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爱尔维修，早期功利主义及技术官僚暴政
如果我们不想回避几何学的公理，那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哲学家的真理呢？自然本身就教导哲学家，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当然，自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说话的。她对斯宾诺莎说，她是一个逻辑系统；可她却对莱布尼茨说，她自己是灵魂的堆积。她对狄德罗说，世界是一台带有绳索、滑轮和弹簧的机器；而她对赫尔德说，世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对孟德斯鸠，她大谈多样性的无限价值；对爱尔维修，她侈论不容变更的一致性。对卢梭，她宣布，她一直被文明、科学和艺术扭曲；而对达朗贝尔，她则许诺揭示它们的秘密。孔多塞和潘恩认识到，她赋予了人类不可侵犯的权利；对边沁，她说，这只是‘纸面上的大喊大叫’——‘胡言呓语’。在贝克莱面前，她显示为上帝向世人述说的语言。对霍尔巴赫，她说，上帝不存在，教会即是阴谋。蒲柏、沙夫茨伯里、卢梭认为自然是一种奇妙的和谐。黑格尔认为她是几支大军夜间交锋的光荣战场。迈斯特认为她是由血泪、恐惧和自我牺牲造成的一种痛苦。
启蒙时代。
爱尔维修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寻找一种原则，一套权威如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领域的准确和精密的语言，用它规定道德的基础，真正来回答如何建立社会、人如何生活以及人应当何去何从等问题，这好似一种伦理学的几何学。
他找到了这个原则，“…我让你们痛苦，让你们快乐：痛苦和快乐将守卫你们的思想和行动。”[1]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事实上，是影响人类的唯一动机，要是你问：“我们为何如此行事？”答案是：“天性使然，别无它途。”这便是生活的全部答案。
如此，人的真正目标已经给出：他们是可以被发现的，就好像发现物理学定律似的；我们为什么应当服从某位国王、某个政府，对这个问题，简直就像对物理学定律那样，是可以证明的。如果一件事减少幸福或阻碍幸福，那么它就是坏的。这是真理的简单规则，它应当适用于各个领域。
于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还不幸福，不快乐？答案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如何避免痛苦、获得快乐。是因为自古以来的上层规则还不够尽善尽美，统治者一直不让他治下的大多数人知道如何发挥天性的功能。
因此，哲学家或专家的唯一任务便是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以最小的痛苦，最有效、最省时、最便捷的方式去获取他们只能去追求的结果，改良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制度，以此最大限度地争取快乐和避免痛苦。
要消除苦难，例如，无知和不公正，仅凭戒律、榜样、布道都不会有太大收获，因为人们无知、盲目，他们盲从于自身的习惯，因为人就是人，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有害教育，他们所处的悲哀环境，他们的贫困、软弱、恐惧、无知——所有这些因素使他们偏离了自己真正目的。
如何组织美好的新社会？它不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们通常愚蠢而且邪恶。只有借助人为的操控，通过制定法律逐渐将民众引向一种更幸福、更自由和更文明的存在状态，这些法律是人们理解不了的，但他们会走向他们自身的幸福。
哲学家掌权的时候，必须创立一种人为的奖惩制度，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获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给予奖励；当他们的实际行为不利于获得更大的幸福，就要给予惩罚。人们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幸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无法理解自己新的生活方式的活动；但他们将会养成自动产生幸福的习惯。
如此一来，尖锐的矛盾出现在功利主义与个人权利之间：无人能左右、无人能侵犯的权利对沿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方向来改造社会的目标而言是一种障碍。例如，如果人拥有一种不容侵犯的财产的权利、生命本身的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立法者在规划世界时会遇到这样一种两难处境：他不可以从我这里拿走东西；而为了建立一个平静、和谐以及毫无矛盾的社会，他又需要拿走这些东西。因而，爱尔维修认为，尽管一个仁慈的国家会提供人类天生需要的一切东西，绝对的、无法制服的权利的持续存在只是许许多多荒谬的遗存物。（这恰恰是边沁最后所说的。）
有一件事很清楚，在爱尔维修描述的世界，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作恶的自由消失了，因为现在每个人只能做善事。我们已经像动物那样，被训练得只能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事物。在这个世界里，伦理学和政治学属于自然科学，其次，所有的终极目标都彼此相通，不能互相冲突（否则，无法规划最大的幸福），正如在逻辑学和几何学中，某一真实的命题不可能与其他真实命题格格不入，孔多塞明确的描述了这种和谐状态在道德世界中的版本:“自然用一条无法挣断的锁链，将真理、幸福和美德绑在了一起。”[2]在18世纪（以及现在许多的）人们看来，真理、幸福和美德不可能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的悲剧一定是过失造成的，世界上没有与生俱来带有悲剧性的东西；所有的悲剧和冲突都是可以根治和调和的。
爱尔维修利用人的天性：追求幸福的信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和柏拉图、暗杀十字军的穆斯林刺客集团或马基雅维利一样古老；不过把它与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信仰、理性和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观点联系在一起，却是新见，这点构成了现代功利主义的核心。
爱尔维修知道，自然告诉他，人们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的事情仅仅就是追求快乐和回避痛苦，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套功利主义观念体系，这套观念体系在世界上最佳意志的武装之下，在最纯粹的动机的启发下，反对不公正、反对愚昧无知、反对专断的统治、反对18世纪社会里依然充斥的所有恐怖，直接导致了技术官僚暴政的最终出现。它利用另一种暴政、一种技术暴政、一种理性暴政，取代了无知、恐惧、迷信的教士、专断的国王的暴政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所反对的一切妖魔鬼怪的暴政。技术暴政同样敌视自由，同样敌视如下观念，即人类生活中最珍贵的是为了选择而选择，不仅是选择善的东西，而且是选择本身。
这种敌视态度和方式一直受到利用，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为几乎所有妨碍人类自由和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连续的、和谐的整体进行活体解剖的行为辩护，这个整体，不允许人们具有丝毫个人首创精神。也许它能够产生幸福；但是，这种幸福是否就是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尚不清楚。
[1] Helvetius, De l'esprit(《论精神》), 3.9
[2] Condorce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Paris, 1795), 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