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的重庆》:一位中德混血女孩记忆中的重庆往事
201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编辑部收到一份特别的投稿寻求出版。作者傅安娜 (Johanna Stahl) 是当年德国驻华领事傅德利(Walter-Friedrich)的女儿,她亲历并见证了重庆从1942年到1952年的历史风云。她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出发,记录了在大时代背景下,她在重庆的童年及少女阶段的生活。这份文稿终于在近日成书,即《汉娜的重庆》。
跨国婚姻家庭中的小女孩,田园诗与悲歌交织的双重世界
傅安娜出生于重庆,也就是书中的“汉娜”。她的母亲彭廷文是地道的成都人,父亲傅德利则来自于遥远的德国。傅德利早年因前往西藏探险而来到这里,和大多数探险家一样,他不仅研究了喜马拉雅山区的珍稀动物,同时也爱上了这个古老国度的风土人情。经探险队的同事介绍,他与彭廷文相识。这个出生于大地主家庭,裹过小脚,接受过西式教育,在成都中学任教的女孩与他相恋。1935年6月7日,两人在成都登记结婚。两年之后,傅德利携妻前往重庆,任德国驻华使馆领事,同年汉娜出生,抗战爆发。汉娜一直在重庆生长到15岁,直到1952年傅德利又带领全家启程,只是这一次他们彻底离开了中国。


汉娜是在嘉陵江北岸的彭家院子长大的,乡下的童年在懵懂的记忆中无忧无虑,充满了美妙的热情和梦幻;而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少女时代,又布满戏剧性和悲剧色彩。
汉娜在这本书中以白描式的手法记录了重庆当年的城乡生活场景:朝天门石梯上的苦力、大轰炸后重庆城里临时搭建的棚屋小巷、市民们跑警报的生活、街边的红汤小面馆、城里的咖啡馆和剧院、南开中学的操场。她也生动描述了当时在渝外国人的生活和工作,还包括对她的父母的异国婚姻生活的记录,对她父亲在特殊的身份中挣扎的观察。她对母亲的敬畏与爱,对父亲的崇拜与同情,对亲人、对同窗旧友的怀念,对故乡的眷恋都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之中时隐时现。
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读过这本书后,说到:“所有的历史都是回忆。历史有欢乐也有痛苦,只有承认它,接纳它,人才成其为人。不为人知的汉娜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个完整而生动的人。”
再现抗日战争时期,大轰炸前后的重庆城与重庆人
《汉娜的重庆》在开篇为读者展示了看似宁静的乡村生活,但隐约可见的却是战火下的中国,似有一根暗线在旁,当战火愈演愈烈时,两条线合二为一。重庆被日军轰炸,汉娜的父亲一周甚至更久才能回一趟家。汉娜与父亲一同去多洛丝家(当时也在渝的一个德国家庭)的旅程则正式向这个小女孩揭开了战争的一角。
汉娜的父亲是德国的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个对中国人怀有深厚感情的中国女婿,面对着日军的轰炸,他痛苦焦灼,他想办法在楼顶铺上德国的旗帜来帮助市民躲避轰炸,他向他的德国上司写信表达对战争的困惑,他对他的女儿说:“等这场战争结束后,如果有记者或者自以为是的人,对这座城市说些或者写些不好的话,我将挺身而出,还有你,小汉娜,当你长大了,也必须站出来,捍卫这座城市的声誉和尊严。所有讲重庆坏话的人,他们都不知道,这里的人民经历了什么!”“我从没见过哪里的人比重庆人更勇敢坚强、更勤劳。他们面对那么惨烈的轰炸,从不放弃,誓死也要保卫自己的城市,一次又一次,从废墟中站起来重建家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日本人的狂轰乱炸。”
就这样,汉娜在这本书中从一个少女感知和观察世界的角度,揭露了日本大轰炸对重庆城区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也颂扬了中国人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描写抗战重庆、抗战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
重庆版《城南旧事》
“当我在那个多雾的秋天,登上朝天门码头的大轮船,告别烟雨凄迷中的美丽山城时,我是十五岁的花季少女。一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成风烛残年的八旬老妪。站在生命的尽头蓦然回首,我依然一眼就看见多年前的故乡重庆,它叠翠的山峦高耸云霄,清澈的河流逶迤东去,起伏的丘陵梯田层层,稻花飘香,多么美丽,多么难忘。一切都清晰如昨,宛如眼前。它似乎一直在等我回去,可我耄耋之躯,垂垂老矣,怎能跨越那阻隔我们的万水千山?于是我写下这本书,写下我当年在重庆经历的悲欢离合。它也许不如小说精彩,却是我真实的生命历程。重要的是,每一行文字都是我迈向故乡的步履,尽管笨拙,却让年老的我踽踽而行,一步一步终于重返远方的家园。”
汉娜在1952年随全家离开重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她现在住在德国北部的一座小城里,已83岁高龄的她,始终回望着八十年前重庆江北的彭家院子。在故乡的成长经历,不论是喜悦还是痛苦、迷惘还是一次次奋斗,无疑都不断在她心中回放和咀嚼;江北观音桥、南山文峰塔,还有生活其中的故乡人更是她剪不断的牵挂。她因此在临近八旬时动笔写下这篇动人的回忆录。


初读之时,有许多人会想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与之相比,一个是古都夕阳里蟋蟀有韵味的吟唱,一个是陪读雾霭中纤夫和挑夫的号子;一个在平淡中但见生活的波澜,一个在波澜中见到生活的平淡。
《饥饿的女儿》作者虹影女士,同样也是重庆的女儿,读过这本书,她说:“这本书的作者早我二十多年,用一双少女的眼睛,敏感而有深度地审视过重庆和那里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命运,让我深深地感动。”本书译者海娆,也是一位旅居德国的重庆女作家,她感叹:“汉娜的语言朴实无华,却带入感极强,就像一个天真可爱的邻家小姑娘,在跟你掏心掏肺地讲述她和她家里的故事,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就从她最初的记忆开始。”

一份来自德国的有声音的寻亲启事
这样一本以重庆为背景的回忆录,为什么会首先寻求在成都的出版社出版呢?其实这一切源于作者傅安娜心中最真切的愿望——寻找她在成都的亲人。
傅安娜想要寻找的巧妹,是母亲彭廷文亲妹妹的女儿,书中她称巧妹的妈妈为“吕宝孃孃”。巧妹只比她小一岁,大约在1943年来重庆傅安娜家中住了两年,她们两人一起上学,一起玩洋娃娃,一起绣花。这两年如田园诗般美好的童年回忆,那个温柔文静的小女孩,一直深深印刻在傅安娜的脑海中,让她时时思念。
傅安娜此次寻亲,深知希望渺茫,如今她已是一位83岁的老人,自从1952年全家离开中国后,两家失去联系已有68年。如今,寻亲线索寥寥无几,傅安娜甚至不记得巧妹的全名,目前可以提供的信息包括:母亲彭廷文祖籍系四川合川人,1932年毕业于四川省立女子高等实验学校;巧妹的母亲为彭廷文亲妹妹,另外还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巧妹一家在成都,另有其他表哥在重庆,其中一位全名为周基鑑,曾是建筑工程师,1952年之后曾与在德国的他们有过通信。
傅安娜说,“67年过去了。在我心里,重庆一直是我的故乡。我爱重庆。我爱朝天门。我亲爱的父亲曾牵着我的手从那里走过。我爱江北寨子坪的彭家院子。那里曾经是我的家,有森林和稻田,有我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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