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逊的伦敦

19世纪的Lewisham

有人说，2020年的疫情，将为移动时代划上句号，人类将回到各自的部落，过起自保，封闭，敌视的洞穴生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曾在伦敦，确切地说，在Lewisham（路易逊）的伦敦生活过。

2010年的Lewisham

路易逊的伦敦

Lewisham, London

一

本性上说，我是个宅人，用唾沫和泥把自己砌起来便可耗过前半生，后半生再专心致志地做关于飞越的梦，圆满。但这种“宅人哲学”位移到英国之后，就渐渐变得难以为继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天气。英国的冬天是个讨厌的，无所不在的怪物，伸着一条长满冰刺的舌头，没完没了地舔着你的脊背和脚趾。砍柴要扮成雪山飞狐，半夜上山，非法而低效；加油站门口捆成一束的木柴，鹅颈般纤细，两分钟就火化了；炭也是，25公斤，11.99英镑一袋的炭，估算好燃烬进度，审时度势地烧，也不过三天。没有暖气片么？有是有的，但对于我们这种小户人家，晾衣房是绝对的奢侈品，只能向英国小市民学习，买几只暖气片专用的晾衣排钩，按纤维尊贵度，把湿衣服分成三六九等，层层叠叠摊上去。哪儿有暖气片，哪儿就有湿衣服，就像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晒满了生活的尿片一样。

室外虽然也很冷，但运气好的话，就会遇见太阳。太阳总是戴着一顶英气十足的船夫帽，驱赶着火焰色的四轮马车，向每一个路人，无差别地，挥洒着免费的，不含洗衣液味的暖气。所以只要是阳光天，哪怕举国上下都在倒春寒，你也能看到有人在草地上瘫成仰泳状，身边搁着一本陪泳的诗集。夏天的太阳就更诱人了，除了船夫帽，从头到脚一丝不挂，像从神谕中出走的罗马灶神，全副身心沉浸于勾引，双瞳剪水，目光如炬，不仅浅山和青草全军覆没，就连热爱黑暗的深海巨章，也忍不住浮出水面，像吸猫一样，触足绽放，猛吸眼前那妙曼的灵光。当然，也只有寒温带的太阳才有这般魔力，我以前在亚热带遇到的太阳，几乎通通都是bitch，年纪轻轻就爱上扒皮。

英国夏天的太阳不但妖冶，还很流连，入夜九十点也不肯离席，给人一种“光阴银行”的幻觉。为捉住一截太阳的余息，我经常迷路，加上天生的路盲潜质，迷路迷到自成一格，仿佛不迷路就会失去人生方向。

位于伦敦东南部的路易逊，是我在英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我“迷失伦敦”的第一站。从我租的Brockley（布罗克利）“无敌街景小阁楼”，到路易逊的露天集市，间距不到两英里，就经常被我神清气爽地踩出三四英里来。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所谓，伦敦没有死角，只有时间。码字为生的我也一样，盘缠没有，时间大把。只是苦了那些手足并用，为我指明方向，最后发现我又莫名其妙回到原地的路易逊人。

1970年代的Lewisham

19路易逊是一块“重庆大厦”的拼图版，路易逊人大部分看上去比我还黝黑，这是因为祖上来自非洲和加勒比海等地的移民，占了当地人口的47%，因此路易逊还流传着近170种异族语言，它们像热带鱼似地，在寒温带的大街小巷里畅游。只需把耳蜗里的隐形接收器稍稍朝某个方向定位，再把心跳固定在一个相对舒缓的频率，就能听到那些悲伤或深情的声音。

在闹市中心，聆听鸟叫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当然，只要我一开口，这些美丽的声音就消失了。剩下的是滑行元音+牙买加+伦敦南部英语，或伦敦非裔工人阶级英语+Faithless（无信念乐队，英国本土的一支多族裔电子乐队）的说唱。“wicked”的意思，不是邪恶，而是“酷”，上帝是一个DJ（注：《上帝是一个DJ》是无信念乐队的成名曲之一），辅以黑人特有的，局部用力过猛，整体却协调完美的肢体语言。

“可看到前方那个剃头店？不，不，不是发廊，是剃头店！对，对，转进去，不要跟别人进店，要一直走，看到一座公园，那有个门，它不是正门，是后门。你必须从后门走到正门……对，对，免费，英国的公园都免费。出了正门，朝左拐，直走，过了第三个十字路口，向右拐，就是露天集市了，那里有座维多利亚钻石年修的钟楼。你会找到的，祝你好运！”

路易逊地处波澜不惊的小山丘，上面覆盖着树林，花园，房屋，铁路和街道。山丘的底部是看不见另一个山丘底部的。路易逊随处可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联排住宅，不时闯入视线，混淆着记忆的套盒。许多建筑，不管内里多么迥异，按伦敦城那堪称文物级别的市容管理标准，其外表几乎和三百年前无异。窗门不是桦白色，就是邮筒红，要不就是那种和女王鞋帽匹配的皇家蓝，门前的袖珍花园，也几乎长得差不多，不是鹿蹄草，就是葡萄牙月桂……等我好不容易找到那座“维多利亚钻石年修的钟楼”时，路易逊的露天集市都已经快打烊了。

因为临近打烊，本来就已便宜得让人咋舌的果蔬花卉，再次拼盘放血，买一送一。15个有点过于温软的橙子，1英镑；24个工业养殖大鸡蛋，1.5英镑。从路易逊火车站蜂拥而出的下班人群，走过路过，绝不错过，只是恨不得开拖车来，再坐热气球回家。

和保守古旧的英式住宅区相比，露天市场简直是一个异域世界：滚着金黄豹纹的衣料，涂画着绿色番杏或海南瓜花的橙色桌布，形状奇特的深海冻鱼，似是而非的甜点，足以令象群和斑马失色的大件首饰……从日常生活用品到虚拟世界用品，应有尽有。各种小摊，沿着high street（中心大街）的主干，一线排开，踮脚也望不到尽头。摊主中不乏非裔女士，眼珠黑亮，眼白澄清的黑色小孩儿，猕猴似地，勾在母亲那健壮顶翘的臀部上。

打烊前十分钟，我的购物欲达到了顶峰，除了那座被鸽屎覆盖的“维多利亚钻石年的钟楼”以外，几乎什么都想买。无奈囊中羞涩，好只抱着两颗西班牙大白菜和一盘巨型香蕉，悻悻而归。

一位戴着金项链，肩膀上有部族刺青的非裔小哥，用标准的伦敦南部口音反复告诫我，它们可不是普通的香蕉，是一种叫“Plantain（普兰霆）”的车前草大蕉，必须烤熟才能吃。

没想到，第一次品尝普兰霆，我就吃到了加纳国粹“Kelewele（卡拉维拉）”。话说我租住的阁楼底下，有一个荒草萋萋的后院，主要用来晒衣服。一楼的租客是一对小情侣，姑娘来自加纳，高挑性感，声音沙哑，在伦敦某自杀热线做接线员，她的荷兰男友通常在地铁口卖无限上网卡。 小情侣热爱普拉提，说唱乐，涂鸦艺术和公平贸易，还不时在后院聚众烧烤。冷冻肉铺买的便宜鱼肉，必须加神秘繁复的香料，才能去掉雪柜的密封味。所以只要我晚几分钟收床单，纤维里就会渗入一股奇异的焦香，让人饥肠辘辘，辗转难眠。

加纳姑娘

好在加纳姑娘非常豪爽，不管你如何假装拒绝，她死活都能把你拽下楼来。所以很快我就成了她的常客，脖子上挂着一只相机，以“美食配美照”为名，混迹于她的烧烤档中。眼见那种叫普拉霆的，任凭我如何用力也做不到皮肉彻底分离的巨型香蕉，到了她的手里，三下五除二，就被剥皮去梗，剁成了小圆块，再扔进滋滋冒泡的葵花籽油里浸炸，一直炸到金黄为止，最后佐以姜丝，辣椒粉和海盐。加纳姑娘说，它叫卡拉维拉，是加纳国粹。它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门口那久违的地沟油炸番薯饼。为了吃卡拉维拉，我烫伤了舌头，弄脏了领口，怕显得不善交际，还主动交代了一段狗血情史，中间那层香浓酥化的蕉甜，至今难以忘怀。

时值世界杯，满街都是随时准备决斗的人，气氛紧张热烈，加纳姑娘也难免情绪失控。原来她出生在一个“足球之乡”，她是老大，底下四个弟弟，足球是她和弟弟们维系血缘关系，共同掩护罪行，一起偷鸡摸狗的纽带。家里能踢的都踢扁了，除了煮鱼的铁锅。家门口的晒鱼场是童子军的演习基地，世界杯前一个月，她和弟弟们便已疯狂备战，在屋檐上插小国旗，用废渔网搭球网，和三街六巷的童鞋过招，踢得鸡飞狗叫，妈妈暴跳……据说加纳足球的乌龙城寨就是这样练成的。尽管直到2006年，加纳才好不容易挤进了世界杯。

加纳姑娘家因为鱼卖得好，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了彩电，在她那夸张动人的描述里，那可不是什么普通家什，而是一座3D影院。有渔船的开船来，没船的打五人摩的，实在什么都没有的，就砍一只普兰霆骑上去。人来齐了，辈分高又懂科技的，郑重其事地拧开电视，狂欢便开始了。加纳姑娘和弟弟们每天都兴奋得睡不着，苦的是那些妈妈们，端酒送菜，洗碗拖地，直到最后一个球入网，才总算从一场旷世的疲倦里解放出来。

几乎每个路易逊人都有一段“加纳往事”，长在黑夜的身体里，被墨色的胆汁包围着。白昼是看不见的，只有月亮和夜莺，才能偶尔将它唤出来。

二

那是2010年，我初来乍到，像一只南方的壁虎，掉进了冰窟般的伦敦。我租住的“无敌街景阁楼”，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留建筑。租它，不是因为贪恋文物，而是因为房租便宜。便宜的原因有几点，一是老式木窗，木框已变形，且无双层玻璃，也没有家具和洗衣设备；二是中下层民宅改装的出租屋，肉小皮薄，墙里一半是砖，一半是像砖一样坚硬的寒风，外加隔壁的对话和绕梁不绝的古怪回音。暖气倒是有的，就是昂贵，连奈保尔那种级别的作家都觉肉疼，我这种三脚猫就不用说了。当然，最终极的原因是，路易逊 。

我被告知，路易逊鱼龙混杂，夜晚不要老出门，尤其是一个姑娘家。有个老朋友在Skype上听了我的描述，甚至还皱了皱眉，我理解那是出于某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路易逊充满了肤色，样貌，服装，甚至皮肤质感与我完全相异的人，彼此的语言，文化以及成长背景也截然不同。但我并不觉得他们可怕，也不想疏远他们，因为他们也没有谁刻意疏远过我。在“陌生和未知”这个层面上，我们是平等的。这种平等观一旦建立，剩下的，就是交流问题。

你知道去哪才能买到筷子吗？我冲着一个包着头巾，感觉像是刚从骆驼上跳下来的阿拉伯人问道，他二话不说，几秒钟内，便画好了一张通往唐人店的地图。而加纳姑娘却觉得根本没必要花那个钱，悠悠然打开电脑，刷出了一个叫“Freecycle（自由循环）”的物品交换网站，并盯着我完成了注册。“自由循环”简直就是阿里巴巴的山洞，几乎什么都有，只要输入想要的物品，再输入邮编，几英里内的同类物品，新旧不一，便呼啦一下冒出来。比如输入“洗衣机”，果然就呼啦一下十几台，写明了没有损坏，摆在物主的杂物间或洗衣房里，擦得干干净净，一副“快来认领我”的着急模样。这阵仗，闲鱼，鲜衣网或贰货都无法媲美，毕竟是免费的午餐。

我在“自由循环”上认领了一台洗衣机，一只日本大海碗，一大扎竹筷，一套令时光倒流三十年的呢子西装，一棵金钱树，以及几只标注为“隐形鞋架”的收纳盒等等。与其说我爱上了旧物，不如说我爱上了凭认领旧物，走家串户的时光。

有的物主住在超大的宅邸里，有漂亮的花园和处置不完的新欢旧爱，大到手风琴，钢琴，衣柜，床垫，冰箱，电视机，小到纽扣，窗帘，鞋子，碟子……网上贴出广告，依然无人问津，就在前花园摆个露天摊子，把想清走的东西放在里面，摊子上贴一张“请自取”的条子。那种连不要的相框也擦干净，旧皮鞋还附上鞋盒的物主，不是有身份就是有强迫症；而那种连厕纸架或针线包也要慷慨相赠的，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热衷环保，秉信多元主义的中产阶级白人。

穷困潦倒的物主当然也随处可见，此地混不下去，必须到别处谋生，退房时捉襟见肘，甚至没有余钱，将搬不走的家什家电运到郊区的大型废品回收中心，只好眼巴巴地等着我这种初来乍到的新人认领。马足车尘，搬进搬出，俨然已是路易逊的常态，那种叫“Van & Man”的小型搬运车加司机，因而在此过得风生水起。司机们通常是孟加拉人或土耳其人，个头不高，力气却不亚于托塔李天王，收费也挺便宜，且一旦开启话痨模式，就很难关上。毕竟又当老板又当搬运工，分身无术，免不了牢骚满腹。

凭着“自由循环”，我感觉自己也一下子变成了路易逊人，和物主搭讪时，连口音都变得有那么几分路易逊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潜移默化”吧？安置好新家后，我就为自己办了一张巴士卡，它是伦敦海陆空里最便宜的，每周只要16.60英镑。从凌晨到午夜，随上随落，遇上地理天才，一卡在手，便可无缝隙抵达伦敦任何一个角落——尽管我从未遇到过地理天才。

路易逊的双层巴士453，披着一身邮筒红，慢条斯理，摇头晃脑，半个小时的车程，可以拖上一个小时，但我还是很喜欢它，因为它可以直接把我送到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从广场下来，穿几个羊肠小巷，便是泰姆士河岸，那里是戏剧的天堂。有国家大剧院和各种小型剧场，还有一座和“客家圆楼”结构相似的环形舞台，全年上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入场卷5英镑，仅唐人街一碗牛肉面的价格，却相当好看，刀光火影，水磨功夫，连盔甲，据说都是按都铎王朝的织物法，一针一线穿起来的。至今我仍记得自己站在一块黑色帆布里看《麦克白》的情景。听起来很魔幻，操作起来也未必不可行：钻进一块巨大的黑布里，经过密密麻麻的躯干，找到一个洞眼后，再将脑袋从洞眼里释放出来，继而进入首级的汪洋。《麦克白》是莎剧里最短的，对我来说，却形同中世纪一样漫长，必须睁着被舞台烟幕喷得血红的双眼，麻木地维持着某种待斩的姿态，还要大力击掌叫好，因为你不看别人，别人也会看你。

“观众也是戏”的传统，据说已经流传了很多年。观众席的灯光是永不熄灭的，这个惯例，直到二十世纪后，才有所改观。 翻看英国剧作家John Gay（约翰·盖伊）的名剧《乞丐歌剧》1729年的铜版剧照， 几十个演员，戴着怪兽面具，在砧板大的舞台上张弓弩箭，管弦乐队则可怜地挤在右下角里，前后左右，全是涂脂抹粉的观众，个个堪称戏精，有过之而无不及。观众席，还是一个等级社会的三维体：假发盘得又高又峭，各种鲜花羽毛，像顶着一幅荷兰静物画来看戏的，一般是贵族，坐在剧院顶层妖娆的包厢里，摇着蒲扇，表面鉴赏，暗地鄙夷。离舞台最近，吹口哨，做怪样，不时和台上的尤物斗嘴取乐的，是中低阶层，在正规戏院里，他们出现得也最晚，据说直到18世纪。

即使到了今天，上流阶层的绮罗珠履，仍是前戏中的重彩或社交场合的隐形名片。中下阶层当然也会不由自主地，套上他们的“Sunday Best（做礼拜才舍得穿的衣服）”。寒酸是反社会的。除了印度人，几乎没人敢穿拖鞋入场。阶级是一件金缕衣，随时代更换样式，从彰到隐，延续至今，以至我每次去看戏，都不知该往台上看，还是该往台下看才好。但彼时住在路易逊的我，其实是根本不懂那一套的，抢到一张低等的便宜票，在背囊里塞一袋梳打饼，就满头冰渣地冲进去了 。连饮用水，都是趁中场休息，到厕所里去蹭的。

万幸的是，好的戏剧本身，是没有阶级的，比如爱尔兰剧作家马丁·

麦多纳（Martin McDonagh）的黑色家庭史诗《里南村的美人（The beauty queen of Leenane） 》。

那出戏我是在英国国家大剧院看的，也许是爱尔兰俚语用出了乔伊斯 的水平，满场恶笑不断，却只有我一个人悲伤不已。因为它讲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里南那样的一个破村庄里，有个老姑娘，四十岁了，仍和她那保守，狭隘，暴躁，绝对，动辄上演苦情戏的母亲住在一起。村里有人要移民去美国，临行前给母女俩发了一张“告别舞会”的请帖，结果也让这位母大给烧了。经历了一番和母亲的灵肉搏击，老姑娘才总算得以偷跑出来，等她终于赶上那场舞会时，她的暗恋对象，却在舞会上，给一个年轻女孩拐走了。村里的人一个个离开村庄，去了美国，剩下老姑娘，在母亲去世之后，穿上了母亲的毛衣，坐进了她的摇椅。

那是一出近乎极简主义的戏剧，没什么布景，道具也只是一张破摇椅和半只厨房，而老姑娘和里南村的影像，却死死地钉进了我的大脑，有如一个走出的梦想和一个无可救药的爱尔兰。我的心中，其实也有一个里南村，而我的母亲，此刻正坐在遥远的客厅里，像看守着一座空旷的凉亭一样，看守着它。

国王学院旁有家叫“灵感”的小酒吧，有段周末，每晚都会上演“独白剧（Monologue）”。它其实很像我们的单口相声，一个人，一张板凳，一只麦克风，一个小故事或一番宣泄，就是一场戏。专门为独白剧写剧本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30秒广告的奇才，擅长浓缩的艺术，可以把一个人的一生，用10分钟讲完。“灵感”小酒吧里，每晚大概有十幕独白剧，也就是十个人的人生，悲喜交加，像极了《10分钟年华老去》那部电影。我曾一度是“灵感”的忠实票友，也曾一度跃跃欲试，兴奋地坐在453双层巴士上，一边凝视着过往的车流，一边彩排着属于自己的“独白剧”。“我藏着一个不可言传的，高于生活的欲望”（伍尔夫语），多好的一句开场白啊，可不知道为什么，往往直到散场，我却连半个字都吐不出来。

三

背井离乡是一件让人心碎的事。 背井离乡的人，能不露声色搬入伦敦金斯顿（Kingston）或里士满（Richmond）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奇妙的是，回去的人，也是少数中的少数。除非谁有幸在家乡获得了更好的机会，像牛津大学人类学者项飚的著作《回归（Return）》里的国际移民那样，及时为稻粱谋，向水草茂盛的地方前进。

在路易逊混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总算混熟了几个朋友，他们无一例外，全是移民。曼伽（Manjit）是一位英籍印裔独立电影导演。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为一家社区机构工作，半职，专业寻访被人用毒品诱惑，流落街头的青少年，并为他们提供戒毒所，避难所，心理咨询之类的帮助，业余拍摄纪录片。

当时我正巧也刚拍完一部纪录片，我的制片人曾在日本放送协会（NHK）工作，NHK在伦敦有个工作室，我就那样跟着到伦敦来了。我的作品反响不错，在位于路易逊的金斯密斯大学还获得了放映机会，就这样认识了住在邻街的曼伽。

曼伽皮肤黝黑，浓眉大眼，曲线粗犷，骂起人来连皮带骨，粗口连篇，令我十分敬仰。

我们有时会一起去印度摊档找便宜的咖喱饭吃，有的店员显得十分生手，像是拿旅游签来的，貌似既未成年，也没有合法的工作许可证，笑起来无精打采，全无宝莱坞大片的活力。曼伽告诉我，他们可能是黑工。黑工过得最苦了，曼伽叹道。我听了，有点触动，却也不以为然。后来我去唐人街打工，亲身接触了不少黑工，才发现他们真的是很苦。不少从福建坐集装箱来的“未落档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黑了十年，还没有拿到身份，每天打十几个小时黑工，时薪不到3英镑。有个闽南话说得糍软的年轻女人，在一家中餐馆的地下室里切菠萝，皮肤白皙，行动能力也极强，还会用西人的叉子和夹油条的长足筷做“不求人”，对付那几百万只肉眼不可见，藏在菠萝表皮细胞底下，被冷藏起来的痒痒虫。即便如此，她也要黑上个十年八年，才能从地下室里堂而皇之地走出来。

黑工们住在只有几张上下铺的板间里，或者卷缩某只桥洞下的隐蔽部位。我在唐人街资料中心做义工时，还遇见过一位女士，说话鞠腰低眉，极有礼貌，穿着也相当得体，全副家当加起来，却只有一只手推车，上面挂满了黑色塑料袋。

唐人街有个叫“法兰西圣母院（Notre Dame de France）”的教堂，推门进去，里面播放着诸神的音乐，一片祥和宁静，长椅上却常年躺着零星的黑工和无家可归的人。那种做礼拜的长椅，窄如上帝的额头，天生有种苦行的意味，没有一定的信仰或技巧，别说躺着，就是坐着，都会冷不丁掉下来。

曼伽拍了很多青少年黑工的素材。 有个少年，眼眶深不见底，眼白几乎完全消失，身上除了一套运动衣，一无所有。大半年前，他收到一家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交付了昂贵的学费和签证费，到达伦敦之后，这家学校却人间蒸发了。他自觉“无颜面对已为他耗尽一切的父母，以及家中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弟妹。”白天，他在街上乞讨，拣垃圾吃，晚上便卷缩在某家银行的屋檐底下。他自2009年就开始吸毒了，因为冬天的夜晚实在是太冷了。

上瘾之后，他便成了廉价的贩毒工具。2010年，本地小毒贩一周的收入约450英镑。而这个少年因为是黑工，就算每天跑单，也赚不来三餐，毒瘾泛上来，还得去偷去抢。他一面说，一面哭，我虽然听不懂印度英语，看着也很伤感。可好话坏话说了半天，他就是死也不肯回家。

还有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贾马尔（Jamal），在人均只有0.1平米的人蛇船上，卷至双脚近瘫，以至到达落霞满天的萨摩斯（Samos）岛时，只能像断腿的鳄鱼那样爬上沙滩。当他被营救组织发现时，几乎已被晒干，全身挂满了海带和塑料垃圾。在很多人一致认为僧多饭少，低端人口须自动消失的时代，他竟然奇迹般地，拿到了六个月的欧洲签证。随后一年，他把自己彻底黑掉，靠打各种黑工维持生活。如果英国的移民政策15年保持不变的话，他将在15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权——为了适应身份遗失带来的心理不适，他不得不在他那“一半是弹簧床一半是神龛”的陋室里，通过真主的指示入眠。

像他们那样，不符合难民条件，无法申请庇护，只能黑在伦敦的人，彷如密林里的寒鸦，平日仿佛不见，枪声一响，就激起黑云一片。

“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呢？”每当有人流露出类似的疑惑时，曼伽就会露出一枚意味深长的冷笑。

话说曼伽，其实不算移民，而是移民工的后裔。二战后，英国伤亡惨重，满目疮痍，为了获取劳力，不得不向原英属殖民地（又称Commonwealth，英联邦）大面积招工，并向劳工及其家属许诺，只要肯干，便可获得英国永久居留权。当时很多年轻人，二话不说，翻出两套最好的衣服，带上梳子，拎着一个箱子就来了。他们中有的乘“帝王疾风号（Windrush）”轮船上岸，故而被统称为“疾风号移民”。

在伦敦博物馆，我戴上耳机，反复聆听萨姆·毕弗·金（Sam Beaver King）的声音。萨姆是来自牙买加的疾风号移民，他录制那段口述史时，也许已经上年纪了，他的声音在博物馆干燥的空气里伸展开来，像一张用来打磨银器而劳损过度的鹿皮。他说：“1948年6月22日，一艏庞然大物停在了金斯顿海岸。她是来接英国皇家空军应征者的，顺便运走一批劳工。从金斯顿到伦敦的船票并不便宜，单程要28英镑，还是通铺，相当于牙买加当年五周的工薪，或三头牛的价钱……可我一心想让我的孩子们有朝一日能在英国接受教育，所以就上了船。那是牙买加史上第一艘携带500通铺离开金斯顿的大船……”

据牛津大学移民观察统计，像萨姆那样，在牙买加，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南非等前英属殖民地出生，于1948年到1971年抵达英国的疾风号移民，约50万。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用汗水和泪水，一层层地渗入英国社会的精细纤维，在白人文化的边缘地带，小心翼翼地筑起自己的文化。路易逊的大街小巷，就遍布着他们的生活机理。那是一种奇妙的机理，绚丽，厚重而沉实，但也富含铁锈味，即使站在21世纪的和风里，仍旧能闻到一股来自17世纪的，白糖的甜腻和西印度种植园的血腥。

“疾风号移民”可以说是英国当代移民大军中，相当吃苦耐劳的一代，揽下了不少像修路，建房，环卫，公共交通，护理等之类的体力活。他们的劳动也获得了回报，当年的工党政府欢迎他们，视他们为英国国民，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们，享受着和英国国民同等的待遇，不但有全民医疗保险，国民退休金，还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

然而这理所当然的回报，却遭到了白人中心主义的质疑。1964年英国大选，斯梅西克（Smethwick）选区挂出保守党竞选口号“If you want a nigger for a neighbour, vote labour（如果你想和黑人做邻居，就选工党）”，一言既出，竟大获全胜。

英国的极右思潮，最晚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前。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前后，一个 叫“帝国法西斯联盟（Imperial Fascist League）” 的组织就曾叱咤一时。徽章中心一枚“卍字”，外围一圈英国国旗，顶上一只戴皇冠的雄狮。仇外，反犹，复兴雅利安，是他们的至高宗旨。二战后，英国“国家前线党（National Front）”，迫不及待地继承了这一宗旨。1973年到1975年，受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购的影响，西方经济遭遇冰山，大量工人失业，国家前线党以“移民工抢饭碗”为由，公然向“有色人种”发起了挑战。

路易逊作为“有色人种”的密集之地，难以避免地，成了那场战争的目击者之一。1977年8月13日下午2点，约五百名国家前线党的拥趸，挥舞着英国国旗，高喊“白人和白人的孩子第一位”的口号，浩浩荡荡，向市中心方向前进。当他们到达离我租住的“无敌街景阁楼”两街之隔的新十字路口时，反抗队伍出现了，举着“路易逊反种族主义联盟”的牌子，穿过骑马的警察，朝国家前线党冲去。他们中除了部分“有色人种”以外，大多是穿喇叭牛仔裤，反越战，追随海盗电台，听约翰列侬长大的英国白人青年左翼，即半个世纪以后，被中文自媒体攻击得体无完肤的“白左”先驱。

那是一场血花四溅的巷战，111人受伤，包括56名警察。214人被捕。

即便如此，也几乎没有人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疾风号移民也好，黑工也好，不肯归国的原因，和去国的原因，大体是一致的。逃荒，逃难，逃婚，逃离宗教迫害，逃避原地踏步的生活……几十年来，这些初衷并无多大改变。尽管一些前英属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之类，已从多面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的泥沼中挣扎了出来，变得稍微没有那么穷困了，但仍有近亿计的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和政乱之中。

不肯离开，就只能抗争了。因此冷战前后的英国史，几乎也是一部关于种族歧视的抗争史。从著书立作到街头革命，从诗歌到音乐，到语言，到食物的谱系，从对抗到融合，又从融合到立异……经过了大半个世纪，英国的种族歧视现象，终于得到了巨大的改观，尤其在“有色人种”占了近40%，私家语言多达300种的伦敦，俨然已是一个风情万种的世界主义之城。冷战时日常口语中司空惯见的Nigger（大黑鬼），Coolie（苦力），Paki（巴基斯坦人），Savage（野人），Batman（蝙蝠人，穿黑袍的穆斯林）……今天全部成了禁用词。

我和曼伽

伦敦街头

伦敦街头

伦敦还建起了不少“跨族裔青年才艺”小剧场，由社区活动俱乐部（Social Club）提供场地，组织者是一群义工，入场免费，场内有廉价酒水，2英镑就可以消费一个晚上。来演出的，大多是正在读高中的青少年。虽然没什么演出费，他们还是会冒着夜色，带着自己创作的戏剧，诗歌，喜剧小品，脱口秀，说唱团，杂耍，乐器……纷沓而来。我天生是那类小剧场的骨灰粉，经常握着一瓶汽水，坐在角落里，听某个像“珍宝（电影《珍宝（Precious）》里的女主人公）”那样肥壮勇猛的黑女孩，用尽肺叶里最后一丝氧气，朗诵她那些关于孤独的诗歌。或者一个比斯图瓦特·李（Stewart Lee ，英国单口相声演员）小20岁的男孩，以老练的黑幽笔法，大骂政客，法西斯，恐怖主义者或资本家。让人惊艳的是，不时还有年过半百，一头鲍勃·马利的白人艺术家，穿着印花漆皮夹克，在台上扭动四肢，来几段雷鬼，为年轻人摇臂助兴。

为帮助黑人和少数族裔融入英国社会，法律也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1965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Race Relations Act（种族事务法）》，对入学和就业等一切社会生活层面不得有种族歧视，作出了明文规定。2010年，英国高等法院还敕令极右翼“英国国家党（BNP）”移除“非白人不得入党”的条款。今天，歧视等同于政治丑闻，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议员的政途。作为一种严厉的政治确切，它甚至开始有了一点“走火入魔”的意味。在我用来学英语的喜剧片《小心说话（Mind Your Language ）》里，那些让我笑得死去活来的片段，比如“印度人说话时转脖子”，“中国人用毛选语法造句”之类，一概成了种族歧视的经典反面教材。

尽管如此，结构性的歧视仍是十分坚固的。一个极右派政客的女人，偶尔放弃北欧冷淡风，改穿一条吉普赛风格的裙子出席“窈窕淑女”之类的聚会，也许会被《Vogue时尚杂志》赞到杏脸生晕。但你若在《每日邮报》上发表一首吉普赛礼赞（尽管《每日邮报》发表这种礼赞的机率为零）， 那些种族主义者一定会含沙射影，利口巧辞，把你骂到畏罪吞枪。这种针对吉普赛（异族人）的古老敌意，直接加剧了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2016年的欧洲公投。

在由白人中心主义者撰写的世界史中，非法闯入他国的欧洲殖民者，常被冠以“开拓者”的美称。英国16世纪始到19世纪初叶，长达300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那些大肆在加勒比海域贩奴的奴隶主们，就曾一度被美称为“西印度群岛拓植人。”秉承这个传统，直到今天，到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发展的西方白人，仍被美称为“Expatriate（海外游子）”，同样背井离乡，那些低技术，无背景的第三世界族裔和东欧打工者们，却只能是“移民工 ”。

四

伦敦街头

当然，移民工的生活也并非全是泪。

来自马来西亚的玉林，做了22年的保姆，清洁工，月嫂和看护（没有正式公司做保，伦敦华人圈子里熟人私下推荐的那种）。零合约，现金支付，一月休两天，没有雇员退休金 。最好的时候，她试过一周挣300镑。有时轻松，有时却来之不易——某位男雇主80多岁了，躺在床上一边等死，一边看黄片，还动辄想在她身上摸一把。

从工签到入籍，经年累月，她咬牙挺了过去，绿卡一到，便把女儿接了过来。现在她的女儿32岁，说一口流利英语，在伦敦的白领阶层里打拼。

她却老了，手像簧片一样老是发抖，幸好有全民医疗保险（NHS）。医生说不是帕金森，但也查不出其它病因。没有雇主愿意雇佣一双颤抖的手，所以每隔几个月，她就会失业几个月。政府分给她一套一居室的廉租房，每周租金50英镑，每月还要上缴80多镑的住房管理税， 此外，得等到退休年龄，才能领到国民退休金。尽管如此，她已经很感激了。2019年夏天，我去她家做客，她不但请我参观了厨房，又打开卧室和洗手间的门，从墙壁到地板，仔细地为我导览了一遍。

还有来自印度的贾伊（Jai） ，三十出头的样子，长得老实巴交，全身上下携带着一股“拖延症是世上最美绝症”的气息，不知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居留权的。他每天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到处兜转，修个热水器什么的，时薪30英镑。我的热水器，被他又装又拆又装，小小的厨房，到处都是不知名的碎片，就像达达主义刚刚完成了一场对现代主义的入侵，结果花了近100镑，还是没能救活过来。

想起我的北上广时代，也曾结交过几位像贾伊那样的朋友，蜗居在城中村里，脚踏三轮车上竖张“铺地砖批灰”之类的牌子，手艺普遍不够上乘，而且经常干到一半，就连人带车轱辘一起蒸发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也一样么？在海洋板块上那些漂浮的丛林里，鲁莽而冒险地苟活着。

相比之下，曼伽一家则幸运多了，早早就在伦敦郊区买了房子（30年前，在伦敦买套普通房子，只要几万英镑，远远没有今天那么高难）。而曼伽就更幸运了，作为民主社会主义黄金时代的花朵，从幼儿园一路免费读到大学，又拿下社工的硕士学位，为不少青少年黑工提供帮助之后，还获得了一份收入不错的长期合约。几年前，她还中彩似地，分到了一间路易逊地方政府的廉租房。一居室，独立厨厕，外加一个三角形浴室，租金每周不超过70英镑。

这些故事，被打蜡抛光，再口耳相传，回到印度之后，便成了传奇。很多年轻人，就是听这些传奇长大的，尤其是女孩。到英国去——对她们来说，意味着真正的，摩登生活的开始，不仅不用穿沙丽，甚至还可以逃过一场指腹为婚。而在印度长大，意味着什么呢？新德里大街上，那些跟在牛群后方，向西方游客兜售身体的“圣妓（Prostitutes of God）”？那本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永远静好的背后（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里的贫民窟拾荒女皇？又或者，满怀希冀的法学院女大学生——随着女性主义在印度的渗透，今天，已有27.2%的女性进入了印度的劳工市场，14.5%的女性进入了印度议会。一切皆有可能，不是么？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艾米丽·狄金森说：“希望是一种长着羽毛的东西。”

五

初来乍到的我

夏天来了，阳光像枫糖似地洒在泰晤士河上。一早醒来，我便翻箱倒柜，试图找到一套王尔德风范的衣服：它必须是白衬衫，蝴蝶领带，滚边绒缎西装，齐膝马裤，紧身丝袜，帆船鞋，再配上一件西伯利亚“流放风”的翻毛领大衣。

类似的行头，我本来也是有的，虽然看起来有点山寨。可惜来英之前，头脑完全被冰天雪地占据，行李箱里的衣服几乎都是北大荒风格的，不仅愧对王尔德的教诲“a well-tied tie is the first serious step in life（一条精扎的领带即是优待生活的第一步）”，也愧对伦敦那鲜衣怒马的市容。

电台广播开始传出时远时近的锣鼓声，而我仍沮丧地坐在一叠保暖裤上，脚趾里夹着一只形影单吊的彩色袜子，另一只袜子正在玩失踪。

临近正午，气温竟突然升至28度，我只好放弃王尔德，随便挑了一件绿色背心，踢着一双人字拖鞋，跳上了心爱的453。到金丝密斯大学附近时，便陆续有天仙般的青年学生走上车来，个个都打扮得惊为天人，假乳和睫毛上蘸满了亮片，仿佛要去参加“最炫变装皇后”的竞选， 相比之下，我那身衣服，简直令人后悔终身 。

过了泰晤士河，巴士就走不动了，车窗外人山人海，感觉连动物园里的孔雀和狮子都出笼了。平日伦敦城给我的印象，多是埃舍尔铜版画里的那种，层层叠叠，鬼影幢幢，建筑空间气场之强大，以至于经常令人产生空城的幻觉。而那天却相反，眼球所摄之处全是人，各种肤色，盛装出行的人：骑高高坐在大人肩膀上，啃着奶嘴的幼儿；把自己化妆成毛虫，准备化蝶的少女；披着头巾，佩戴彩虹手镯的穆斯林女人；T恤上印着“彩虹普京”的俄罗斯人……据当天《卫报》的实况报道，伦敦市中心的人流一早就已过百万。

那一天是2010年的伦敦骄傲节，世上最盛大的骄傲节之一。

曼伽在手机里对我嚷道，你一定要来，不为你自己，也要为我来！原来，除了拍摄独立电影之外，曼伽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拉拉。

游街表演从贝克大街开始，经牛津和摄政大街，一直到主秀场“特拉法加广场”。约好和曼伽在广场碰头的我，因为来晚了，根本连边角也挤不进去（传言有人为了和十米外的哥们相认，不得不英勇地游过广场中心的喷水池）。眼看表演队伍就要抵达广场了，我还像蚯蚓似地在人泥里打转，急得满头大汗，幸好手持蒲扇的人到处都是，而且还非常妖冶，我便索性先不去碰头了，站在脂粉的香海里，像所有人一样，踮起了脚尖。碧空里升起一座金云筑的殿堂，仿佛等待着我们的，不只是一场狂欢，而是一个即将涅槃的梵蒂冈。

那一年的主题是“回归1970”。英国所有LGBTQ+的协会和组织都出动了，许多地处伦敦的中学，大学，医院，跨国公司，警署和消防队也纷纷上阵……每个表演队伍，都把“全伦敦我最酷”刻在了额头上，服装造型几乎采纳了时尚史上所有癫狂元素，间或配合“1970年”的主题，加入了松糕鞋，超短裙，嬉皮眼镜或夏娃的花冠。DJ们在花车上疯狂打碟，“ 鸟人们”漫天飞舞，胸口上印着“自由（Freedom）”的美男子，迈着“撩人到死不算罪”的舞步，一直跳到黄线跟前。还有穿着溜冰鞋，花样溜过斑马线的“斑马人”，以及各种变装，雌雄莫测的性别流动体（Gender Fluidity）……我平生第一次参加骄傲节，从未见过此类阵仗，当看到戴着白手套的“红衣主教”，像国家元首那样，徐徐挥过特拉法加广场大街时，激动得简直要把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广场边上的一座塑像，19世纪某英国海军指挥官）的手也举了起来。最后一个被我摄入的画面，是一位从头到脚，用英国国旗装点的妙曼伊人，不单头戴国旗编织的“皇冠”，连嘴唇也是国旗色的——这个画面，在我的头脑中定格了将近十年。

回想起来，那年的骄傲节带给我的最大震撼，并非只是“眼花缭乱”，还有人类精神中某种令人瞩目的“不屈不挠”。三十年前，伦敦的“同志自由前线（Gay Liberation Front）”才刚刚组建；1972年，他们在伦敦市中心和平示威时，还被警察百般阻拦。根据当年的法律，在公共场合耳鬓厮磨被抓到的倒霉蛋，还得吃上两年牢狱。然而仅仅三十年，伦敦城还是三百年前的老样子，英国当代性别权益的推进运动，却已日趋成型。2013年7月，英国议会还正式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对那些历经磨难，从尼日利亚，乌干达，俄罗斯等地逃往英国并获得难民庇护的同性恋者， 这份法案就是他们通往伊甸园的福音。

不屈不挠，是伦敦给我的见面礼，就像路易逊给我的见面礼，是那种叫“普兰霆”的非洲巨型香蕉一样。

（原文刊载于2020年5期《花城》杂志，未经许可，不得转载。除了历史图片来自资料之外，其他图片均为本人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