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因袭的重担，肩着黑暗的闸门————读鲁迅有感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那天鲁迅不是鲁迅，只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心里向往着到离家“很远”，且有“两座特别的庙”的东关去看“全县中最盛的会”——五猖会。那是一个孩子“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于是一大清早，家里人忙着准备看戏要用到的物件时，兴奋得睡不着的小鲁迅便在一旁“笑着跳着”，催促着家人快点快点——曾几何时，我们都是这样可爱的孩子，我们都曾笑着跳着要快点到那想象中有无数欢乐的地方去。
然而，“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小孩四面一望，终于知道蹊跷在哪里了——“父亲就站在我背后。”就站在那里，于是太阳瞬间失去了光辉——欢乐瞬间化为乌有。
“去拿你的书来。”父亲对着小小的鲁迅“慢慢地说”，每一个字都敲打在鲁迅心上。简单明了，不容商讨。鲁迅面对着父亲的威严，想反抗又反抗不得，只好“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空气为何那么凝重？真是教人活泼不得。在这沉重中，鲁迅的父亲丢下句“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说完“便站起来，走近房里去了。”只留下似乎被从头上浇下一盆冷水的鲁迅，是不想背的，是讨厌这种氛围的，是丝毫没有乐趣的。“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背一个字也不懂的《鉴略》呵：“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首出御世”呵！…
绝对的命令呵，绝对的服从呵，小小的孩子独自呼吸着沉重空气。
太阳升起来了，忙乱变成静肃了，谁都无法营救。
“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呜叫似的。”
太阳升更高了，家人都等待着。
鲁迅忽然觉得很有把握，进入父亲房中梦似的背完。父亲点着头，说：“不错，去罢。”于是大家都脸上露出了笑容，长工抱着鲁迅庆功似的走在前面，大家高高兴兴地去看戏了：一切不好的都结束了，所有不愉快的都过去了。
可是，没有，对鲁迅来说没有，父亲的23个字敲碎了所有的欢乐，所有的好奇，只留下“强迫背诵”的痛苦回忆：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钱理群先生说大多数人的回忆是“避重就轻的”，“对过去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错误与正确，丑与美，重与轻……总是选择、突出、强化后者，而回避、掩盖、淡化前者”，然而鲁迅却要“避轻就重”，因为他的心灵是敏感的，他又总要睁了眼睛去面对生命的阴暗与痛苦，因而心灵一旦受到伤害就永远铭刻在心。这痛苦的童年回忆便成为生命的永远之重，并使多年后鲁迅仍要问“父亲何以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这是刻骨铭心的隔阂，父亲绝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件“小事”会给鲁迅的心灵那样大的伤害，他只认为孩子应当念书，而想要书念的好就要会背。这是为了孩子好。至于为何要在看戏前让孩子背书，是因为正事做完了才能去玩。不会去想孩子想要什么，不会去想这会扫了孩子的兴，更没有想到应该去想这些：在他看来孩子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和逻辑的，就算有，也应当绝对服从父亲。
所有的都只有鲁迅在想，在问，并不能理解：为何父亲没有想到这些，为何父亲不愿想这些，为何可以用理所当然的方式无知无觉地伤害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这是两代人隔膜，父与子的隔膜，刻骨铭心的隔膜。
这是鲁迅一生的痛。
这痛使得鲁迅不停思索，不停发问，终于发现刻骨铭心的隔膜的悲剧根源就在于父亲的绝对权力，鲁迅后来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与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鲁迅又继续观察，发现“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君为臣纲”都是父亲对儿子绝对权力的延伸。因而鲁迅要暴露以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威为核心的“中国旧家庭制度的罪恶”，要逃脱以父权为基础的“奴隶时代”。
虽然如此，鲁迅终究是成长在那样的旧家庭中的。于是鲁迅也痛心地看到了自己身上也沾染了这“中国旧家庭制度的罪恶”，带给他弟弟以他曾感到的刻骨铭心的隔膜与痛苦。这便是鲁迅在《风筝》里所回忆的童年时因了兄长的权威而折断小兄弟亲手做的风筝一事。小兄弟体弱多病而内向，但却十分喜欢风筝。然而鲁迅却不喜欢，因而把小兄弟看别人放风筝时的呆看，风筝缠绕在一起的线解开时的欢呼雀跃都当做是笑柄，是“可鄙的”。正因作为兄长拥有的对小兄弟的绝对权力，再加之鲁迅认为的“可鄙”，终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一天，鲁迅发现自己许久没有看到自己的小兄弟，一番思索后，恍然大悟地跑向了一间少有人的堆满杂物的小屋，在尘封的杂物堆里发现了自己的小兄弟和他亲手做的“可鄙”的风筝。
“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只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上，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在鲁迅无情摧毁小兄弟满怀着热爱与希望所做的蝴蝶风筝时，你有没有在鲁迅身上看到命令他背书的父亲的影子，而当小兄弟绝望地站在那里时，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另一个被浇了一头冷水的小鲁迅？这时鲁迅的身份变换了，由绝对权力的受害者变成施展权力的施暴者。我想鲁迅自己在写《风筝》也是有极大震撼的，然而当年的小鲁迅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只是因生长在中国的旧家庭而近乎本能地做出了这一造成他与小兄弟的隔膜的事。时隔多年之后，鲁迅在对中国旧家庭的罪恶有了深刻的思考与批判后，再想起这一件事心里是有无尽的悔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鲁迅想要弥补，想要道歉，想要摆脱这心上的沉重。于是在与小兄弟谈起儿时旧事时，特意叙述到了这一节并说那是少年时代的糊涂。结果怎样呢？小兄弟诧异地笑着说：“有过这样的事么？”鲁迅立刻就明白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只得沉重着，不会受到宽恕，心也不能够宽松。
这种种童年的回忆，这种种成年后的反思使得鲁迅不愿再让下一代也同自己一样，遭受刻骨铭心的隔膜，一生都无法解脱的痛，不愿让下一代再生活在这样的黑暗中。于是他提笔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确定了他和中国觉醒了的人的历史使命——“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鲁迅先生一直这样做着，他对青年向来关爱有加，他也写了无数的小说，杂文批判着这罪恶的封建家长制度，同周围的各种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为下一代某一个光明点的天地。然而我想只需看鲁迅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便可体会到先生是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提到了一个细节：
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
有一天他站在走下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
“爸爸，明朝会！”
鲁迅先生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 于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的连串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
……鲁迅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的说出：
“明朝会，明朝会。”
说完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上来了，不住的训斥着海婴。
海婴一边笑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
“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这就是鲁迅先生，他选择积极的慈爱的回应孩子的呼喊，回应孩子那份天真炽热的对于父母的情感，哪怕吃力也要在孩子心中留下一份温柔回忆。
这就是鲁迅，一个“肩住了黑暗的”的“人之父”。
这个时代，鲁迅先生所见到的悲剧仍触目惊心地上演着，有多少孩子承受着没有爱的家庭的伤害，又有多少孩子因与父母的不合而做出离家出走的事，又有多少孩子因为父母的不理解而激励反抗甚至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最近重读柴静《看见》，书里连被世人所痛骂的药家鑫也是绝对父权导致的悲剧。而当下大火的《欢乐颂》里“樊胜美”这一角色引起无数背负着不合理家庭制度重压的儿女们的共鸣。
但愿有越来越多的父亲懂得“怎样做父亲”，也但愿现在为“人之子”的我们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将来为人父时也能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我们的下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使中国这片大地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幸福度日，合理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