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疾呼: 比换总统更紧迫的, 是挽救美国公务员! | 文化纵横

✪ [美]弗朗西斯·福山

由冠群(译) |观察者网

【导读】当美国主流媒体将重振国家经济、恢复世界领导力的希望，都寄托于2020年总统大选时，“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美国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再度发声，呼吁人们更多关注疫情暴露出的美国体制的一个明显漏洞，即专业、能干的公务员队伍的缺失。

福山认为，必须看到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内在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然而，对其改革的议程却被长期搁置。无论谁将担任美国总统，未来都不可绕过这个“最重要的改革议题”：重建美国公共部门，改革联邦机构，重建专业且能干的公务员队伍。

福山建议，长期不信任公务员的美国人，有必要在文化心理上恢复对公共行政的尊重。未来的改革，重点是增加政府弹性来雇佣和解雇公务员，大幅减少充斥于行政系统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员，改变过度聘用承包商而削弱政府能力与责任的现象，更多招募高等教育人才，努力消除职能重叠、人员冗余的现象。福山特别提出，想要恢复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尊重并培养公民意识，途径之一是实施自愿国民服务计划，让美国年轻人以军人或文官的身份服务一年左右时间。这有利于减少美国社会中不同身份群体间的隔阂，而这些隔阂正是引发美国当前政治对立的根源。

本文原载《达拉斯新闻早报》，转自“观察者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弗朗西斯·福山：恢复公共服务的尊荣

未来几年，美国民主体制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改革议题是如何重建其公共部门，尤其是如何改革联邦官僚机构。要完成这一改革就需要总统展现领导力和两党弥合分歧携手合作，用美国开国元勋的话说就是，为了创建一个“更完美的联盟”而一道工作。

自1978年出台《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和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实施“重塑政府”措施以后，美国政府还没有认真地尝试过改革。但最近的事件表明，拥有一支专业、能干的公务员队伍对美国民主政府的未来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以更加生动的方式证明了拥有一支专业的、职业性的公务员队伍非常重要。在撰写本文时，该疫情仍在继续严重威胁着美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并需要美国政府内部的众多公共卫生专家集思广益拿出应对措施。此次危机以特别生动的方式展示出行政部门内专业知识与政治利益之间的相互缠斗。某些总统的爪牙试图将防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该中心也确实未能在2月份实施及时的新冠病毒检测。但预算削减已在此前削弱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能力，其它原因还包括任命不称职的领导和裁撤白宫内部负责防疫的行政部门。

特朗普当局有一个中心议题，即它坚持要摧毁华盛顿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 译注：深层政府是一个阴谋论，指非经民选，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业、财团、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为保护其既得利益，隐藏于幕后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然后再替换上认同总统政治观点的角色。在此叙事中，深层政府只是终身公务员制度的代号。

对公务员在很多领域的表现不满情有可原，但像特朗普当局这样对官僚体制本身展开火力全开的民粹主义攻击却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二十年中，公共机构改革一直被搁置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改革议程的最底层，这是由于它们对国家，特别是对联邦官僚机构持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但这种敌意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联邦官僚机构的问题早在特朗普执政前就已存在，并且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该问题受到了广泛的调研分析。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1989年和2003年两次领导沃尔克委员会，发表报告阐述公共机构的许多问题。我们应围绕沃尔克许多未落实的建议来制定改革议程。

最先和最重要的变化应发生在文化领域而非政策领域。美国本就不信任其公务员队伍，但自1980年代以来，对官僚体系、对华盛顿的政治氛围、对一般政府部门的诋毁愈演愈烈。尽管右翼分子对诋毁公务员最为热衷，但左派也参与了进来，从而使公众越来越怀疑军方、警方、中央情报局和其它不受欢迎的机构怀有不良动机。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无能，对它们能管理好政务不抱信心。

这种文化所丧失的正是那种老派观点，即公共服务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称谓，公民不单单享有权利，还要承担责任——也许对这一点最动情的阐述莫过于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就职演说中所说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几十年间，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态度已经悄悄渗入到了我们的潜意识之中，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态度。但正如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能转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文化态度，未来的领导人也能将这种态度再转变回去。

第二项改革应该是增加政府弹性来雇用和解雇公务人员。在政治主体不受约束的雇用和解雇工作人员与公务员享有铁饭碗之间必须保持平衡。例如，这可能涉及到以定期合同的形式随意聘用官员，而其聘用期比选举周期还长。此外，所有新聘公务员，包括政治性任命官员（译注：政治性任命官员是指那些由总统或部门首长提名任命的政府官员），都应受到较高的教育和技能要求限制或强制接受培训。

第三项改革之前已被反复提及，即大幅减少充斥在行政部门中的那4000多名政治性任命官员。与美国相比，在一个典型的欧洲议会制国家中，政党轮替只会导致政府中的极少数人离职。进行这项改革就需要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共识，逐渐减少政府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员，并优化参议院官员任命批准流程。比如，允许某一参议员匿名搁置政治性任命官员上任这条规定就应改变。

第四项改革应是雇用更多的全职政府工作人员，并削减目前履行政府固有职能的承包商数量。许多人相信，联邦政府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会惊讶地发现（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小约翰•的卢里奥在2014年所记录的那样），联邦政府雇用的全职工作人员数量与它在1960年代中期雇用的人数相同，都达到了大约180万人。过度聘用承包商会削弱政府所需能力，掩盖政府实际规模，并在公众及其承包商之间制造利益冲突。

第五项改革是恢复高等教育与政府服务之间交流的渠道。政府需要招募具有多项技能且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计算机程序员，公共卫生专家，金融专家等。需要优化合规性检查的适用范围，合规性检查应仅限于那些已被证明会对未来工作表现有影响的领域。应在严格限定的时间内做出是否聘用的决定。

最后，我们需要对行政部门的结构进行系统的改革，以便将各种项目合并到任务相关部门，这将消除现有政府职能叠床架屋的现象。国会中的各种委员会往往也肩负各种重叠不清的职责，它们也应被被重组以便适应新的结构。

想要恢复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尊重并培养公民意识，途径之一是实施一项自愿国民服务计划，在该计划中，美国的年轻人将以军人或文职人员的身份服役一年左右时间。年轻人应认识到，他们不仅是权利的拥有者，也是身负服务责任的公民。一项精心设计的国民服务计划能将来自不同地区、种族，民族和社会阶层的人团结到一起，正如美国军队今天所做的那样。这可能会大大减少美国社会中不同身份群体间的隔阂，而这些隔阂正是引发我国政治对立现象的根源。

在美国公共部门改革方面，我们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在过去二十年中，这项改革一直举步不前。但特朗普当局执政的失败，尤其是其应对新冠疫情失利这一事实，已将复兴公务员队伍这一议题推到了政策改革的风口浪尖。与晚近任一时刻相比，现在都有更多的人赞同有必要加强政府在医疗服务和其它领域的能力，当前这场危机可能成为此次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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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达拉斯新闻早报》，转自“观察者网”，原标题为“Francis Fukuyama: Restore Honor in Public Service”，原文链接: https://www.dallas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20/08/30/francis-fukuyama-our-next-president-must-restore-the-idea-that-there-is-honor-in-public-service/。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