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颜峻：对于很多人来说，约翰·列侬是一种毒品

一个周六上午，颜峻和我们约在了他的工作室，十里堡的一个现代化小区。1999年，他从兰州来到北京，当时写了大量中国地下摇滚的评论、报道的他，已是重要的乐评人。2008年以后， 他停止了乐评写作，更多时间专注在即兴音乐、实验音乐的创造上。

他越来越怀疑主流音乐划分，称唱片工业以外的音乐，要更加丰富。去年夏天，在北京箭厂胡同，颜峻和几个音乐家仅用了矿泉水、啤酒、电风扇，就完成了一次演出。“我做的音不是特殊的，任何人都可以做，不用练习指法、读谱也不用，每一个人都可以演奏。如果你不理解，只是习惯了完美的、高大的，一个巨人俯视着你，云端传来了天籁之音。”

谈到约翰·列侬时，颜峻称并不太感兴趣，他怀疑背后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他的口头表达，和文本写作、音乐演出有着一贯性，并不试图用易于理解方式做解释，更像是一种即兴的表演。“没关系，现在有伟大的发明录音机，记下来吧。“

他谈了了谈披头士、约翰·列侬，以及他喜欢的巴西热带主义音乐。

也不知道为什么，颜峻的冰箱里放有一双拖鞋，我是偷偷打开冰箱门的，因此也不太好意思去问了。

刊载：《新周刊》571期

口述：颜峻

我第一次听约翰·列侬时，正在跳霹雳舞。1988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几个人，在学校里、街上就能跳。一天，有个跳霹雳舞的朋友，拿了盘复制披头士的磁带，说这就是披头士，这就是摇滚。我们听了一下，这什么呀，比霹雳舞差远了，一点也不厉害。

在听之前，看过一些书、杂志，看到文字对披头士的描述，会有一种想象。很猛，很厉害，很震撼。那个时候，听过了迈克尔·杰克逊的《BAD》、麦当娜的《YOU CAN DANCE》，以及《霹雳舞》电影里的配乐。有了这些音乐，回去听披头士，觉得很软绵绵，没什么了不起。

上大学后，身边很多一起听摇滚乐的朋友，我们会买很多打口磁带。我也听了很多披头士，他们绕不过去。但我从没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有多大的重要性。再一次去听，听得更仔细一点，它还是很软。它的独特性就在它的软。我之后了解的事情就是这个，这些哭哭啼啼的家伙，真的在哭哭啼啼。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没有看错。

摇滚乐有两种小男孩，一种是受伤了会哭的好男孩，它是披头士。一种是受伤了会嚎叫的坏男孩，它是滚石乐队。披头士会哭，让你看到他柔软的、天真的、梦幻的东西。所以这取决你的需要，你内心中受伤的、需要安慰的小男孩醒来，就会听披头士。心里想要疯狂、复仇的小男孩，就会听滚石。实际上是这样，英国人创造了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乐队的两极。

“我们听听巴西人......”

当你问我披头士对我有什么意义时？我要说，让我们先看看他们对巴西人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不会去听披头士，也不会听约翰·列侬，干嘛要听他们。但隔一段时间，会听巴西热带主义运动的东西。这些乐队受到了披头士和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他们也特别年轻，特别的成功，不上商业上的成功。二十年代，巴西兴起了食人运动，就是吃人，把西方文化活活地吃下去，变成自己的。到了六十年代，你听他们音乐会有一点像披头士1968年《White Album》，但音乐基础是波萨诺伐、桑巴这样的拉丁音乐。他们又受到超现实主义影响，是前卫的，但又是流行音乐。从这个角度听披头士，比听原本的披头士更有意思。

在披头士的《White Album》里，比较前卫，用一些很甜和很硬的东西，混在一起，有种并置和拼贴感。这些巴西乐队受了披头士的影响，开始做音乐，比如你看caetano veloso的在1969年的《irene 》，结构不是原来的ABAB，突然打断了原来的音乐的进展，停了，又重新开始。这些巴西人也二十多岁，披头士给了他们创造性冲击，而不是说流行音乐太厉害了，超级巨星太厉害了，摇滚乐太厉害了。他们抓到了披头士后现代的那部分，破碎的、拼贴的方式做音乐，在当时很前卫。

约翰·列侬在自己做了音乐后，稍微不一样了一点。包括《imagine》，和之后的专辑，要比之前更主流。有时候看起来实验了，不像音乐了，但不过是在主流框架里，把结构松下去，加上小野洋子的嚎叫。只不过他们有钱，雇得起一帮乐手，在昂贵的录音棚里，天天在那嚎叫。为了适应这种嚎叫，把音乐调整到了无休止的 jam。也许看起来很特别，但它并不自由，不太有意思。

“理想主义像是毒品“

当你要和我谈论约翰·列侬的时候，我想问，我们谈论的是哪一个约翰·列侬，他的哪一个面向？比如说披头士，你和我谈论的、和一个越南人、一个美国人、二十多岁、六十岁的人，谈论的都不一样。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到的披头士不一样。

我们说约翰·列侬反战，觉得他的爱与和平很重要，那时候谁不反战？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只看重这一个？为什么不说他死了最重要，谢谢你死了，一个人在变老前就死掉，谢谢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不重要。

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人对约翰·列侬的面向选择，一直是人文、理想主义这些东西。实际上，真正在他身上的事情，对于英国人有多重要，我不知道。但显然对中国人很重要。所谓理想主义，只是自我的投射。我不是讲约翰·列侬，而是中国化的约翰·列侬。这是一种农业文化，跨向后工业文明过程中的失落造成的。我们没有了传统、道德、精神支柱，不惜吧一切类似理想主义的东西抓过来，抱在自己怀里。

约翰·列侬也好，鲍勃·迪伦、崔健也罢，只是给人一种幻觉：我们没有迷失在当代社会中，没有丧失作为人的尊严。这就是理想主义，给受伤害的孩子的安慰了。你没有理想了，信仰破灭了，身边的人都没道德，你就抓住了约翰·列侬，自己哭了，亲自把他抱住，说谢谢你，还给我们飘扬的理想旗帜。

我们生活在这么具体的环境中，作为受伤的男孩，要用什么方式活下去？靠挣钱，吃不上饭活着，还是借钱。我认识的理想主义者，都借了钱不还。因为他们相信为了理想，什么都可以牺牲。约翰·列侬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认为此时此地不重要，重要的是远方。你现在生活在垃圾堆里也没关系，现在战斗，为了明天和彼岸。

这种态度最可恨的就是，是对我们的一种否定、对此刻的否定、对我们生活的“垃圾堆”、生活环境的否定。理想主义，否定了我们渺小、平庸的现实。它不是为此刻而斗争，不是为事物本来面目而斗争。换一种说法，它和广告和类似逻辑。广告会许诺你无法得到的东西，因为一个东西一旦得到，它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你终于买到了那双鞋，但穿在脚上，周围没有那样的光，没有那么的配色，你和周围的人没有那一种镜头视角。鞋永远在广告的画面中，它作为理想存在，不可拥有。因为欲望就是无法实现的东西。

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都是一种中产阶层的坎普现象，往前走就是媚俗。不是他们媚俗，而是这个现象。他们说，哇，里面有诗，又有足够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欣赏的。他们不是想要嚎叫自己，而是想要关怀别人。

约翰·列侬的死亡，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出现在他面前。《麦田守望者》，这本书只能骗十六岁的中学生。我十八岁就买了，四十多岁才读，我错了，这本书当年读要多好，物有所值。现在读，只能说是自恋的、极端保守的中产阶级伦理。这个人手里抱了本这么恶心的书，对他开枪，这一幕很有漫画性。你想想，一个那么烂的一本书的读者，极端自恋，活在自己的想象里。

披头士在《永远的草莓地》就唱过，“nothing is real",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既然如此，我们不需要把他这个形象、这个被我们塑造出来的投射，当成是真的。我们对约翰·列侬还有这需求和执着。但每个人都有他的使用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巴西人，创造自己的东西。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约翰·列侬，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干嘛，你自己的环境是什么。

巴西人caetano veloso也写了首《永远的甘蔗地》，有十分钟，很前卫的拉丁音乐。你可以去听一下，你也可以做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