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勉唱当代青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笑着笑着就哭了
上周播出的《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总决赛，每次上场必“出圈”的王勉，用一把吉他和精彩的表演，击败王建国、呼兰、杨笠等脱口秀演员，赢得了“脱口秀大王”的称号。
1 脱口秀界的“异类”
.在一向靠文本与表演制造“笑果”的脱口秀界，王勉属于“异类”，因为他的搭档是一把吉他。自弹自唱的表演形式，让他的表演自带结构与节奏，在脱口秀演员里独树一帜。
说实话，王勉的弹唱并不难。每次表演，基本上就是重复演奏一段旋律，每重复一次就配一则篇幅很短的小故事。
虽然篇幅很短，但王勉善于设置悬念与戏剧性转折，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观众带到故事的情境之中。
比如讲当代年轻人的逃避心态的那场表演，王勉一开场就唱了“我”和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大哥对话。从对话里观众得知，“我”连续两天早晨“把唯一的共享单车让给他骑”。
那个“大哥”长什么样子？多少岁？什么样的穿着打扮？观众一概不知，只能从“拿着公文包”猜想那个“大哥”是急着去上班的“社畜”。
交代完这些最基础的信息之后，是刻意安排的、短暂的沉默，随后王勉突然边弹吉他边吼：“因为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我不想去公司改PPT……”
这时候观众才恍然大悟，“我”也是一个“社畜”，把共享单车让给“大哥”不是因为高尚，而是因为我“不想上班”。突如其来的转折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观众们爆发出笑声与欢呼。
只花了短短30秒的时间，王勉就用一个小故事充分说明了什么是逃避心理，不但生动有趣，还让观众产生了共鸣。
这，大概就是王勉的迷人之处。
这一季《脱口秀大会》，王勉总共为观众们奉献了六场精彩表演，主题有饭圈女孩、社恐症、逃避心理、理发惨案，等等。
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或者很常见的现象，可一旦被王勉捕捉到，立刻就变成了能够“燃炸全场”的“音乐脱口秀”。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当代年轻人生活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它们也许不足以成为压垮当代青年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它们叠加在一起，也是很大的压力，让人忍不住想吐槽，想逃避，想“一个人静一静”，或者转而把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会让人变得狂热、盲目的事情上，比如追星……其实还挺心酸的。
所以，有时候看王勉的表演，笑着笑着就哭了——好吧，没那么夸张，只是笑的时候有点难过而已。
2 王勉，弹吉他的昆德拉
观看王勉的表演，总让我想起一位作家。他就是刚刚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也很喜欢在小说里写一些荒诞的、细枝末节的小事，这些小事却引起主人公的思索，追问某件事物的存在及其意义究竟是什么，最后却得出答案：“没有意义。”
王勉的表演也是如此，只不过王勉把这种“没有意义”的失落感具象化了，转变为对生活的解构，让观众发笑。
比如王勉唱饭圈女孩的故事，先是发问“为什么爱的女孩她都有老公？”，在观众的一片错愕中，他唱出“她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观众才明白这里的“老公”并非日常含义，而是饭圈女孩们的追星用语，代指她们青睐的男性偶像艺人。
然后，王勉又唱，饭圈女孩不仅有“老公”，还把年纪比较小的艺人视为“儿子”；等“儿子”长大了，饭圈女孩就把他们当作“老公”。
从“妈妈粉”变成“女友粉”，在饭圈里被称为“母爱变质”，很常见的事，经过王勉的“艺术加工”，立刻变得滑稽好笑起来。
最后，王勉批评饭圈女孩“为他控评为他战斗，谁也不能批评你的爱豆”，最后只会把偶像“名声搞臭”。
也许是为了削弱这一段的攻击性，王勉最后唱道，他终于遇到了“不追星的女孩”，他决定要娶她，结果她是新垣结衣——在“其实我也是个追星男孩”的潜台词中，王勉以自嘲结束了这场“炸场”的表演。
“老公”“儿子”这样的称谓也好，“为他控评为他战斗”的热情也罢，本来都是无可厚非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行为发生在特定的群体当中，群体就会为这些行为虚构一些“重大意义”出来，努力让它们正当化。
群体内部的人，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无比正确、重要、崇高的事情，在别人眼中却如同疯了一样，不可理喻——这不正是如今饭圈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吗？
这种以自我欺骗的方式来虚构意义的群体狂热，恰好也是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表现的主题之一。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弗兰茨，为了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一些知识分子、电影明星前往战火纷飞的亚洲国家参与一次名为“伟大的进军”的政治作秀活动。
他们发表演讲、为自己秉持的理念争吵，并决定前往边境线向“敌人”喊话。在队伍行进的过程中，一位随行的摄影师为了拍到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不幸被地雷炸死。
被炸死的摄影师变成碎片，血溅到“伟大的进军”参与者的身上和旗帜上。他们一开始很恐慌，随后变得激动且骄傲起来，因为死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意义”，这场活动变得更加崇高和伟大，促使“伟大的进军”队伍继续前进。
很快，“伟大的进军”队伍抵达边境线，他们开始向自己的“敌人”喊话。
但是，他们遭遇到政治作秀活动的真正的敌人——不是子弹、地雷导致的死亡，而是沉默，无尽的沉默。这种沉默代表了对方的不屑一顾，代表了对“伟大的进军”虚构出来的重大意义的彻底否定和对他们本人的蔑视。
昆德拉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件事：狂热的作秀者会为自己虚构出一些重大意义，但是它们终究是虚构的，在其他人眼里一文不值。
面临谎言被戳穿的危险，作秀者只有两个选择：及时退出表演，或者自欺欺人地继续作秀。
在昆德拉的作品里，生活始终有一种难以抵抗的荒诞感，根源在于生活是由一系列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偶然事件决定的。
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托马斯回顾自己与特蕾莎的恋情，发现他们的相遇是由6个偶然决定的。
为了抵抗这种偶然，昆德拉笔下的人物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克服荒诞感、虚无感。
托马斯就用“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来说服自己回到动荡的祖国去寻找特蕾莎。当他开车返回祖国的时候，他想象的是贝多芬“为他演奏着一曲名为‘es muss sein！’的告别流亡进行曲”，就好像这是命运的安排，是必须完成的神圣使命一样——他就是这样欺骗自己的。
而王勉为自己表演里的人物设计了不太一样、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的抵抗荒诞感的策略：消极逃避。
王勉还是重复弹唱同一段旋律，把几个表现消极逃避的情节放入旋律之中。
既有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因为不想上班所以把共享单车让给别人骑”，也有“不想陪女朋友看脑残偶像剧所以留在公司加班”、“因为不想结婚所以把不能吃辣的女方父母带去川菜馆”，以及“因为不想倒垃圾，所以躲在厕所里假装看不见，却对着镜子鼓励自己不要逃避”。
这种“世上无难事，只要敢逃避”的想法从何而来？
也许正是因为看透了生活的本质就是偶然所导致的荒诞——大学选择的专业、毕业后找到的工作，乃至共度余生的另一半，在一个或者几个偶然的作用下，就成为不可改变的定局。
本以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年轻人，不想被动接受这样的定局，但又无力改变，转而选择逃避，好像逃避就可以不用面对这一切；直到避无可避，才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
“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和消极逃避看上去截然相反，实际上不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吗？群体狂热，也是一种被精美包装过的自欺欺人。
这两场表演的主题，分别是对群体狂热的批判，以及对消极逃避的自嘲，归根结底，就是要扯下自欺欺人的伪装，把最真实的东西暴露给观众看——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真实，往往最具讽刺意味，最能引人发笑。
3 幽默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
昆德拉虽然是作家，却和音乐、喜剧这两件事，相当有缘分。
昆德拉一开始学习的是音乐，后来才转向绘画、雕塑与诗歌，最后才是小说。如果不从事写作，他确实有可能成为作曲家。
但即使是小说创作，昆德拉也融入了一些音乐的技巧在里面。
首先当然是复调。昆德拉相当推崇布洛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这两位作家都擅长复调的艺术（如布洛赫的《梦游者》、陀氏的《群魔》）。昆德拉认为小说的复调强调的是各条故事线之间的平等，以及整体的不可分割——某个核心的问题将它们统摄在一起。
比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第六部《伟大的进军》这部分，把斯大林儿子的故事、一段神学的反思、一则亚洲的政治事件、弗兰茨的死、托马斯的葬礼，统摄在一个主题下：“媚俗是什么？”
其次是叙述的速度与节奏。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一部，就是一个乐章；每一章都是一小节的音乐。”由此引出了“乐曲速度”（即小说中叙述速度）的问题。
昆德拉把自己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分为七部，速度分别对应：中速、小快板、快板、极快、中速、柔板、急板。不同的速度对应不同的氛围与阅读体验，这是昆德拉从音乐中获得的有益启发。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写作，昆德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喜剧演员。
他曾怀着对幽默的欣赏，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写道：“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幽默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
昆德拉还提到，“真正的喜剧天才并非那些让我们笑得最厉害的人，而是那些揭示出喜剧不为人知的区域的人”。
真正幽默的人不介意自嘲，换句话说，不介意暴露普通人所遭遇的困窘与不堪，更不会用光鲜亮丽的外壳去包装这些困窘与不堪；相反，他们对这些困窘与不堪予以解构，即便是为此困扰的人，也能放下对困窘与不堪的恐惧，释然地大笑。
用音乐与幽默表达态度、消除恐惧、让人发笑，我想，这正是昆德拉这样的伟大作家和王勉这样的优秀喜剧人带给我们的力量。
米兰·昆德拉作品全新系列（16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