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哲:阿兰·巴迪欧-病态全球呼唤的彻底自新 （原创）
诗与哲:阿兰·巴迪欧-病态全球呼唤哲与诗的彻底自新 （原创）
这篇是上一篇的姊妹篇： https://www.douban.com/note/777917124/
诗与哲：“嫁人当嫁雅斯贝尔斯（Jaspers）”?!
我们从一个事实开始：我今天79岁了。
那么，我到底为什么要谈一下年轻人？还有，为什么我应当向年轻人谈年轻人？难道他们不应当自己谈一下他们作为年轻人的经历吗？难道我在这里，要像一些了解生活风险的老家伙一样来给年轻人上一堂智慧的课，告诫年轻人要小心谨慎，要保持平静，对这个世界听之任之？ 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生活”是兰波的短语。 现在有一位真正的年轻人的诗人：兰波。有人从兰波的整个人生经历中创作诗歌，仿佛这是一个开端。也就是他，在绝望之时，摧人心魄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真正的生活尚未到来。”
归根结底，我认为出发点在于，苏格拉底相信年轻人有两个内在敌人。这两个内在敌人让他们远离了真正的生活，让他们认识不到他们自己创造真正的生活的潜力。 （楼主小姐姐注：阿兰老伯伯说的是社畜的常态与社死的关联---根源在于1980年代以来被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等死灰复燃得熊熊燃烧至今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一个敌人是所谓的当下生活的激情，追求娱乐、快感、一晌之欢、歌曲、瞬间的放纵，吸食大麻，玩些愚蠢的游戏。 最终，这种生活概念打破了生活本身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生活的意象也就是死亡的意象。 在无意识层面上，死亡掌控着生活，摧毁着生活，让生活不再有潜在的意义。这就是年轻人的第一个内在敌人，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有这种经历。 （楼主小姐姐注：既然死亡与因果律是这个世界上俩唯二的确定性，死亡是过程是旅程是开端兼目的，生命是偶然与瞬时性的结晶，生存只是环节，那么实际上阿兰老伯伯就是说--既然都必须死，那么如何死得漂亮即活得漂亮，死亡是无法规避的宿命，但社会性死亡是可以规避的） 哲学的目的并不是否定内在死亡的生活经历，而是去超越它。 年轻人的第二个内在敌人似乎恰恰相反：追求成功的激情，让自己变得富有，获得权力，飞黄腾达的观念。 基本上，当你们年轻的时候，通常没有弄清楚，你们面对的是两个人生的方向，这两个方向有时是重叠的，有时是矛盾的。我可以将这两个方向总结如下：要么用激情燃烧你的生命，要么用激情构筑你的人生。
写在前面的话：
保罗•策兰最重要的研究者贝特朗与策兰之子，著名导演与魔术师埃里克年纪相当，俩人六年前的2014年曾经给德法公共电视频道合拍了策兰的纪念纪录片。
贝特朗是策兰在巴黎高等师范的学生，贝特朗之父就是巴黎高等师范的前哲学系主任，与策兰同样站在左翼的，被称为“法国的雅斯贝尔斯”的、主张用润之爷爷的思想给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实践注入活力的、 当代欧陆学界“新共产主义”领军人物 、法哲巨擘 阿兰·巴迪欧 ，巴迪欧家族在近现代法国历史尤其知识界，如雷贯耳。
阿兰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贡献是巴迪欧通过两次根本性转变寻找左翼政治的可能性，一次是通过毛主义而摆脱阿尔都塞无主体过程的非政治性悖论，进而把政治学奠基于拉康式的主体理论视域中;另一次是通过数学转向而摆脱毛主义所具有的不计后果的政治性。因此，巴迪乌既坚持左翼革命政治的可能性，又在西方左翼理论中保持了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沉着。
（楼主注：右边非常重要--- 第一，说明了为什么从立场上说，巴迪欧父子是策兰的天然知音； 第二，指出来值得楼主本人借鉴的当代左翼诗歌的美学与哲学参照标准----注意到了没有，巴迪欧已经默默地把分析哲学的数学或者哲学逻辑论内涵与古典形而上、还有存在主义现象诠释学之间做了一个努力贯通，且犀利地指出来他们各自的谬误或误判！ 他告诉我们依然可以处于与古典主义相许的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的文学艺术创造以及这种创造必须基于的生活习俗中---楼主本人进行诗歌、散文、诗剧、翻译或评论创作时候，习惯于以自己13,14岁就驾轻就熟的中国古典诗词打草稿和小样，然后再扩展成为现代诗歌散文文本，然则创作的灵魂骨骼依然是东亚古典主义的，不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我特别想说明的是匡正一些现代中国诗人对中国古典格律诗词偏见---- 之一，格律规范去掉了很多纠结，犹如维特根斯坦给语言思维与思想思维划出边界一样，能够令我在浩渺的汉语里快速寻觅到能够精确表达我所捕捉的意象-意境同构体的语汇。
之二，对我来说，中国古典诗词并不是才子佳人的，而是没有题材限制边界的，甚至不便于以现代诗句在第一理解时刻表达出来的东西，它们都可以自然、熨帖、忠实地替我表达出来，然后我再以时间打磨成现代诗歌） 第二个贡献是阿兰·巴迪欧以数学和诗为手段，以复兴真理为目标拯救摇摇欲坠的哲学，进而以一种冷静的眼光对当代的一些重大理论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 通过对《存在与时间》及其相关文本的研究，揭示出海德格尔哲学及其延伸出来的当代解释学、当代分析哲学和后现代一后结构主义在对当代社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的误判，凸显出柏拉图所开创的数学转向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巴迪告诉我们，后现代只是哲学家们误判时代特征的结果，我们仍然处于现代性的范围内，无论是哲学还是政治在当代尚未终结，并且永远不会终结。 （楼主注：马拉美的骰子与爱因斯坦的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阐述普遍性与偶然性关系的比喻；） 马拉美说：“一切思想都引发出骰子的一掷。”在巴迪看来，这个谜一样的公式也指称哲学，因为哲学主张思考普遍性—— 这对一切思想都是事实——然而，它的基础却是一种承诺，其中总有偶然的情况，一种承诺也是一次风险或一次赌注。哲学也要求我们掷一下反对偏执以求安全的骰子。 哲学的欲望意味着一个叛逆的维度：没有直面现实世界的思想的不满，就没有哲学。而哲学的欲望也包括逻辑；就是说，相信论证和推理的力量。此外，哲学的欲望涉及普遍性：哲学探讨作为思维存在的所有人类，因为它假定所有人都思考。最后，哲学冒险：思考总是一种决定，支持独立的观点。因此，哲学的欲望有四个维度：叛逆、逻辑、普遍性和冒险。 （楼主注：当代世界即社畜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统摄”世界）当代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努力思考和改造的世界，对哲学欲望的四个维度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所有四个维度都在世界面前走入一条艰难漆黑的道路，哲学的命运，甚至它的存在，都陷入危难之中了。 （楼主注：什么是反逻辑的世界，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与分析哲学的伦理学标准---谎言掩盖真相与真理的西哲习俗、诡辩、狡计就是反逻辑的、碎片化世界；雅思贝尔称为“统摄”，巴迪欧称为“涂抹”）——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把这种自由的标桩标准化了，商品化了。我们的世界也给逻辑的维度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世界屈服于极不符合逻辑的交往王国。没有真理，大众交往本质的非逻辑性就会强行其暂时的狂欢。 因此，对哲学的欲望在世界中遇到四个主要障碍。它们是：商品的统治，交往的统治，技术专业化的需要，现实的精心安排的安全的必要性。哲学如何接受这个挑战？哲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吗？ 阿兰认为在今日哲学中可以区别出三种主要指向。这些指向在某种程度上与三个地理位置相对应。。 第一个可以叫作解释学的指向，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 与这一指向相联系的著名人物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其历史地点原本在德国。 其次是分析的指向，产生于维也纳学派。与其相关的重要人物有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尽管源生于奥地利，但现在却成为英美学院派哲学的主导。 最后是叫作后现代的指向，它事实上是从前二者那里借来的。毫无疑问，它在法国最活跃，包括不同的思想家，如雅克•德里达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它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同样活跃。 解释学的指向给哲学分派的任务是诠释存在的意义，在世界中存在的意义。其核心概念是阐释。 解释学哲学的基本对立是封闭与开放。在所给定的东西中，在直观的世界上，有些事物被掩饰和封闭起来。阐释的目的就是揭开这种封闭，使其向意义敞开。 分析的指向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严格标出有意义话语和无意义话语之间的界限。 就是要标出能被言说的东西与不可能的或不合法的言说之间的界限。分析哲学的主要工具是对话语进行语法和逻辑分析，最终是对整个语言进行分析。这里，核心概念不是阐释，而是规则。 对分析的指向来说，哲学的目的是治疗和批评。这是医治我们的幻觉和语言失常的问题---数千年无意义话题的争端导致的纷争与冲突。 （楼主注：可见，后现代哲学最具备资本的嗜血本性--但是表面上会误导大家认为他们是反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反对唯意志论、唯逻各斯论等错觉） 最后，后现代的指向把哲学的目的规定为对公认的现代性的事实加以解构。尤为特殊的是，后现代哲学提出要消解我们仍然屈服的19世纪的伟大构建——历史主体的理念，进步的理念，革命的理念，博爱的理念和科学的理想。 它把哲学思想放在了艺术的边缘上 其目的是要表明这些伟大的构建都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上，这里没有思想和历史的伟大史诗，在思想中如在行动中一样，语域和语言的多元性是不可简约的。 解释学、分析和后现代这三个指向有两个主要的共同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解释学的指向总是包括对话语行为的阐释；分析的指向包括说话和控制说话的规则之间的对抗；后现代指向推崇没有同质性的句子、断片、话语形式的多元性。于是，语言就成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历史超验物。 这两个特征的第一个是否定。所有三个指向都认为我们正处于形而上学的终结时代，哲学不再是保持其古典地位的一个立场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伟大的形而上学命题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指向都认为哲学本身已经走到了哲学的尽头，或者说哲学正在宣布自身的终结。 显然，终结的主题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因素。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的时代以形而上学史的封闭为特点，因此也是从柏拉图以来的整个时代的封闭，存在与思想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封闭。这种封闭首先是以技术禁令带来的危难和废弃实现的。 卡尔纳普的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而卡尔纳普也宣布了任何可能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因为对他来说，形而上学所包含的不过是没有经过调整的、空洞乏义的话语。 分析疗法的目的就是要医治这个形而上学病症；就是说，医治说话的病人，这些话语的分析表明它们由于空洞乏义而不能达成一致见解。 如果我们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为例，他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他所说的“宏大叙事的终结”——革命的宏大叙事、无产阶级的宏大叙事和进步的宏大叙事。我们又有了一个“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也就是与现代形而上学相关的主体和历史的宏大构架的终结。 其次，我们看到这三个指向的一个共同主题，这就是终结的主题，接近结局、近乎完成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古典哲学提出的真理的理想也气数已尽。 当代哲学有两个基本规律，是这三个指向所共有的。 第一个是探讨真理的形而上学已经末路穷途。这个规律是消极的。哲学不再假装是它长期以来决定充当的东西了，不再寻求真理了。 第二个规律是语言成了思想的重要场所，因为那正是维系意义问题的地方。结果，意义的问题代替了古典的真理问题。 这两个规律不能给哲学以任何手段来保持以叛逆、逻辑、普遍性和冒险等四种形式为体现的欲望。
（楼主注：右边是阿兰对维特根斯坦-卡尔普纳等分析哲学的批判--语言的多元化即世界的破碎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巴比塔的倒塌与烂尾-- 一种多元的语言游戏 如果成为哲学的预设，那么也是一种哲学自身的消极觉悟、绝望与终结，人有病天知否，可以改成--哲学有语病，天知否） 如果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沉思，那它就不能成功地搬除世界的专业化和破碎化给普遍性设置的障碍。把语言的宇宙当作哲学思想的绝对视野来接受，实际上就等于接受破碎化和交往的幻觉——因为我们世界的真理是，有多少群落就有多少语言，有多少活动、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语言。 或是另一个样子，但这甚至更糟糕。哲学可以选择一种特殊的语言，断言只有它才能拯救哲学。我们知道这将导向何方。海德格尔清楚地表示赞成这样的命题，即首先是希腊语，然后是德语中固有的哲学的价值。他说：“存在言说希腊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德语是唯一能让思想持续命运的挑战的语言。在对一种语言的选择与这种选择的政治立场之间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联系，这种政治立场促使海德格尔献身于以纳粹的犯罪形式出现的德国民族主义。 至于分析哲学，绝对清楚的是，它给科学语言以单方面的特权，在这种语言中，规则清晰，也是语言的主体所最清楚的。这显见于对意义与非意义的区别，以规则为形式进行的区别。如数学和普遍的科学语言。 但这个特权本身在哲学上是危险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对所有背叛科学语言构造的场所和空间的轻视。 （楼主注：右边开始，阿兰开始跳出三界外了，不受传统形而上、后现代、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及伦理学的分析哲学四重禁锢的新哲学，其实跟雅斯贝尔斯的“新轴心世界主义哲学”异曲同工之妙） “我的立场是打破这些思想框框，发现另一种哲学风格，不是阐释，不是逻辑语法分析，不是多义性和语言游戏的一种风格——就是说，重新发现一种基础风格，一个确定的风格，比如笛卡儿学派的一种风格。” 第一个观点认为语言并不是思想的视野。哲学不给任何语言以特权，甚至它所用的语言。哲学并不封闭在科学语言的纯形式理想之中。哲学的自然因素是语言，但是，在那个自然因素内，它开创了一种普遍的言说。语言特权并不是组织思想的本质原则。哲学所不能放弃的原则是其普遍的传播性， 它不能从这种说话中排除语言、民族、宗教和种族等群落。 （楼主注：这应该是阿兰版的时间与存在，时间与流逝，如果我们把时间视为亘古的在场者之外，还是速度与运动激情中的一个流经的点的话） 第二个观点是，哲学的单一和不可简约的角色是在话语内部确立一个固定点，一个干涉点，一个不连续点，一个无条件点。我们的世界是由速度所标志的：历史变化的速度，传播的速度，甚至还有人与人建立联系的速度。 （楼主注：阿兰右边这点跟伽达默尔完全一致--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社畜的时间一定是充满自我体验感、幸福感、充实感、思考感的时间，自由的或者艺术的、美学的时间与时间感，比如中国古老优美的时间意象---娴雅、悠闲等） 哲学必须提供一个放慢速度的过程。它必须构建可供思想的时间，在面对速度禁令的时候，这个可供思想的时间就能变成哲学自己的时间。 我认为这是哲学的单一性；它的思维是悠闲的，因为今天叛逆要求悠闲，而不是速度。只有这种缓慢而最终是叛逆的思维才能确立那个固定点，不管它是什么，不管它姓何名谁，为了保持哲学的欲望，我们都需要它。 毫无疑问，哲学生病了。我的假想是，尽管哲学病了，但还不像它所认为的那么重，还不像它所说的那么重。这是围绕这种重建重组哲学的问题，赋予它应有的时间和空间。这意味着哲学将不再追求这个世界了，它不再像这个世界那样急遽发展，因为一想要急遽发展，哲学就在欲望的中心消解了自身，它不再能够保持叛逆的状态，不再能够重建逻辑，不再知道一种普遍语言是什么。也不再冒险去解放生存。
有四个理由让我相信世界正在追问哲学的事情。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现在知道人文学科已经没有机会取代哲学了。 因为人文学科已经成为统计科学的家园。 因为它们是衡量流通效率的砝码。那就是它们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服务于民意测验，竞选预测，人口普查，流行病消长比率，喜欢和反感，以及所有值得进行有益劳动的一切。 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正目睹着伟大的集体事业的废墟，我们曾经以为这些伟大的事业自身携带着解放和真理的种子。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伟大的解放力量并不存在，也没有进步，没有无产阶级，没有这种事。 第三个理由与最近兴起的反动或远古激情有关；也就是文化、宗教、民族和种族主义激情的兴起。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世界是一个脆弱的风雨飘摇的世界。它绝不是位于历史统一内部的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决不能允许让全球性接受自由经济和代议制民主的现象掩盖20世纪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暴力脆弱的世界这样一个事实，其物质的、意识形态的和知识的基础都是相异的、分裂的、大多矛盾的。这个世界没有宣告一种线性发展的安宁，反倒宣告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危机和相互矛盾的事件。
的确可以说，真理的形而上学已经变成了废墟，古典的理性主义已不足够了。但在某种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解构和理性主义的论争也不足够。世界要求哲学要重建在形而上学的废墟之上，使之与现代的形而上学批评结合起来。
我相信，而这正是我的乐观主义之所在，世界比哲学所认为的还需要哲学。哲学病了，它可能气息奄奄了，但我确信，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上帝也不是先知，而是世界)正在对哲学说：“站起来，走!”
----背景资料：巴迪欧家族-----
阿兰·巴迪欧的父亲雷蒙·巴迪欧（RaymondBadiou）实际上是阿列省（Alier）的阿列河畔的小镇的贝勒里夫（Bellerive-sur-Allier）的人，后来雷蒙成为了一名高师生（normalien），这个称呼基本上在当时的法国来说都是巨大的荣耀，在巴黎高师，雷蒙学习的数学，并与1927年获得了中学数学教师的资格。 此后，显然，雷蒙及其夫人迁移到当时还属于法国殖民地的摩洛哥首府拉巴特以及著名的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定居，在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期间，阿兰降生了， 1937年1月，他出生于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摩洛哥，不过，他的家族在摩洛哥的身份是欧洲的殖民者。 “我记得我父亲的形象，他是一个数学教师，我在白色别墅上看着他在紫色的叶子花下，在猎狗和仆人们的簇拥下打猎归来，弯腰端详着那些刚被猎杀的猎物” （楼主注：诺贝尔奖桂冠诗人佩斯曾经与另外一位法国诗人，罗丹情人、女雕塑家卡米耶之弟保罗-克洛代尔驻跸北京多年，担任外交官） 后来的阿兰·巴迪欧更愿意以圣-琼·佩斯的诗歌来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正如巴迪欧所说，圣-琼·佩斯充当着瓦莱里之后的法国共和国官方诗人的角色， 实际上圣-琼·佩斯一生谈不上多么璀璨，但是，他的生活却在一种安逸和休闲中度过，他有着“天堂般的童年，国家的高级公职，高贵的四处游历，真挚的爱、无以伦比的荣誉。” 圣-琼·佩斯的诗歌意境，与阿兰·巴迪欧那个梦幻般的童年的意境是一致的，没有那么多的苦难，诗意中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恬静和和谐，而巴迪欧似乎一生都无法忘却童年的那个景象。 梦幻般的童年很迅速被一场世界大战的波涛所摧毁。老雷蒙此时已经回到了巴黎本土，在南部的城市图卢兹参加了抵抗运动，他加入了由雷蒙·那夫（Raymond Naves）领导的上加龙省的解放运动部门委员会 （ComitéDépartemental de Libération de la Haute-Garonne），在同纳粹德国占领军以及维系傀儡政府的斗争期间，老雷蒙为尚处于少年时期的阿兰树立了十分英雄的形象，从这个时候起，少年阿兰就对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 除了在政治上老雷蒙影响了年幼的阿兰之外，他的数学专业和训练也对小阿兰产生了毕生的影响。 老雷蒙给阿兰·巴迪欧讲述了当时最前沿的数学，尤其是提到两位参加了抵抗运动，并死在纳粹的屠刀之下的数学家，一位是卡瓦耶斯（Cavaillès），另一位是劳特曼（Lautman），后来在《元政治学概述》中，巴迪欧将他们称之为“用逻辑”来抵抗的战士，巴迪欧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结果（指纳粹处决卡瓦耶斯和劳特曼）永远改变了法国哲学的进程。” 正如阿兰·巴迪欧一生所坚持的那样，数学和政治天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数学本身就是抵抗强权的最佳武器。也正是在父亲雷蒙的影响下，阿兰·巴迪欧不愿意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相反，巴迪欧始终认为，他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哲学家，彻头彻尾的战士，都可以理解为老雷蒙对阿兰·巴迪欧的思想的投射。 老雷蒙与巴迪欧的母亲是在巴黎高师相识的，他的母亲也是高师的高材生，主攻法国文学。父亲的理性和严厉，以及母亲的感性与慈爱的叠加，造就了巴迪欧独特的性格和思维。也正因为如此，分析哲学在法国的代表人物雅克·布弗尔斯（JacquesBouveresse）曾略带讽刺地比喻巴迪欧是八个爪子的兔子，“全速在数学形式论的方向上前进，并突然来了个急转弯，难以理解的是，又退转到另一个方向上，以同样的速度一头扎进文学里。” （楼主注：看见了没哟，巴迪欧老伯伯自认为自己是母亲初恋的哲学家情人转世） “ 我母亲已经非常老了，而且父亲不在巴黎。我带她到餐馆吃饭。在那里，她给我讲了很多从未告诉过我的东西。那是最后一次我同自己的老母亲充满温情的讲述，讲述得那么感人。一天晚上，她告诉我，在她认识我的父亲之前，还在她在阿尔及利亚教书的时候，她爱上了一个哲学老师，对她来说，这是一次强烈而巨大的爱的冲动。这个故事绝对真实。我听着这个故事，很明显，我当时的处境你们可以想象，然后我对自己说：很好，那就是，我仅仅只是完成我母亲的欲望，而那个阿尔及利亚的哲学老师忽略了她的欲望。他已经成为别人的人并且我做了我可以用来安慰我母亲最痛苦的伤痛——这一直支撑着她到81岁高龄。 ”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阿兰·巴迪欧绝对成为了法国哲学界的另一个另类的存在，在他极力走向形式化数学表达的同时，他又对保罗·策兰、圣-琼·佩斯、佩索阿、曼德尔斯坦姆、兰波、马拉美的诗歌情有独钟，他也喜欢贝克特的戏剧，瓦格纳的歌剧、勋伯格和韦伯恩的复调音乐。 也正因为如此，阿兰·巴迪欧对爱的主题才有这如此刻骨铭心的认识，他不仅将爱与政治、艺术、科学一道，界定为哲学的前提，而且他认为，爱是一种让我们独特地体会到真实的方式，亦即让我们真正地走向了永恒。在他的《爱的多重奏》中，巴迪欧谈到“爱的可贵经验就在于，从某一瞬间的偶然出发，去尝试一种永恒。” 在法国光复之后，巴迪欧的父亲老雷蒙当上了图卢兹市的市长，而且一当就是十三年。与在抵抗运动时期阿兰对父亲的崇拜不同，年轻气盛并略带叛逆的阿兰开始将自己的父亲视为一个隶属于行政体系的官僚，尽管雷蒙·巴迪欧是代表当时的左翼政党竞选并当上图卢兹市的市长的，但是阿兰·巴迪欧对父亲这个官僚气十足的左翼市长并不感冒。 相反，他个人觉得父亲的形象与法国共产党一样，逐渐被官僚体制所僵化，逐渐远离真正的群众运动。 1955年，法国爆发了反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反战运动，当时年仅18岁的阿兰·巴迪欧也走上街头，与其他青年学生一起抗议，并饱受警察的橡胶警棍的殴打。对于阿兰的上街抗议，父亲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反而对阿兰·巴迪欧遭遇不闻不问，这次运动，导致了阿兰·巴迪欧对父亲形象的怀疑，也是阿兰·巴迪欧自身界定的与传统左翼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政党决裂的开始。 这种政治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后来一直支撑着巴迪欧到六七十年代，在后来的红色岁月里，巴迪欧成为最激进的毛主义成员，与他志同道合的是弗朗索瓦·雷诺（FranoisRegnault）和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 Lazarus），他们将最彻底的革命行动作为唯一的指南，认为所有的理论最终都需要在行动的塑造下形成。这是巴迪欧的弑父，他在政治上已经否定了按照固定已有的路线来行走，相反，巴迪欧所信任的政治道路向来是要血与火中开辟的，如同色诺芬的远征一样（楼主注：圣-琼 佩斯成名作长诗即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与诗人色诺芬描写希腊-波斯战争的远征记ANABASE同名）。 1957年，和父母一样，阿兰·巴迪欧也成为了一名高师生。也正是在高师，阿兰·巴迪欧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几位导师：伊波利特、萨特、阿尔都塞、拉康。伊波利特是当时巴黎高师的校长，这位不那么严肃的校长是阿兰·巴迪欧入学面试的面试教师之一，巴迪欧记得，伊波利特问巴迪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事物？”，结果巴迪欧没有约定俗成地从经典答案中回答，而是一反常态用了巴门尼德的一个句子“夜晚那道浅亮，在大地上随处游荡，来自于他处的光”*（楼主注：德哲古典形而上常用的，甚至维特根斯坦也继承于灵魂的照亮与显现概念，最佳的源头正是这位古希腊诗人哲学家名句） （楼主注：右边说明，如此看来，以数学和诗歌、哲学三大镇楼西方的巴黎高等师范师生中，如策兰那样从自然科学的词汇表与知识体系获取灵感，不是个别现象） 1959年，阿兰·巴迪欧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巴迪欧实际上给予它以十分特殊的地位。他为这部作品起的书名是《大成之书》（Almagestes），实际上，这部书名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利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所编撰一部集天文学和数学为一体的专著同名，阿兰·巴迪欧实际上也为自己的书中糅杂了许多他自己对数学和天文学的理解。而伊波利特成为了阿兰·巴迪欧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并给他的这部处女作提出了不少有趣的意见，也正是在伊波利特的怂恿下，阿兰·巴迪欧继续创造了续篇《航海图》（Portulan），以及其他小说和戏剧作品，当然，伊波利特自己的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也影响了这位后来的哲学家。 尽管萨特也是高师生，但在阿兰·巴迪欧就读于高师期间，萨特已经成为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知识形象，他每到一处，都如同明星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巴迪欧本人与萨特的交集并不多。根据阿兰·巴迪欧自己的回忆，他与萨特最亲近的一次接触发生在五十年代末萨特返回母校的进行讲座的期间。在这次讲座之前，巴黎高师官方委派了三名学生去迎接萨特，而阿兰·巴迪欧有幸成为这三名学生之一。 在讲座之后，萨特很友好地邀请了这三位学生一起去喝咖啡，当然，还邀请了萨特曾经的挚友，但却因为口头官司多年未来往的梅洛-庞蒂，而康吉莱姆（Canguilhem）也参加了那次咖啡座谈。可以说，这次咖啡座谈才是带给巴迪欧的正餐，在咖啡座谈上，萨特和梅洛-庞蒂进行了交锋，但总体气氛还是十分融洽， 在这个会谈上，萨特把经过自己加工变型的毛主义拿了出来，这正好一下子吸引了当时求知欲极强的阿兰·巴迪欧。萨特讲到了55年他和波伏娃一起游历中国的场面，而他陶醉于中国的毛主义的话语，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造反有理!”，萨特毫无保留地将他自己对毛主义的理解写进了《辩证理性批判》书中，而在后来的阿兰·巴迪欧看来，《辩证理性批判》简直就是活脱脱地为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提供哲学和理论上的论证和辩护。 萨特关于中国的介绍和毛主义的言辞无疑说服了青年巴迪欧，而后来的巴迪欧在《主体理论》以及《存在与事件》中关于毛主义的理解，以及巴迪欧对共产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都与萨特的阐释密切相关。
如果说在高师对阿兰·巴迪欧影响最深的导师是谁，毫无疑问答案是路易·阿尔都塞。迄今为止，仍然有人将阿兰·巴迪欧与雅克·朗西埃、埃迪安·巴里巴尔（tienneBalibar）和皮耶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称为阿尔都塞座下的四大弟子。 尽管习惯于学术弑父的巴迪欧和朗西埃一样，早已叛出师门。但是，与朗西埃不同的是，巴迪欧始终对这个在高师期间对他谆谆教诲的导师心存敬意。1967年，路易·阿尔都塞成立了一个名为“斯宾诺莎小组” (groupeSpinoza)的组织，其中的主要成为有弗朗索瓦·雷诺、雅克·朗西埃、埃迪安·巴里巴尔、罗格·艾斯塔布勒（Roger Establet）和皮耶尔·马舍雷。他们一起阅读了马克思的经典。
尽管巴迪欧本人之前并没有参与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的小组，也没有文章收录在阿尔都塞在1965年主编的《读资本论》文集中，但是“斯宾诺莎小组”的活动对他影响深刻。在这个小组中，巴迪欧理解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以及症候阅读等概念，同时，他也十分赞赏阿尔都塞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截然二分的态度，在阿兰·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绝对无主体的科学理解，正是对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康吉莱姆、卡瓦耶斯、劳特曼、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等人科学观念的发扬光大。 也正因为如此，巴迪欧后来加入了阿尔都塞1967年在巴黎高师专门为科学家开设的哲学课。 在皮耶尔·马舍雷、埃蒂安·巴里巴尔、弗朗索瓦·雷诺、米歇尔·佩雪（MichelPêcheux）、米歇尔·费翔（MichelFichant）和阿兰·巴迪欧的帮助下，将这个讲座延续到1968年那个伟大事件爆发的前夕。 （楼主注：即策兰满怀豪情，与学生们一起参加的1968年巴黎街垒运动）
后来，在一些学生的倡议下，其中一些人甚至在外省（尼斯、南特）重现了这些讲座。
从我们一开始实施计划——或许有些仓促——就准备出版这些讲座稿。最后，在一个理论集中，开创了一些“系列”，即出现了米歇尔·佩雪和米歇尔·费翔的讲座集《论科学史》（S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以及阿兰·巴迪欧的讲座集《模式的概念》（LeConcept de modele）。由于某些原因，其他一些讲座稿——尽管已经公开讲座了——不可能出版。[9]
可以说，在这个为科学家开办的研讨班上所选择的学生，都是经过阿尔都塞精挑细选出来的。阿兰·巴迪欧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并在导师阿尔都塞的帮助下，出版了他在这个讲座上的演讲稿——《模式的概念》，这已经是阿尔都塞对巴迪欧的能力和思想的肯定，也正因为如此，没有参与《读资本论》写作的巴迪欧，以这种方式成为了阿尔都塞弟子中的核心成员。
这个时期，阿尔都塞对阿兰·巴迪欧的另一个推动作用在于，突然有一次，他交给了这个他十分倚重的弟子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让阿兰·巴迪欧和后来成为拉康女婿的让-雅克·米勒（Jean-Jacques Miller）一起去听在巴黎知识界已经是颇有些影响的拉康的研讨班（Seminaire）。 如果说阿尔都塞对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挪用还带有削足适履的成分，但拉康讲座对阿兰·巴迪欧的影响是冲击性的。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巴迪欧意识到，只有拉康，才能帮助他找到新的思想的路径，也正是拉康讲座的冲击，让阿兰·巴迪欧觉得需要摆脱阿尔都塞在他身上的影响。 阿兰·巴迪欧为带有拉康背景的杂志《分析手册》（Cahierspour l’analyse）撰稿，实际上这个杂志也是巴黎高师的一些听过拉康的学生创办起来的，其中的主力军不乏阿尔都塞的亲授弟子，如让-雅克·米勒、弗朗索瓦·雷诺以及巴迪欧本人，在1966年到1969年间，《分析手册》共发行了十期杂志，其中巴迪欧为之贡献了两篇论文，一篇为1969年冬季号上的《记号与空缺：论零》（Marque etManque: à propos de zéro），另一篇是发表在1968年夏季号上的《无穷小的颠覆》（LaSubversion infinitésimale），这两篇文章虽然都是谈论数学逻辑的论文，但是巴迪欧指出：“我在这个杂志（即《分析手册》）上发表的关于数学逻辑——那是我在那个时期的最大兴趣之一，现在也是我的兴趣——的两篇论文，非常接近并明显参考了拉康，尽管带着点批判的口吻，并与之保持了一段距离。” 这个时期的巴迪欧，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内核，而是拉康将数学和符号形式化表达纳入到精神分析的努力，尤其是巴迪欧对拉康提出的数元（mathème）概念和拓扑几何学方式的接受，是巴迪欧最为关心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在《分析手册》的文章发表五十多年之后，巴迪欧在一次针对《分析手册》的采访中，向彼得·霍尔沃德（PeterHallward）说道：“对于拉康和我们这些拉康主义者来说，在科学的正中心的东西就是数学。正如拉康所说：‘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理想，就是形式化’” 可以这样说，巴迪欧在80年代的几部作品都是在拉康的思想启迪之下而创作的了，尤其是《主体理论》几乎可以说是巴迪欧向拉康致敬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们都可以隐约看到矗立在巴迪欧笔墨背后拉康的影子。也正是如此巴迪欧才会直接说道“对我来说，与其他精神分析大师相比，拉康是处于第一位的思想家。他所写的东西至高无上！正因为如此，从我的第一本综合性哲学著作《主体理论》之后，他就始终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巴迪欧主要著作，如《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等书中，他仍然将拉康视为不可或缺的渊源之一。可以说，拉康始终是伴随着巴迪欧进行思考的影子。
巴迪欧在六七十年代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是他参与到毛主义和激进左翼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准确来说，早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前，巴迪欧就活跃在各种政治性场景之中。在1964年到1965年间，巴迪欧就与一些激进学生们一起编辑了一个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CahiersMarxist-Leinistes）的小册子，按照阿兰·巴迪欧的本人的说法，之所以出版这个小册子，是因为他们谈论从中苏关系分裂到文革这段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政治的变化，而中苏之间的分裂也意味着在巴黎高师中左翼学生的分裂，巴迪欧认为他们这一支比与法国共产党走得更近的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更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战斗精神，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成为他们这一支力量与法国共产党巴黎高师分部和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的象征。 （楼主注：这里实际上也回答了一个问题，14岁起就是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策兰为什么不如马尔罗、罗曼罗兰及毕加索等那样加入法国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下，高师的学生分裂为托派和毛派，一派变成了以阿兰·克里维涅（AlainKrivine）和达尼埃尔·本萨伊德（DanielBensad）所领导的托派组织共产主义革命路线（Ligne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另一派则变成为了巴迪欧参与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Marxist- Leinistes），实际上这两个派别都针对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以及官僚化的法国共产党提出批评，不过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以作为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样板的问题。 巴迪欧说：“可以说，高师乌尔姆校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UJC-ML）实际上融合中国经验，以及中国文革之后的中苏论战中的某些东西，以及法国知识界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一批人。就是这批人开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撒路将原来乌尔姆校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变革为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联合会（Uniondes communistes de France marxiste-léniniste），按照巴迪欧的说法，他们试图在法国将毛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也正因为如此，阿兰·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撒路在著名的左翼出版机构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LibrarieFranoisMaspero）专门开办了一个“延安文丛”（LaCollection Yenan）的丛书，对于创立这套文丛的目的，巴迪欧写到：
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清算者拒绝“拯救”马克思，甚至也不要毛泽东，要为列宁、党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画上句号。对于各种流派的修正主义，对于各种欲望的意识形态宗派及其在新经院主义的对应物，对于那些在研究中谨小慎微，阐释文本，而避免站队的人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赋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生命力与意义：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发生的反修斗争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保留那些东西并将之转化为同法国修正主义的斗争？此时时刻，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工人运动的结合之后的道路如何？
延安文丛将自己镌刻在这些问题的运动之中。
它有三个任务：
1.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唯有将之付诸行动，才能去思考现实，才能在理论领域进步，才能将自己镌刻在在革命阵营之中。
2.批判和谴责修正主义及其联盟，批判和谴责那些选举主义，为了编造他们的“新”理论，他们那令人担忧的实证主义，以及他们的思辨综合体，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去剖析业已宣布成为马克思主义成为尸体的东西，从而远离了阶级斗争，远离历史。
3.挞伐当今新唯心主义的霸权，它们为反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营养。 “延安文丛”的编撰以及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联合会宗旨都是以中国式革命作为目标，将共产主义斗争坚持下去，拒绝修正主义，拒绝那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文本阐释，不愿意从事实际斗争的新经院主义进行斗争，这样，巴迪欧甚至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导师阿尔都塞。这套书里面包括了巴迪欧的最具有毛主义色彩的著作《矛盾理论》和《论意识形态》，同时他翻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张世英先生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一文，加上他自己撰写的“黑格尔在法国”和“黑格尔在中国”一起编撰成书。 巴迪欧说：“我在这里翻译了张世英1972年出版的新书《黑格尔的哲学》其中的一章，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工人、农民、解放军、革命同志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材料’，另一方面，在‘反先验论和反唯心主义历史概念’斗争中，来反对那些提升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一面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反对那些接受了不相信历史进步的蒙昧主义态度的人” 进入到80年代之后，那个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的岁月业已退潮，曾经的街头战士们退回到教室、办公室和工厂里，重新开始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的模式。 这是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的时代，美国的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同时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这意味着在二战之后成为主流的福利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潮流开始退潮，同时左翼的革命运动也被新自由主义击退。 巴迪欧看到，许多以前他的战友都倒向了对方阵营，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n）和利奥塔都倒向了自由主义一边。这是被巴迪欧称之为复辟的年代，是热月党人向雅各宾派的复仇。 而此时此刻，阿兰·巴迪欧和众多左翼思想家一样，开始退回到书斋和教室里重新思考革命的道路和可能性的问题，正如巴迪欧后来所说，对左翼而言，这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他们——包括阿兰·巴迪欧自己——必须重新退回来思考道路问题。也正是在这样背景和动机下，巴迪欧首先开始从政治理论上转向，撰写了《主体理论》和《我们能思考政治吗？》，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巴迪欧必须面对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问题，无法决断的决断的问题。 在巴迪欧看来，在一个复辟和革命退潮的年代，说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反动的命题，在一个几乎令人窒息的时代里，必须要有主体，一个能够担当起让情势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主体，而这个主体，不是自康德以来的那种抽象的主体，必须是在一种特定的前提之下，面对绝对的偶然性，而诞生的主体，事实上，与其说巴迪欧的《主体理论》解决了问题，不如说《主体理论》真正在巴迪欧的认识上撕开了一道他难以弥合的裂缝，他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去面对这个裂缝。在理论上，他用一部《存在与事件》面对了这道裂缝，在事件-真理-主体的三位一体的格局下，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