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与知堂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的上海《亦报》，有一篇署名十山的短文《猪头肉》，十山即周作人。文章里回忆往事：“小时候在摊上用几个钱买猪头肉，白切薄片，放在干荷叶上，微微撒点盐，空口吃也好，夹在烧饼里最是相宜，胜过北方的酱肘子。我吃过一回最好的猪头肉，却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是山东清河县人氏，善于做词，大学毕业后在各校教书，有一年他依照乡风，在新年制办馒头猪头肉请客，山东馒头之佳是没有问题的，猪头肉有红白两种做法，甘美无可比喻。”这即是顾随请老师吃饭一事了，时隔十多年，周氏还兴致颇好地写上一文，可见记忆之深。

顾之京《学者有师：父亲顾随与老师周作人》一文中，尚有对家宴一事在何年的考证：“这次同桌共饭的时间，我推断当是在‘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里，那时北方时局尚安稳，我家住东四四条一号，父亲的经济境况也有条件在家请客。关于席间所说‘臭水浒’，父亲曾有《山东省民间流传的水浒传》一文，所写即关于‘臭水浒’之事，刊于1936年12月间的《歌谣》周刊。此文定是父亲向老师讲过‘臭水浒’之后，引起写作兴趣方才动笔成文的，据此或可推断此次‘吃猪头’的时间，多半是1936年初的农历春节期间。”

这是有些蹊跷的，因周作人在顾随“以诗代柬”之和诗附记里说得明白：“苦水道兄以小诗二首，代柬招饮，依韵奉和。廿七年一月廿六日。”即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六日。也或顾之京未看到此附记，乃有未免多余且错误的考证吧。不过，后来又看到一篇文章：《〈大师顾随〉中为何没记载顾随先生为周作人辩护一事》（孙子楚），是作者对顾之京谈话的记录：“交谈中，之京先生还谈到，抗战开始时，尽管由于家庭生活原因（孩子多，老先生身体也不好），顾随先生很无奈地留在了沦陷的北京，但他却断绝了和自己的老师周作人的一切来往，也没到周作人任职的北大任教，可见，顾随先生对周作人的政治选择是有正确认识的。而46年为周所做的辩护，也是因为周作人确实曾出力营救过被日伪当局逮捕的知识分子。”这是他人的转述，或有误差，不妨再看看顾之京自己在文章中的说法：“顾随与周作人这一对师生，到1939年初，仍然保持着亲密的交往。至1939年9月，周作人开始执掌日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的教务，而我父亲仍然坚拒到伪北大任教的聘书，师生二人的往还日渐疏远以致几乎极少有直接的交往。”

两种说法，在时间点上略有差讹，但大致相似。这未免有些违背史实，沦陷时期，顾随固然未在北大任教，但与周作人的来往却从未中断过，如顾随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比来写字之余，时时为小诗自遣，兹检录一章请正。吾师兴致何似？译书外，有新制否？”

从内容看，是写于沦陷时期初期。再看《一九四五年元日以病不出门，试笔得小诗四章》其三：“将心杀境境难空，扶得西来又倒东。梵志当年翻着袜，至今惟见药堂翁。”这又是将老师写进诗里的，此时已是四五年元旦，乃沦陷时期的末尾，恰可证明弟子和老师之亲密交往贯穿沦陷时期。这一时期有一封书信，是顾随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写给老师的：“比来弟子月入大减，事不烦，固大佳，惟食少难堪耳。顷舍弟又失业归来，负荷益重。敢恳老师为在圕中设法。雪后转寒，又患伤风，未能晋谒。恕恕。”后面附弟弟顾宝谦的简历，虽未知谋职之事成否，但从可请老师为自己亲属找差事来看，关系定然是好的。

另有一篇文章，《新发现的顾随呈“药堂翁”诗六首》，署名顾之京、石蓬勃，刊发于《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文中有云：“1938年冬至1939年元旦，顾随有呈周作人七绝五首、七律一首，系近年新发现之佚诗。七绝和周氏所示意‘游僧诗’，七律乃有感而作，均抒写教书生涯与忧国情怀。六首佚诗可视为周、顾二人亲近交往的最后记录。”这措辞是有意味的，也是充满矛盾的。如有学者已考证出顾随这六首佚诗中，有的作于1939年元旦之后；加之前引《一九四五年元日以病不出门，试笔得小诗四章》，再看“六首佚诗可视为周、顾二人亲近交往的最后记录”这样的措辞，或许奇怪或许恍然。所谓“1939年元旦”，此一关键时间点，乃八道湾苦雨斋刺杀事件的发生，周作人苦住北平与落水的分界线，非要强调顾随与老师的亲密交往自此时结束，用意也就昭然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顾随在写给叶嘉莹的信中说：“南京，不佞是一个熟人没有。有个极熟的人却住在老虎桥里。你当然知道他是谁。不过他的寂寞一定更甚于你，你此刻也决不会去看他。写着写着，废话又来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从未忘记自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