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奇遇记
16世纪以前，人们以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对世界的认知也处于“天鹅都是白色的”状态。直到在澳大利亚发现了第一只黑天鹅，才颠覆了人们固有的观念。
“黑天鹅事件”指的是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而这种事件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是颠覆能力。今年的疫情，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的逻辑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义。
我开始意识，我抛头颅洒热血般不知天高地厚，总自以为小概率事件永远不会砸在我身上的无知，就是在慢性迫害自己。
“黑天鹅”落到了我头上
我好像在穿越火线。
二月，机场防疫检查十分严格，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空气里无处不弥漫着难以言喻的紧张。我填了很多份表格，测了很多次体温，回答了很多问题，排了很久的队。飞机还是延误了。
为此行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和努力，投掷了太多期待，勾勒了太完美的蓝图。我执拗得舍不得放弃，还是打算按计划前往。
我的目的地——马德里。当时西班牙的确诊病例仅仅三例。
我要从莫斯科转机，而抵达时中转飞机已经起飞，我精疲力竭。办理了改签，先飞往巴塞罗那。
莫斯科机场，只有零星几个人戴着口罩。我有些担心自己的亚洲面孔引人侧目。好在多年来一个人在外游荡为了自保练就了一副“城市怒容”，大概就是一副“我很忙，我很累，被看我，别理我也别烦我的样子。”心理学表明，这样的确可以大概率降低被犯罪分子察觉的概率。我就是普通候机乘客中的一个，没有人注意到我。
二月的莫斯科非常冷。那天还飘着小雨。我想起上次来这里还是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而全然不同于那时的精力充沛和满心欢喜，这次只有疲惫和复杂。
入境巴塞罗那时，我有些忐忑。来之前有不少人告知我西班牙排华严重。再加之疫情影响，我已经做好了我的中国护照可能会引起海关人员剧烈反应，机场被我掀起轩然小波的准备。我也做好了测体温、填表格甚至先被带去隔离两周的心理建设。
我径直走向海关。她脸上洋溢着慵懒愉快的笑容，先于我开口打招呼：“Hola~”
她打开我的护照，翻到签证页。甚至没有对照我和照片。就那样自然流畅地盖下了入境章。她未过问一句，也未诧异半分。甚至没有测量体温的环节。我就这样轻松地入了境。当时觉得庆幸，也羞愧，万一呢？
在巴塞罗那打印登机牌时，工作人员脸上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般灿烂，她见我的航班已经快起飞，给了我VIP通道的票。初来乍到，印象极好。
狼狈不堪地抵达马德里，却发现行李并没有随我一起到达机场。以前倒也经常考虑这一类意外，但没想到这种小概率的事情还是砸到了我头上。
航空公司留下了我的信息，让我回去等消息。而我除了现金、手机和护照，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两个箱子里。我不甘心，坐在机场打巴塞罗那机场的失物招领电话，俄罗斯航空的电话、西班牙航空的电话。揣测着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俄航有中文客服，他拧巴的发音配合流利的措辞，那一瞬间我恍惚感受到了某种乐趣和欣慰。在那个陌生遥远的国度，甚至连英语都几乎派不上用场的地方。电话那头变了调的普通话着实让我听得有些入迷。
我每天都给航空公司打电话，但是沟通困难。他们什么消息也没有，只让我等。从来以为孤独感不过是一种无处可说的心理状态。在等行李的那几天才察觉，未知和等待也可以催生孤独感。行李也许是延误，也有可能已经遗失，飞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一个人呆在宾馆房间里时安静得可怖，走出去，街上的热闹更让人难受。
无助和窘迫让我我开始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柳暗花不明 收到行李抵达机场的短信那天，我雀跃得仿佛要去接我久未谋面的恋人。
前往机场的路上，我第一次认真地审视马德里。建筑都不高，坡道许多，街道很窄，天空很低，二月，南欧的阳光还很温柔，但明明是晴天，也不觉得暖和。人们裹着大衣穿梭在那些小路上，耳边仿佛有热烈的弗拉明戈舞曲和斗牛曲。很有电影里的韵味。想到C罗也曾在这座城市生活，不禁欣喜。我暗自在心里和这座城市打着招呼。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多多关照。
接下来我需要在马德里找到安身之所。没有任何朋友，西语都没启蒙。这件事着实令人头疼。而出发前那段时间的焦灼也让我没有心思做过多租房准备。
范范子（她自己起的化名）是我出发前在西班牙留学生群里加的。她说会提前回国，希望把自己住的房子租出去。
而我在办签证的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姑娘。当时相约西班牙见。她帮我联系了自己朋友的房东。
就这样，我有了两个选择。
那天看的第一套房并不合眼缘。房间里除了几个卧室便是卫生间和厨房。很窄仄。此外，有一个男生已经住了进来，细想觉得不方便。和房东闲聊几句便在心里打了退堂鼓离开了。
见到范范子的时候，她正从三楼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招呼我上去。
第一眼见到她便觉得亲切。事实上，房子也并不大，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略显凌乱的房间和她不曾精致打理的头发，还有房间里开着的电暖气，只让我觉得暖和。我当即决定，就是这里了。
范范子带我逛了周围的街区，向我介绍一些手机店、生鲜店、超市、餐厅等等。甚至告诉我如何选择洗发水、选哪个牌子的牛奶。我很遗憾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要离开了。
我们一路闲聊。原来范范子是武汉人。在国内，“武汉”二字似乎已经变得敏感。漂洋过海在马德里听到“武汉”，心里只有复杂。在此之前，武汉于我而言只是个地名，而在当时，或许“武汉”对每个国人来说都有不一样的意义。
范范子今年十九岁，在马德里读语言。因为国内的大学并不如意，于是她选择暂时休学出国留学。我暗自钦羡她的勇敢。
她说，她拒绝了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的offer，因为她觉得，如果在西班牙留学，父母为她支付的一切，她有绝对的信心可以偿还，而美国开销太大，她也不希望父母为此付出太多。
就在一切都要敲定的时候，她两个中国室友却向她发来一连串质疑。一再向范范子打听我的信息。因为我刚从中国来，她们怀疑我是否隔离完毕。她骗她们说早就认识我，并不是陌生人。当时中国疫情正严重，被怀疑和不信任自然十分正常，无可厚非。但是我向来懒得过于精明和拘泥，过分小心翼翼的生存状态是我这个懒癌的天敌，所以不喜欢。一再被盘查各种信息亦让我疲累。
最终她们还是希望我可以在外住两周后再搬进去。我便放弃了。
那天，范范子要我去她的住处取一些二手用品，她要走了，那些也带不了。
她带我去办了当地的电话卡，随后我们找了家餐厅坐下来吃饭。我们聊了很多，除了都喜欢C罗，我们也都喜欢痛快而潇洒的人、事、物。我抱怨她的室友过分计较。因为如果我无法搬进去，她没住满的那几个月要继续付房租。但她却说她可以理解她们的小心翼翼，每个人的经历、家庭背景和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她很大大咧咧，但是也有人习惯小心行事。她可以理解。
我很诧异，想起我十九岁的时候着实不成熟的很。
聊得正在兴头上时，有个拉丁裔长相的男人指向我们的桌角，说钥匙掉了。我和范范子同时低头去看，她发现并不是她的钥匙。
几分钟后我伸手去拿包时，才发现放在旁边座位上的包早就不翼而飞。
那个瞬间我有些懵。那是我为数不多几个我可以回忆起来的，着实紧张的时刻。我拉住服务员噼里啪啦用英语问有没有看到我的包。他摇摇头。我随即开始接受，包大概是被偷了。
范范子似是看出了我的焦虑。站起来一边说着冷静冷静，没事没事。一边帮我联系老板，并且打电话报警。
我坐下来，开始冷静回想包里有些什么。120欧现金、新办的电话卡、两部手机，身份证、三张银行卡、房卡、护照。
随后，我开始琢磨哪些是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手机和护照。我必须在当晚和家里取得联系。（还有班群里的日常打卡，消失一天就可能暴露行踪被批捕）。
好在，范范子说她有一部备用手机，可以二手卖给我救急。
独在异乡为异客
范范子和老板交涉给我们免了单。
她带我去附近的警察局报警。而警察一副没空搭理我们的样子，让我们去另外一个警察局做笔录。
已经是晚上十点，马德里的街道上已经没什么行人。我沿街翻看了几个垃圾桶，幻想他们拿了钱可以把护照扔在附近。可是一无所获。我搓了搓自己的胳膊，心想，好在我还平安地站在这儿，没有被偷走，真是万幸。
路上，范范子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提前回国。是因为有一次在地铁站等车时，突然被人从背后狠狠推了一把。她被推倒，滑跪在了站台边沿。西班牙的地铁没有屏蔽门。差一点，她就掉进了轨道里，而当时，有列车马上就要进站。当她回过头时，每个人都冷漠地看着她，大家神色平静，似乎谁也没看到刚刚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或者表示同情。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谋杀”，仅仅是因为，她戴着口罩。
我心惊胆战地听着。可她并没有过多情绪化的表述，只是平静地讲着。讲到她嚎啕大哭着给父母朋友打电话，也没有过多的情绪。甚至描述自己在朋友面前狼狈大哭时，笑出声来。也许是因为，她知道那些都过去了，而明天，她就可以回家了。
因为每日出行都依赖导航。而没了手机，我甚至不知道我所住的宾馆究竟叫什么，在哪里。好在那天为了碰头，给范范子发过我的地址。
范范子要乘第二天的飞机回国。因为我没了房卡，没有现金，西语为零。成了真实版人在囧途。于是范范子说，她可以回去收拾行李跟我去我所在的宾馆住。第二天帮我办好当地手机卡，联系好使馆，她再走。
回去收拾行李时，范范子的室友在开门那瞬间看到我后，立刻捂着口鼻钻进了自己的卧室关起了门。
原来人在真正恐惧的时候是连几秒钟的伪装也做不到的。
那天晚上回到宾馆，我和范范子躺在床上聊到深夜。我已经忘了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只觉得奇妙。我们仅仅认识两天，却似乎认识很久了。我们都在异乡为异客，都尝试镇定而快乐地在这里好好生活。
第二天一大早， 她带我办理了手机卡，帮我问了使馆补办护照的事宜，告诉我最近的警察局位置后，才出发去机场。
补办护照需要打印材料。我在打印店沟通不畅。打印出来的照片很奇怪。我正疑惑着要询问还是离开。耳后突然传来熟悉的中文：“照片打印成这样可能不行吧”。原来身后站的恰好是个中国人。他让我把材料发给他，帮我和店员交涉顺利打印了材料。
这件小事，让我快乐了一整天。因为此前遇到许多玩笑和恶意。
有一天坐地铁，我戴着口罩靠在车门旁边。从车门玻璃的反光里，我看到几个年轻人朝着我竖起了中指，我没回头。
至于走在路上，也时不时会有人配合着恶作剧般的大笑，对着我使劲咳嗽。我的冷静看起来像是失去了听觉和视觉。与其说是对这种幼稚行为不屑一顾，倒不如说，我害怕。
我时常想起范范子被推倒在地差点掉进地铁轨道里的场景。想起她说她就那样跪在众人身前，回头后是众人冷漠的神情。纵使没有感同身受，我也能想象那一刻的巨大恐惧和孤立无援。
“姐，你吃饭了吗？”
我没了兴致再去挑房子，一个人走在路上纠结到底要不要戴口罩的生活令我厌倦。陌生的街道、商店、和地铁也很难让我两眼放光。更厌倦了终日只有面包、三明治和快餐的日子。
于是我联系了之前那个并不太满意的房子的房东，搬了进去。
安顿好行李，我便出门去警察局做笔录。
从清早到下午，我什么都没吃。在警局门口等待时，买了很难吃的面包坐在警局门口啃着，吃了几口就再也咽不下去。
妈妈打来视频，我告诉她我只是坐在楼下透透气。因为怕她担心，没有告诉她包被偷的事。
回去后，我的胃已经贴到了后背，但我也不想下楼买面包了。在自己的卧室里，竟然有种手脚不知道该放哪里的局促。只是百无聊赖翻着手机。 我听到室友走出卧室打开了冰箱，只是心想他要吃晚饭了吧。
“姐，你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他站在我门口问。
那是我在西班牙吃到的，第一顿中餐。第一顿热饭热菜。
说来实在荒唐。搬进来前因为各种“意外”，没有食欲，也不熟悉当地的餐厅，几乎每天只吃一餐，那一餐也是强迫自己“续命”。
后来我向他提起过这顿饭的“非同寻常”。而他只说，“这很正常啊，我总不能只顾自己吃”。
室友是个看起来热情阳光的大男生，在马德里读语言。
他说终于不孤单了， 我又何尝不是？
就这样，我们在这间小小的房子里，一起度过了西班牙疫情最汹涌的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