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 David Graeber

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重要的不是它破除了我们之前的预设，而是迫使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由这样的预设开始？它迫使我问：为什么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监狱和警察的国家，而人们会以为这些都是必须的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制造了这么多的自私、愤怒、不负责任以及幼稚的行为，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好好地生活并不需要这些系统性的暴力？在芝加哥，我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共事，在众多人类学家中，他致力于研究这类属于西方传统但与其他文化相异的霍布斯式逻辑问题。无政府主义者的答案十分简单。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是所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如果你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人们，那他们的举止便会和小孩一样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我知道在一些国家，例如西班牙，或者说在20世纪初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工人工会的主要区别是，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工资，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争取更少的工作时间。这立即和我刚刚学到的关于农民社会的人类学知识产生共鸣。大部分生活在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人都倾向于赚取经济学家所说的“目标收入”（targeted incomes）；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当他们达到目标时，便会停止工作，然后轻松下来享受生活。这也解释了经济学家认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例如，如果农民需要通过种植稻谷来买自己生产不了的东西，而稻谷价格在国际市场突然上涨三倍，他们通常不会多种而是少种（据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纽约下雨的时候你截不到出租车）。

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基督教传统坚持人类的欲望是无可救药的，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并且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要永远处于战争的状态。但是，即使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们也是最近才开始这样做。中世纪的基督徒工匠们还在实行“目标收入”的生活模式：当日子好的时候，他们便会要多些假期；当日子非常好的时候，一年有一半的日子都是拿来当圣徒纪念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有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变得病态（pathological）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可能出现：无休无止地追求盈利，然后投资到再生产，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扩展他们的营运，但却没有时间享受这些成果。马克斯·韦伯对这个现象有经典的解释：第一批资本家是那些加尔文主义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拼命地想证明自己并非注定要下地狱；但要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怎样将世界上的其他人，包括他们的员工，逐渐变得像他们一样狂热。如上述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工会的差异所显示，左翼并不是完全无辜的。

马克思理所当然地预言英国和德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将进行革命，因为他们是那时候最发达的工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普遍的预设：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进步的甚至革命的力量，而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将会推出一个逻辑的结论。巴枯宁（Bakunin），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劲敌，争论说革命最先会在俄国与西班牙的农民以及艺术家中爆发，因为他们仍然保留自主（autonomy）的传统，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异化产物。巴枯宁当然说对了。20世纪那些拿起武器反对资本主义的并不是“先进的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和工匠，以及他们之前经历贫民化的先驱。我在其他地方写道，他们是异化程度最小的，也是最受压迫的。他们正是拥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然而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相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更会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发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政府统治了大部分还没有被拖进消费主义逻辑的人口。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大部分国家共产主义（state communism）的内部矛盾。如同马克思主义工会，马克思主义制度归根于生产主义意识形态（productivist ideology），就好像资本主义者一样，他们以经济增长衡量社会成就，例如与去年相比今年有多少货品和服务的增长，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去创造一个消费者天堂。这方面他们表现得相当没有效率。奇怪的是，这个意识形态令他们无法从他们实际提供的社会福利中得到好处：主要是因为保证给人民铁饭碗，也意味着保证他们不需要去工作。共产主义社会常有法定的每星期5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人们最多只工作20个至25个小时。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个不错的成就，它容许人们有更丰富的知性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容许他们有更主动的政治生活，如果那不是非法的话），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被迫要视其为一个问题，即“旷工问题”，而不是一个正面现象。我将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归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是逐渐将人民交给消费主义，还是令他们见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时会造反？

技术减速主义：我们为什么没等来“飞行汽车”

最后一个词——“模拟”——是关键。70年代以来取得进展的主要是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也就是模拟技术。它们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超真实”（hyper-real）的技术，也就是做出比原物更真实的模仿。后现代敏感性就是一种我们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历史阶段的感觉，在这一阶段，我们明白没有什么是新的；关于进步和解放的宏大历史叙事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模拟、讽刺性的重复、碎片化和仿作（pastiche）——所有这些在技术环境中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环境中，唯一的突破是那些使我们更容易创造、转移和重新安排虚拟投影的东西，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存在，要么我们逐渐意识到永远不会存在。

在早期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表述中，很多承认这种技术背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一词，指的是适应资本主义新技术阶段的文化逻辑，早在1972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就预言了这一阶段。曼德尔认为，人类正站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边缘，它就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在这场革命中，计算机、机器人、新能源和新的信息技术将取代工业劳动————很快就被称为“工作的终结”————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设计师和计算机技术员，我们提出疯狂的设想，自动化工厂来生产。

“工作终结”的论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流行，因为社会思想家们在思考，一旦工人阶级不复存在，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众斗争会发生什么？(答案是：会变成身份政治。)詹姆逊认为自己是在探索新时代可能出现的意识形式和历史感悟。

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信息技术的传播和新的运输组织方式——例如航运的集装箱化——使得这些同样的工业工作被外包到东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使得制造商可以采用比他们在国内更简陋的生产线技术。

从欧洲人、北美人和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结果似乎与预言差不多。烟囱工业确实消失了，工作岗位被分给了下层的服务人员和坐在防腐泡沫中玩电脑的上层人员。但在这一切之下，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后工作（postwork）文明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我们精心设计的高科技运动鞋，并不是由智能机器人或自我复制的分子纳米技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墨西哥和印尼农民的女儿用老式缝纫机生产出来的。由于世贸组织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制定的贸易协议，这些农民的女儿已经被赶出了她们祖先的土地。这是一种隐藏在后现代敏感性及其对图像和表面的无尽游戏的庆祝之下的罪恶感。

工业资本主义促进了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的极速发展，这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资本主义最大的诋毁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称赞它释放了“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不断革新工业生产资料，这将是它的灭顶之灾。马克思认为，由于某些技术原因，价值——以及利润——只能从人的劳动中提取。竞争迫使工厂主将生产机械化，以降低劳动成本，虽然这对企业的短期利益有利，但机械化的效果会使一般利润率下降。

150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这一切是否属实。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工业家们决定不把研究资金投入到60年代大家都期待的机器人工厂上，而是把工厂迁到中国或“全球南方”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设施上，就说得通了。

正如我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工厂本身——的步伐在五六十年代开始放缓，但美国与苏联竞争的副作用使创新似乎加速了。在令人敬畏的太空竞赛的同时，美国工业领袖们疯狂地努力将现有技术应用于消费目的，以创造一种蓬勃发展的繁荣和保证进步的乐观感，而这将削弱工人阶级政治的吸引力。

事实上，美国从未放弃巨大的、由政府控制的技术开发计划。它们只是大部分转向了军事研究——不仅仅是“星球大战”这样的苏联式规模的计划，还转向了武器项目、通信和监视技术的研究，以及类似的安全相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投入到导弹研究中的数十亿资金使得分配给太空计划的资金相形见绌。然而到了70年代，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开始遵循军事上的优先权。我们没有机器人工厂的一个原因是，大约95%的机器人研究资金都是五角大楼输送的，而五角大楼对无人机比造纸厂自动化更感兴趣。

因为事实证明，真正出现的技术是最有利于监视、工作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正如我们不断被提醒的那样，计算机开辟了某些自由的空间，但它们并没有带来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所设想的无工作的乌托邦，而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促成了资本的金融化，使工人铤而走险地陷入债务，同时也为雇主创造“灵活”的工作制度提供了手段——既破坏了传统的工作保障，又增加了几乎所有人的工作时间。随着工厂工作岗位的输出，新的工作制度击溃了工会运动，摧毁了工人阶级有效政治的任何可能性。

与此同时，尽管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前所未有，但我们仍在等待癌症和普通感冒的治疗方法，我们所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医学突破是以氟西汀、左洛复或利他林等药物为代表的——它们是为确保新的工作需求不会使我们彻底精神错乱而量身定做的。

现在，我们对硅谷和互联网的神话般的起源的迷恋，使得我们对真正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它使我们认为，现在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勇敢的企业家小团队或开发开源软件式的分散合作来推动。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种研究团队最有可能产生成果，但研究和开发仍然是由巨大的官僚项目推动的。

行政工作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技术的引进。这些技术总是被说成是提高效率和在各层级引入竞争。这些技术最终的实际意义是，每个人都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推销东西上：基金申请提案、出书提案、对学生表现和基金申请的评估、对我们同事的评估、新的跨学科专业的说明、研究所、会议研讨会、大学本身（现在已成为向潜在学生或捐款者营销的品牌），等等。

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管理主义的暴政，还有研究成果的私有化。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ie）提醒我们的那样，“开源”研究并不新鲜。学术研究一直是开源的，即学者们共享材料和成果。当然有竞争，但这是“共济”的。在企业部门工作的科学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研究结果会被嫉妒地保护起来。但企业风气正在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中蔓延，使得即使是公共资助的学者也将他们的研究结果视为个人财产。学术出版商让发表的研究成果越来越难以获得，进一步封闭了知识公共空间。结果，愉快的、开源的竞争变得更像传统的市场竞争。

我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制度——能在这方面成功。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当你在阻碍世界技术进步时，却试图让世界相信你在引领技术进步。美国的基础设施日渐衰败，面对全球变暖无能为力，在中国加速推进载人航天计划的同时，美国却象征性地放弃了载人航天计划，美国在公共关系上表现尤其糟糕。其次，变革的步伐不可能永远被阻挡。技术突破终将会出现，困难的探索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另外，世界上官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至少，世界上官僚体系对创造性思维没有那么大敌意的地区——将缓慢但不可避免地获得所需的资源，以代替美国及其盟友的位置。互联网确实提供了合作和传播的机会，可能也会帮助我们突破这堵墙。突破口会在哪里？我们无法得知。也许3D打印会做到机器人工厂应该做的事情。也可能会是别的什么东西。但它总会发生的。

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它不会在当下的企业资本主义——或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生。要想开始在火星上建立穹顶，更不用说想办法弄清是否有外星文明可供接触，我们将不得不寻求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新的体系必须是某种大规模的新官僚机构形式吗？为什么我们认为必须如此？只有打破现有的官僚结构，我们才能开始。如果要发明机器人为我们洗衣服和收拾厨房，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无论是什么取代资本主义，它都要建立在一个更加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其中不再有超级富豪或愿意做家务的绝望穷人。只有这样，技术才会开始顺应人类的需求而发展。这也是挣脱对冲基金经理和公司总裁们的恶劣影响的最好理由——把我们的幻想从这些人禁锢的遮蔽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的想象力再次成为人类历史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