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读书的系统调整还没结束啊，又延期了5天 & 《说理》摘记
《说理》摘记：
陈嘉映
“1.6 道理在言说中成形
事情中蕴含着道理，把道理加以明述，其前提是道理已经在那里。所以我们说发现道理，不说发明道理。但道理的“已经在那里”，不像说，珍珠藏在珠贝里，我们撬开珠贝，把珍珠取出来，珍珠还是同一颗珍珠。如果那样理解道理，就是戴震所谓“视如有物”。说出与取出不同，说出道理同时也是道理的成形。米开朗基罗说，雕塑家是把石头上多余的东西去掉，让石头里面原有的那个形象显露出来。他不是说，那个作品已经做好了藏在石头里面。海德格尔说，在牛顿之前，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存在、并不“是”，大致也要这样来理解。
万事万物都可以体现道理、显示道理，但它们还不是道理，或者说，并非以道理本身的形式存在。尽管万事万物都能体现道理，但道理只在道说中获得其纯粹的形式。
说理的人，在一个意义上必定已经默会地知道了这个道理，但仍要付出说出的努力。我们会说汉语，在这个意义上懂得汉语语法，但让我们把汉语语法讲得明明白白，并不容易。庖丁深谙解牛之道，然口不能言。明述道理是一种特别的能力，没有这种功能能力的人，即使本来蛮懂道理，一旦尝试明白表述，往往说得一团糟。这一点，很多人说到过，我这里引维特根斯坦一段话：
“很容易设想，有个人对一座城市了如指掌，就是说，很有把握从城市的每个地方找到去另一个地方的捷径——但仍然完全没有能力画出这座城市的地图。他要是试着画一张，画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错误的。”
明述道理，不像是在临摹一幅画，更像在山山水水间作画。就此而言，说出道理多多少少也是“发明道理”。这倒正是“发明”这个词的原意——发而使之明显，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听了子产放生的故事，若不是孟子如是说，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君子可欺以其方”。蚯蚓在泥土里钻来钻去，若非荀子，谁想到那说明了用心宜专的道理？事情体现道理，包含道理，但究竟包含什么道理，还有待发明。
明述道理敞开了种种新的可能性，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才能为要求、命令、政策提供理由，我们才可能公开议政、进行法庭辩论、讨论数字2的开方是不是无理数。
那么，听道理的人呢？无论什么新鲜的道理，归化为他的道理，对他说理才有意义。”
子产放生的典故
出处：《孟子·万章上》（1）
曰：“奚而不知也(2)? 象忧亦忧（3），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4)。校人烹之，反命曰(5)：‘始舍之圉圉焉(6)，少则洋洋焉(7)，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 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 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8)，难罔以非其道（9）。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注释〕
①万章：孟子的弟子。
②奚而：怎么，如何。
③象：舜的异母弟弟。
④校人：管理池沼的小吏。
⑤反命：回报。
⑥圉圉(yǔ)：鱼刚放入池中气息奄奄、不灵活的样子。
⑦洋洋：舒缓灵活、悠然自得的样子。
⑧方：合平情理的方法。
⑨罔：欺骗。
郑国子产，有人给子产送来一条活鱼，子产仁慈，让手下小吏把鱼拿到院子里的池子放生。这人却把鱼弄回家自己偷偷煮着吃了。第二天，子产见到他，问：那鱼放生了吗？他回说：已经放生到水池里了。为了增加这个谎言的可信性，他接着编造说：“那鱼啊，一开始放到水里，半死不活的；过了一会儿，它就恢复了生气，摇头摆尾地游走了。”子产一听，很高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鱼终于到它该去的地方了。
这个小吏出来以后，对别人讲：“谁说子产聪明呢？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连声称赞：鱼到它该去的地方去了，鱼到它该去的地方去了！他真是可笑啊”。对正人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法来欺骗他，但很难用不合情理的事情来欺骗他。（舜的弟弟象是要置舜于死地的人）他骗舜说十分想念舜的时候，舜相信而且还很欢喜，这怎么是假呢？
校人对子产的描绘，特别细腻地刻画了失水的鱼刚回到水里的时候，逐渐恢复生命力的过程。尽管校人是为了欺骗子产，但这种描绘可能不是一时的信口开河，而是来自他平时的生活经验。甚至有可能他是被这种情形触动过，因此知道这能欺骗得了子产。对于子产而言，校人所描绘的是最合他心意的事，与他的期待是相类的。如此合乎情理的事，正该如此发生，这就是子产所抱的心意。君子所追求的正是那合情合理处，难免因迫切于情理处而失于防范。君子迫切于情理，小人则急迫于利益。那个于闹市之中“不见人，徒见金”的盗金笑话，《列子·说符》载：“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又见《淮南子·泛论训》和《吕氏春秋·去宥》。表明小人急迫于利益可以达到多么荒诞的程度。但君子迫切于情理则异于是，这种迫切虽未必全然无失，若失于防范而遭受欺骗，则是“君子可欺以其方”。
孟子的评价“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大概是从孔子所言“可欺也，不可罔也”而来的。在《论语·雍也》中有，“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君子可欺以其方”是一面，“难罔以非其道”是另一面。“难”与“可”相比，“可”是尚有可能，“难”则绝难发生。或者说，“可”是发生了不妨认下来，“难”是基于道理料想其不会发生。认下来当然不是鼓励其发生，只是认而已。面对一个摔倒在地的老人，判断其真假而揭穿骗局，虽然并非无关，但这既非所急，亦非所长。如果陷入只能以智来遏制的地步，这是一条歧途。皇侃引李充云“闲邪存诚，不在善察”，或如周子所言“如以察为明，皆至暗也”（程树德：《论语集释》）俱是此意。有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上，扶起老人比判断真假要更迫切，不然就只有完全不顾的恻隐之心了。尽管可能扶起了一个假摔的老人，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正义的力量绝不屈服于邪道的表现。骗子可以讹诈钱财，却击垮不了正义的力量。这便是为何要将“欺以其方”认下来的缘故。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难罔以非其道”；如果“可欺以其方”总是让人觉得有缺憾之处，“难罔以非其道”就足以弥补这种缺憾了。人心本身是有力量的，所谓“君子一于诚而已，然未有诚而不明者”，“难罔以非其道”就是在人心的层面而言的。
“君子可欺以其方”，如果是君子之不幸；“难罔以非其道”，则是君子绝不心存侥幸。在前面的故事中，校人固然可以欺骗到子产，但他也必定得为了合情合理反复揣摸。若是想利用子产所谓人性的弱点，则必定难以得逞，是君子之“难罔”者如此也。
懂得了舜对弟弟象的用心，也就不难理解孟子何以谓“彼以爱兄之道来”。孟子未必只是就着舜的角度表达“爱兄之道”，而是如朱子所言，孟子既揭示出舜的这种用心，也完全能认可舜眼中的“爱兄之道”。可见，孟子所言“爱兄之道”，并非只是虚设，或者说并不仅仅是舜受蒙骗的结果。只有舜才能坐实这一爱兄之道，也只有孟子才能揭示出这一爱兄之道，一般人只能停留在被欺的层面，而看不到更深刻之处。被欺是最容易被看出来的，但未必是最重要的。舜虽为象所欺，但有比被欺更为重大的“爱兄之道”可以被彰显出来，正如前文所言子产虽受骗而所失者小一样。因此，“君子可欺以其方”，亦是为了避免错失比被欺更为重要的东西。皇侃疏里有所谓“人宁信诈，则为教之道宏也。……若见失信于前，必亿其无信于后，则容长之风亏，而改过之路塞矣”（程树德：《论语集释》），古人并不惮于被欺，只因为更担心辜负别人的改过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