说巴塔耶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说他美学中的暴力、献祭的想法，以及在《天空之蓝》中表现出的对法西斯主义身体——纳粹军官、儿童军乐团的表现像是在为法西斯书写“美”）。用标签简单界定两人所属的政治团体是一件难事，相对简单的事就是分清，对于二者而言，首先，存不存在“从属”某一团体的概念，其次，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不妨从显而易见的态度说起。在《天空之蓝》中，巴塔耶对于communiste的态度是嗤之以鼻的，我们可以发现他描述小说中每一个communiste时候的讽刺：Xénie格泽妮是一位富裕的极左分子，不遗余力地寻找场合表达她的政见，她明明坐着豪华的卧车来巴塞罗那，手里却拿着人道报。她并不是因可以见证加泰罗尼亚起义可以为工人运动带来出路而感到兴奋，而是因为Troppman认为她值得加入。拉扎尔和米歇尔的画像也同样的可笑，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工人运动一知半解，他们并没有被纳入运动内部，“一半是因为他们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来自法国的外国人；一半是因为他们对于工人来说，是知识分子。”

Troppman深知这一点，于是选择在酒店与Dirty交欢，与这场运动本身疏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酒店的房间并没有远离交火的中心，在他的描述中，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可以穿透玻璃。可见他并没有抽身而退，而是在其中体验，却不融入其中。外面的枪炮声与血光对他来说是“inintelligible”的（无法理解）。对他而言，情欲凌驾在政治介入之上。因为他对于情欲有着这样的理解：“性刺激在得到满足之时，以机械的方式远离了人群中的人，这一刺激代表了一种持续的元素，在他的生命达到最强烈温度这一精确的时刻，让个体趋于孤立。”[ Compte rendu de Krafft-Ebing, La critique sociale, n°3, octobre 1931, p.123 ; Œuvres Complètes I, p.276. cité par Jean-François Louette, dans « Notice » du Bleu du ciel, RR, p.1057.]这种持续的性的交流（communication）让情人远离人群。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在空间上也选择远离人群呢？

在《死者之日》这一节中，因为格泽妮粗暴地对待米歇尔（原文是她对米歇尔做了Troppman对她做的事情），于是米歇尔冲出去选择被杀死，而没有实现任何他所设想的革命目标。我们可以说他是被献祭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用。Troppman并没有负罪感，对米歇尔的死也没有表现出同情。对他来说，这战争——献祭的一种形式，和他头脑中的想法不谋而合：«D’ailleurs, même si la guerre en était sortie, elle aurait répondu à ce que j’avais dans la tête»。其次，死亡的暴力一直都是和性所带的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方面，肉体的抽搐在它接近虚弱之时最为猛烈，另一方面，若虚弱给抽搐留足了时间，会使快感更进一步。死亡的焦虑并不必然引向快感，但快感，在死亡的焦虑之中，最为深刻。”[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X, Paris, Gallimard, 1987, p.105.]由此可见，Troppman与Dirty置于死者（革命发生地）的中心之处，是为了接近于死亡传染的焦虑，以使他们的快感到达巅峰。米歇尔的死让见证者得以交流并组成紧密的共同体，激起了这一联结的持续性：

Dans la mise à mort d’un être vivant, opérée dans le sacrifice, l’assistance est pénétrée du sentiment d’une continuité que révèle la mort, se substituant à la présence de l’être discontinu qui s’anéantit dans la mort : ce sentiment vague est celui du « sacré », du « divin » .

在祭祀中见证活物的死亡，观众被死亡揭露的持续性穿透，这一持续性代替了活物不持续的在死亡中衰弱的在场：这一模糊的感觉就是“神圣”“神性”的感觉。

Troppman的身份是一位死亡仪式的见证人，他和Dirty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作为观众感受到色情产生的、由死亡的威胁加重的“持续性”。酒店的房间使他更加便利地出席了这一活物的献祭。

这一献祭并不意味着“杀”或是“被杀”，莫里斯·布朗肖在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中评论，献祭是“放任自流毫无限制的献身，不求回报” （se donner sans retour à l’abandon sans limite[ Maurice Blanchot, 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30.]）。这里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恰恰是布朗肖所追求的对他者的态度：米歇尔沉湎于这一不可能的爱——格泽妮，他为她做出的牺牲是没有回报的，不要求她执行义务的，他把无限接近她的努力付诸于死亡。

布朗肖追求死亡的停滞，或说是延迟，他的书名《死刑判决》的另一重字面意思是“死亡的停滞”；《黑暗托马》中，死亡不是瞬间的动作，死亡是变得“愈加真实”的实体。这与巴塔耶的理解也有相似性，米歇尔的死亡并不是一个时间节点，相反，它带来了共同体结合的可能，及其延续，这一结合的前提是发起这一共同体之人的缺席，这一共同体的建立的方式就是共同经历、体验abandon（这一单词在法语中既指放纵，又指抛弃，米歇尔的死同时具备两种含义）所带来的的狂喜。

«La mort, mort de l’autre, de même que l’amitié ou l’amour, dégagent l’espace de l’intimité ou de l’intériorité qui n’est jamais (chez Georges Bataille) celle d’un sujet, mais le glissement hors des limites.»[ Ibid,p.33.]

“死亡，他者的死亡，就像友谊与爱情，释放了亲密或是内在的空间，这一亲密性（对于巴塔耶来说）从来都不是主体的，而是不受限制的滑移”。

“死亡开启了对于个体时间的否定”[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X, op,cit., p. 29.],死亡所产生的紧密联结起这一共同体，使亲密性不停留在主体体内，而是滑动并串联起不同的个体，使他们脱离封闭状态，从而无限接近又不可够到他者（试想观众观看祭祀仪式时的状态，受刑者引起了情绪的激荡，这是一种精神的聚合，而散场后又回归分离状态）。和其他派系、信仰、政治理念所组成的共同体不同，这一共同体并不要求从属，而是感受死亡之迫近，沉浸于死亡之延续。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巴塔耶和布朗肖所谓的共同体又有了萨德的暴虐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