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长时段和社会科学》综述

引言：随着新知识的不断累积，科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了一项集体工作，但缺乏明智的组织形式，人文学科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学科关心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相回应，然而面对危机的当务之急应是相互靠拢。在进行集体研究的尝试中，暴露出社会科学对历史的长期忽略，面对如今人文学科的大辩论，历史显示出其功能和重要性，尤其伴随着历史研究不断发展所发现的关于时限的辩证法，其作为人文学科的共同方法论显得尤为必要。

一、历史与时段

（一）、传统史学的突破：短时段、中时段

传统史学研究更加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近百年的史学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在传统史学家的叙述中，事件即是短时间，历史和人被置于任何事件中，历史似乎演变成了无数琐碎素材的集合，但如此无法构成全部历史实在。一些史学家认识到了短时段富有欺骗性、不可靠的特点，对传统的事件史持以怀疑的态度，进一步要求历史学家掌握更严格的研究方法与必要的研究工具。随着19世纪部分思想学家重新发现了长时段，史学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历史以短时段度量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史研究的局限。

随着经济社会史的崛起，历史学家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时，注意到经济周期、循环、情势等现象存在，于是导致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态势”和“周期”，姑且把这种“周期性”历史称之为中时段。拉布鲁斯通过开展已计量为特征的社会调查以确定社会态势，想要通过借此来过渡到长时段，但最终还是陷入了短时段的陷阱，可见对中时段领域的认识仍不充分，史学仍未完全摆脱传统史学时间观念的影响。这一失败经验提示我们“与其朝未知的方向前进，或许还是把‘周期性’历史和短时间的传统历史焊接在一起更加恰当（更加紧迫）”对长时段理论的认知也许应立足于此基础上。

（二）、长时段历史

“百年趋势”以及“结构”为长时段历史指引了方向和提供了钥匙，结构在长时段理论中居首要位置。结构作为历史学家的建筑和架构，是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具有稳定性与耐久性与不可超越性，结构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结构往往是以半个世纪、数百年作为基本度量单位，在这个时限内，人们可以观察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的变动，长时段历史即是人类深层持久、恒在的结构，只有在结构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在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形成的结构中, 人们也可以认识到事件之反复发生的节奏或周期, 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周期, 也就是说, 中时段——事态也是需要在结构中说明的。长时段理论为史学研究方法与工具的革新提供了手段。

布罗代尔立足于整体史学观，总结与阐述了三种历史时间观念——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使历史在时间维度上拥有了一套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同时，长时段理论能够提供历史与其他社会学科共同的时间观，为历史打破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提供了途径。

二、短时间的争论

历史作为过去与现在的科学，能够为整个社会现实提供解释，这是两代年鉴学派学者得出的共同结论，然而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忽略历史，布罗代尔认为症结在于社会学科对“时间”的不充分认识，通过分析社会科学在“短时间”领域的得失，进一步阐释作为时段辩证法的历史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一方面是所谓‘事件主义’，或者说，依靠经验社会学的帮助，过分注重‘时事’，蔑视历史，使社会科学限于研究短时间的素材和调查现实的状况。”经济学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困守于最近的现实，前后追溯的时限一般仅几个月，至多几年，他们将研究过去的经济状况归结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从而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观测场所，沦为“现时”与“政府”的服务者。人类学则意识到每个社会都有事件留下的痕迹，社会的历史是无法被埋没的。新史学与社会学就“重建历史时间的价值”争论不休，皮朗认为历史学家可以轻易从过去时代抽出本质，历史的眼光能够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相，而现时无法剖析结构的细微末节，历时较现时更有助于认识与掌握现实。阿里埃斯强调了改变环境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较现时而言，过去也是改变环境的一条途径。

“另一方面是干脆超越时间范畴，也就是根据所谓‘传播学’的要求，用数学公式表示几乎永恒的结构”布罗代尔以巴黎地区的一次人口流动调查为例，任何运动如果脱离了时间的考察汇总，将对调查无意义。不涉及历史就不能视为调查对象，任何调查对象都是社会的延伸，所构成的复杂体均在历史运动中，运动的每一形态都为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样本。

布罗代尔提出历史的教训在于防止只重视事件的偏向，不能只思考短时间，这一教训也应为社会学科所重视。

三、信息传递和社会数学

布罗代尔认为前两章涉及的“事件”、“长时段”、“短时间”一类的术语的含义基本可以确定，但社会学科的部分课题仍然是绝对地处在历史时间之外的，且是难以证明的，故而其涉及的“无意识历史”、“模式”、“社会数学”此类术语的含义仍需进一步说明。

（一）、认识和考察无意识历史工具：模式

“无意识的历史”是指无意识的社会形态的历史，由此而引出了关于“短时间”、“微型时间”、“事件历史”的全部问题。无意识的历史一半属于态势的时间，一半属于结构的时间，容易被感知，群众对历史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却难以把握这股力量的规律与方向，因此，认识和考察的新工具——“模式”出现了。模式是以方程和函数形式出现的、互有紧密联系的假设和解释体系，它具备的循环价值体现在能够超越时空接触到其他社会环境。作为解释体系，可以受使用者影响而变化无穷。

布罗代尔认为：“在制定社会科学的共同纲领前，必须先确定模式的作用和时限”，而模式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有效时段。作者以14至18世纪期间的商业资本主义为例，说明某些模式只对一定时间内的某一类社会才完全适用，尽管模式对研究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要避免模式化，研究者对模式的理解运用偏差使之将僵硬化。布罗代尔在此提及的历史模式与社会学家的模式相比，其存在的有效时限是短促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学很有借鉴意义，但仍要小心防止，每个学科仍要捍卫自己的研究范围。

（二）、社会学科共同语言的尝试：社会数学

社会数学是社会科学寻求共同语言的一种崭新尝试。它至少包含三种语言：必然现象的语言，随机现象的语言，既非必然又非随机但受一定规律支配的条件状语言，通过研究其规律以实现由观察数学向数学表述的过渡，可以从分析社会现象直接得出一个数学公式。借此可以选择一个考察单位，在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建立一切可能的有机关系，通过延伸加以概括以得出模式。

列维斯特劳斯就此在传播学领域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任何社会里，传播至少在三个水平上进行：妇女；财产和劳务；”由此延伸至语言学与音位学、人类学中的亲缘结构中，这是一种突破观察表层，进入无意识要素的领域，切割成划分等分的细微要素，再次确定它们的关系，这种立足于深层的、下意识上的结构研究法则过于简单。

四、历史学家的时间和社会学家的时间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时间不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社会学可以超脱“时间”，历史学家无法摆脱时间的束缚。

历史学家走不出时间的范围，因为历史场景的还原需要依靠当时的资料，历史学家需要对其保护、开发和利用，从历史角度探讨历史成区，因此历史学家的时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时间，而社会学家的时间只是观察某个事件的特殊量度，社会学家的时间是宽泛的、有选择的。

历史学家的时间是一种衡量社会实在的尺度。历史学家观察社会现象时，需要时间作为社会变化的坐标，时间意味着当时的背景，记录这一切只能用社会历史学家的时间。

历史学的本质要求它给予时限特殊的关注，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有效途径，然而历史学家本能上仍偏向短时段。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过于简单或冗琐，他强调个体和特殊不能偏废，指出模式的不足在于范式化，布罗代尔反对滥用模式。尽管马克思主义从长时段出发而制定出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但仍要防止因其简单化、教条化而停滞不前，这也是社会科学所需警戒的。

长时段、社会数学都是社会科学会商时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这种新尝试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布罗代尔还强调了不能忘记最后一种语言，即必须把任何社会实在归结为它所占领的空间，不但思考时间和空间，而且思考地域和社会实在的关系，要将历史变化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