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王与城管恩怨14年背后：彼此磕磕碰碰的城市梦｜谷雨影像

对抗与对抗中间，生活缓缓流过。一家人颠沛动荡，王老头对外刚硬，但暮色四合，街上行人散尽，王老头像所有该在这个年龄含饴弄孙的老人一样，把收养的小狗搂抱在怀里。那是卸下焦虑和压力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王老头像个内心真正踏实的武汉人，松弛地谈论起成绩优异的孙女。他希望她考上大学，挣脱底层的苦楚，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兆阳带着妻子，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院子里的草木已经齐腰深，布满裂缝的房间墙壁像是随时都有垮塌的可能。

妻子拿出手机，在黑黢黢的老屋里拍了一圈，忙不迭地出来。“这就是电影里那种鬼屋。”王兆阳笑着说。妻子则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我死也不回农村了，就算捡瓶子，我也要留在城市。”

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农村家庭。在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上，三代人卑微的城市梦生根发芽。但武汉市要发展，2015年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梦想，变成了一场摧折这个小家庭的风暴。

导演陈为军的上一部作品《生门》在2016年上映时，成为首部进入国内院线的纪录片，这部豆瓣评分高达8.8的作品，也让当时罹患癌症的陈为军将其视为自己的最后一部纪录片。

但他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撑了下来，等到了《城市梦》的问世。历经一年拍摄、两年剪辑、3年等待，用制片人戴年文的话说：“我们熬了6年，拿到了‘出生证’（龙标），才让它能进影院。”

“我所有想说的都在这个片子里。”看完这个激烈、平衡、深刻又扎实的故事，你会理解导演陈为军的欲言又止。

“许可他们活，也许可我们活”

王天成和儿子王兆阳从不忌讳别人称自己的家庭是“老、弱、病、残”，城管来了，为寻求同情和支持，他们更会主动、大声地认领这个身份。

这个来自河南镇平的农村家庭来武汉14年了。父亲双臂有轻微残疾，母亲体弱，后又患癌。1998年，儿子23岁，在深圳打工时被车床碾掉了右手。一家五口，只有妻子一个劳动力。农村待不下去，只有到城市做小生意谋生。

一开始，在华中科技大学附近的小巷子里，他们尝试在地摊上卖各种小百货，后来流落到鲁磨路，待了下来。出于同情，时任城管局长为王天成安排了一处合法的废弃报亭，允许他在那里卖衣服、皮带，后来王兆阳和妻子开始挨着报亭卖水果，摊位扩张成了合法废报亭与“非法占道”的混合。

14年间，靠着鲁磨路的稳定经营，王家的孙女王展萍从襁褓中的女婴成长为成绩优异的初中生。让王展萍考上大学，在武汉立足，是漂在武汉的王家三代人唯一的梦想。 变化发生在武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期间。按照规划，王家摆摊的那段街要建成“珠宝一条街”，王家在内的占道经营摊位成为城管的执法对象。

那正是城管与摊贩矛盾尖锐的时期。导演陈为军与制片人戴年文尝试从城管与摊贩的角度切入社会问题。而彼时，武汉城管委正以“城管摆摊”、“鲜花执法”等举措展现文明、开放之姿。制作方通过官方渠道与武汉城管委取得联系，并在保证创作独立的前提下，获得拍摄许可。

面对镜头，王家自认这些年为居民带来了实惠和方便，难以接受必须撤摊的事实。在与执法大队对抗的过程中，王天成指着要修珠宝大楼的路口方向喊出：“许可他们活，也许可我们活。”

对抗与对抗中间，生活缓缓流过

王天成是老道的人。与城管打交道多年，他熟悉了城管的执法流程。由于他拒绝签收，城管执法大队副队长李忠于从未能成功地下达执法文书，整治行动屡屡受挫。

后来，按照局长的要求，执法大队决定先派队员摸清王家的收入状况。如果收入尚可，执法大队必须坚决取缔摊位，如果收入的确不高，执法大队再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 一开始，前去调查的执法队员没有刻意隐蔽，被王天成发现后，挨了一顿揍。后来，队长不得不派出生面孔，乔装成北大青鸟招生人员，用水果的首字母作为简称记录每一笔交易。

掌握每日大概的营业额后，执法队员调查了王家的进货成本，认定王家收入不少，执法思路更加明确，冲突也进一步升级。

为了维护摊位，王天成会大声呼喊，吸引路人的注意，会脱掉上衣躺倒在地，甚至带着申告纸牌，躺倒在马路中间。

在一次对峙中，王天成推搡执法人员，甚至伸手轻侮地拍打执法队长的脸。

城管执法队测量摊位占道面积始终未果，被王天成发现后还会被一路追打。为了完成取证，执法队出动的人员坐满了一整辆大巴，在王天成激烈反抗的时候，十多个年轻的队员举着防爆盾将他团团围住。王天成激动地质问围着他的年轻人，直到年轻队员无奈地垂下了头。

对抗与对抗中间，生活缓缓流过。熟客来了，王老头像是跟老朋友那样开玩笑、拉家常。他骄傲地告诉他们，孙女刚刚考了第一名，高出第二名许多分。

一家人颠沛动荡，王老头对外刚硬，但暮色四合，街上行人散尽，王老头像所有该在这个年龄含饴弄孙的老人一样，把收养的小狗搂抱在怀里。那是卸下焦虑和压力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王老头像个内心真正踏实的武汉人，松弛地谈论起成绩优异的孙女。他希望她考上大学，挣脱底层的苦楚，改变自己的命运。

老头就像个老母鸡，护着小鸡

“一手打，一手谈。不打，在武汉待不了14年；不谈，一家人在武汉生存不了14年。”这是王天成应对城管的策略。

执法大队明白要守住依法、文明的底线，面对王老头的挑衅，一定要保持克制。所以当王老头在街头暴跳如雷，执法大队的忍让会换来围观者的普遍同情。这样的时候，连街边的老相识都会看不过眼，拉住王老头警告：“人家是让你，不是怕你。”

王兆阳理解父亲在街头的撒泼。“老头就像个老母鸡，我们就像小鸡，时刻就在他的羽翼下面。如果没有这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个小鸡早被老鹰叼走了。”

有父亲的庇护，王兆阳才能竭力维持住一点儿消极抵抗的体面。城管来了，他不吵闹，只是拒绝，打电话给母亲，要搬来父亲这个“救兵”。回到家里，他用仅存的左手给女儿做饭。出租屋昏暗逼仄，生活艰困，连让女儿吃顿肉都不容易，但他不在女儿面前流露出怨气和丧气。“有口饭吃我就很知足了。”说完，他宽厚一笑。

女儿班上的同学都有手机，老师和同学问了她好几次电话号码。吃饭的时候，女儿说起这件事。王兆阳知道女儿的困窘，开玩笑反问她，是要个好点儿的还是一般点儿的？“你说呢？”女儿继承了他的克制，又把问题推回给父亲。当然，她想要个好点儿的智能手机，但她显然体谅父母的难处。王兆阳平和地告诉女儿，“想要个好点儿的，那要等一等哦。”

撤摊已成定局，王家不得不接受谈判。但王天成坚持只接受允许他留在鲁磨路。他的坚持并非没有道理，可形势强过人，王天成的不妥协态度只能让王家走进死胡同。王兆阳决定撇开父亲独自与城管谈判。因为王兆阳的妥协，王家内部也一度陷入分裂危机。

气恼的时候，王兆阳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妻子就坐在床边陪着、劝着、安慰着。王兆阳不在的时候，妻子就念着丈夫，“我家小王对我是真的好。”两个人相互支撑，把在武汉艰难但还有奔头的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

王兆阳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一家人回到老家，让女儿回去读书。但他的底线是希望能支撑女儿在武汉读完初二，这就需要再在鲁磨路经营一年。但执法大队提供的条件只能是在鲁磨路外，为王家另寻一处新的摊位。

生活是永恒而沉重的努力

执法队长陪着王兆阳看新摊位的过程中，双方似乎终于达成了理解。队长一直告诉王兆阳“咱们多看几处再选”。王兆阳说：“我现在终于感受到你们真的是为我们着想。”

再往后，队长带着王兆阳的母亲李书香看经营岗亭，王天成最终也几乎彻底转变了态度。在给执法大队的申请书中，王兆阳起笔写：“我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

但温情没有持续太久。回到队里，队长把李书香的感动汇报给局长时，遭到了局长的批评。“我们的重点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要他们服从管理。”局长担心这种温情脉脉的做法会使鲁磨路的“钉子”变成“桩子”。

故事的结尾，执法大队允诺的新摊位、岗亭尚未落实，但饱受磋磨的王天成仍对老伴说：“你别看我在这里磕磕碰碰，我非常喜欢武汉，我死都要死在武汉，哪里黄土都埋人。”

“生活是永恒而沉重的努力”，纪录片结束了，王家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搬离鲁磨路后，李书香重病去世，王兆阳在焊铁架时扎伤了腿，差一点就危及生命。两项开支给这个原本就脆弱的家庭又蒙上一层阴翳。

也有些让人欣慰的事。作为王家的希望，为了不必折腾回河南老家，成绩优异的王展萍先借助武汉学籍考入中专，由中专升入大专，今年已经读到大二。课余时间，她在奶茶店打工，为父母分担压力。王兆阳希望女儿能在25岁以前结婚，最好能嫁到城里。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从小生长在武汉的女孩儿喜欢武汉， 但王展萍未来的命运，最终只能由她自己把握。

撰文｜轻舟 编辑｜青木周安 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出品人｜杨瑞春 主编｜王波 责编｜程婕 运营｜赵一静 余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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