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拾零 其三
1. 前辈学者对《旧唐书》德宗至宣宗朝史料中，“唐人口吻”用词文例的细密梳理，确实对重新探讨唐国史修撰年代下限问题有诸多启发。不过，《旧唐书》代宗以前文字，其中大量的唐人称谓出自国史《唐书》，自不待言，而德宗以后，特别是武宗以后文字，其行文中出现各种唐人称谓，似乎也有可能出自奉李唐为本朝的后唐史官之手，因此，还应当考察分析这一时期“史臣传赞”中，唐人称谓的年代问题。——温志拔：《<太平御览>引“唐书”为国史<唐书>考论》
2. 《御览》引“唐书”，代宗以前文字，出自史籍所载的韦述、柳芳一百三十卷本《唐书》，德宗至武宗时期的“唐书”，也应出自事实上已经部分完成的唐国史，宣宗以下的“唐书”，除哀帝时期文字，明显为后唐史官所做外，其余应有唐代史料来源，虽无法一一查考具体出处，但作为类书编撰体例，“唐书”所抄录的文献，应是具有相同性质的同一部或同一类典籍，据其中部分条目的体例可大致推测同样出自唐国史《唐书》。——温志拔：《<太平御览>引“唐书”为国史<唐书>考论》
3. 正是由于唐前期《唐书》已经修订严整并流传存世，而德宗以后编录文字尚未修订完全，在内容完整性和体例完善性上，都属于两部分，故有新旧之分，同时，前后两部分实际又皆为一朝之国史，所引正文则可径称作“唐书”。——温志拔：《<太平御览>引“唐书”为国史<唐书>考论》
4. 从史学史的角度，不少人强调唐代“官修”史书的特点。不过，唐初修前代史，好几种其实在隋代已经着手。且虽是官方组织，但有好几种实质是私修，如南史、北史。不必过于强调唐初修史的“官修”这一点。——孟彦弘：《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
5. （论及《隋书》的书写意图）《隋书》主要还是依据官府档案加以编排，当然不排除对个别人、个别事，有特别留心，或者加一个比较特别的史臣的按语之类。当时的人对所谓“合法性”或“正统”的问题，并不太重视。他们也讲五德，也讲天命，但总的来说，忠君、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也不强烈，对“合法性”也没有太多的强调。——孟彦弘：《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按：此处对于忠义观的讨论，可与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参照阅读；孟老师云国家为一家一姓之观念盛行于隋唐时期，令读者不得不思及“此陛下家事”之托词频见于正史）——孟彦弘：《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
6. 唐初武德四年（621），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高祖提议修撰前代史，第二年正式下诏，分工修撰北魏、北齐、北周、梁、陈和隋等六个朝代的“正史”，诏令称“命萧瑀等修六代史”，《旧唐书·赵弘智传》也说，他曾在武德初年“预修六代史”。由此可知，“六代史”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后因已有魏收、魏澹两家《魏书》，决定不再重修北魏之史，“六代史”遂为“五代史”）——吴玉贵：《吴玉贵谈<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7. 隋朝从建立到灭亡不到四十年，而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前代史，距隋朝灭亡也不过四五年。令狐德棻当时感慨说“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隋书·百官志》的序也说“南征不复，朝廷播迁，图籍注记，多从散逸。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都特别强调缺乏史料。
然而，从相关具体记载来分析，情况可能并非全然如此。比如王劭在著作局将近二十年，专门负责隋国史的修撰，据记载，侯白、辛德源、刘炫、刘焯、王孝籍等人都曾帮助他同修国史。王劭撰写的《隋书》八十卷，虽然遭到唐人的讥贬，却保存了非常丰富的隋代史料。此外在《隋书·经籍志》中，也著录了不少当时见存的有关隋朝历史的典籍，如《隋开皇起居注》六十卷、《开皇平陈记》二十卷、《东宫典记》七十卷、《隋朝仪礼》一百卷、《隋开皇令》三十卷、《隋大业令》三十卷、《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等等，这些典籍无疑都是修撰《隋书》的重要参考。
除了丰富的史料外，唐初还流传着一些私人撰著的隋史著作。比如王绩的哥哥在隋朝曾经担任著作郎，他在大业末年修撰纪传体《隋书》，未成而卒。王绩打算代兄完成遗著，正好陈叔达撰有《隋纪》二十卷，王绩于是向陈叔达借《隋纪》参考。这些史例表明，唐初能够见到的史料和参考的史书，应该还是很可观的。
岑仲勉先生曾经批评《隋书》本纪、列传的错漏情况说，“唐初去大业本甚近，当日修书诸公，傥能极意搜采，非不可较为完备”，认为史臣搜集史料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其实，纪、传内容不合，有些可能是各自依据的史料来源不一而造成的，不一定都与史料的多寡有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岑先生指出的问题可能也确实存在。
8. 比如，《隋书》的列传中有时会提示一些与传主事迹相关，但又“史料不足征”的人物。……（此类人物墓志的发现）可见岑（仲勉）先生所说当时没有能够“极意搜采”史料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吴玉贵：《吴玉贵谈<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9. 隋朝享国短暂，《隋书》修撰者距隋亡国很近，所谓“耳目犹接，尚有可凭”，有点近似于“当时人写当时事”。这就使《隋书》的记载更具有“原始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了因史料改篡而导致的记载失实的问题。但时代接近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重要史料可能正是因为时代较近而没有出现。比如，《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修撰都要晚于《旧唐书》，但能够参考的史料却都比《旧唐书》丰富得多。——吴玉贵：《吴玉贵谈<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10. 原点校本分段、标点明显欠妥或错误者，酌情予以改订，其余仍从原书；原校勘记需补充资料或论证者，适当加以增补；欠妥或失误者，加以修改或删除；失校者，则补写校勘记。原点校本校勘记八百零三条，修订本校勘记两千三百八十八条，其中删去原校勘记八十三条，新增一千六百六十六条；保留的七百多条校勘记，大多也经过充实和改写。标点方面改动五百多处，纠正了原点校本的一些断句的错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学术界提供一个较为可靠、便于利用的点校修订本。——吴玉贵：《吴玉贵谈<隋书>的编纂、点校与修订》
11. 初唐之际，沿承六朝习尚，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至永徽令撰定时，《东观》之地位为《后汉书》取代。开元七年（719）令将三史恢复为初唐之制；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令，又恢复永徽令之制。此后迄唐亡，不再改变。东观因丧失三史之地位，自天宝以后，遂至佚亡。——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变——兼述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
12. 睿宗即位之初的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开七科举人，其第二科即为“能综一史，知本末者”。 这当是史学独立成为科目之始，也即长庆二年（822）殷侑所谓的“伏惟国朝故事，……又有一史科”的来历。 据《登科记考》载，第二年就有“抱一史知其本末科”王楚玉等八人登第。 但之后此科并不常行，只是在其他制科中加入了史学因素，例如开元五年（717）有“文史兼优科”， 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所开的“博学科”，也要求“试明三经、两史已上帖，试稍通者。” 德宗建中四年（783）曾设“博学三史科”，有冯伉登第， 徐松《登科记考》认为“按‘博学三史’当即三史科，非制举也”。 我们认为此言不确，这里的“博学三史科”当仍属制科，因为作为常科的“三史科”于长庆二年才开始设立，而从那以后，类似的制举则不再举行了。——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13. 起初，史学与进士科并未有直接关系，故习进士业者很少注意到史学，结果造成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的严重问题，所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并在制科举中增添了不少史学因素，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对于史科及第者，朝廷往往进行优奖。——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14. 由于一史与三史科都同时兼有贡举与科目选的性质，很多白身应试者试图直接到吏部应科目选，以尽快授官。按照此敕规定，若是白身，则一史、三史都应于礼部应贡举，但对于三史登科者，却另有优待，即可以“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入仕的速度。对于已有出身及有正员官，也有优待，即可“超一资授官”，如此看来，则三史登科者的出路比起三礼、三传等要好得多。此后，作为礼部贡举科目，三史科虽然曾经一度因取人颇滥而与三礼、三传等八科一起被权停三年， 但作为一条还算不错的出路一直存在到五代。——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