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失败的985毕业生们

“如果你在贴吧倾诉这些经历，人们不会为你的遭遇提些建议，反而会幸灾乐祸和调侃的态度。其他人很难共情，无法理解，他们会觉得985毕业生就应该混的很好。“

今年夏天，李濛无意在豆瓣网，发现了“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该组有九万多成员，他们都毕业于985高校，但自称为废物，在小组内分享职场上的挫折，找工作上碰壁的不如意的事。

“小镇做题家”的流行词汇，就出自这里，形容一群只会应付考试，出身背景一般、又能力平平的人。实际上，这个略带调侃的词，隐含了更普遍性焦虑：获得了名校文凭，就能实现更好的生活吗？

李濛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毕业后并没有找到太好的工作。毕业后，她会刻意和同学们保持距离，尤其是拥有了好工作的那一类。选择回避，这是李濛面对同侪压力的主要方法。她会屏蔽对方朋友圈，甚至删掉好友。“聪明的人要学

会自我保护，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圈子了，没有必要在接触了。”

“从985高校毕业，不可能是每个人都会事业成功。很多人自认失败，只是他获得的东西，其他人会觉得和对应学历不匹配。社会压力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混的很不好。”

李濛称，985高校毕业生更容易产生失落感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和其他同学的相互比较的原因，更多是社会舆论带来的压力。

1.稳定的魅力

李濛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城市，父母都是公务员。小时候，她一直是标准的好学生，高考后念了同省一所985高校，报取了核相关专业。“当时家人觉得专业很热门，根据分数做出的最佳选择，没考虑今后的就业。“

在父母心中，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从大四开始，李濛就参加过国考、省考、地方级考试，但自觉理科生的原因没有通过考试。最终，她通过一个北方某省县城的人才引进计划，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工作的内容，和过去的专业完全没了关系。学了四年核专业的李濛，成了一个文员，为城管局、卫生局、园林局写各种材料。

尽管一年多过去了，李濛并不适应当地，休息日就在出租房度过。“这里都吃面食为主，饮食都不习惯。用开水壶烧热水，不到一个月就有水垢了，环境很难忍受。”

在办公室里，无形化成了两个圈子，本地人，以及人才引进招来的二十多名大学生、研究生。李濛称，本科生会要求211、985高校。“好几个是浙大、复旦的毕业的。本地人的年龄有些大，学历普遍很低，很多是高中文凭，或者之前当过兵。”

实际上，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并不太诱人：一次性六万元的安家费，每月5000多元工资，更被看重的则是事业单位编制。如果不是听从父母的意愿，李濛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她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一家规模世界五百强的医疗公司，工作地点在南京。每月带补贴有1万元收入，年终奖在20万左右。

“这个待遇很不错了，但工作中会接触一定辐射，父母担心危险。他们希望女孩子不要那么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 李濛也寻找过其他的工作机会，但专业对口的公司很少，只能尝试新的领域。参加了几场面试，她发现起薪价格要远低于网页的承诺。“在上海，好多税后也就不到7000元，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在社会竞争加剧中，年轻一代开始更倾向稳定的生活。2000年后，随着中国城市化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习惯了在体制之外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未来好像有了清晰的愿景：考个好大学，找份白领与技术类工作。这些帮助从小地方出生的年轻人，在大城市安家，靠着努力成为有房有车的中产阶层。这样的上升方式，在今天看起来变得困难。

在“985废物引进小组”，成员们会分享各类自己的失败故事，不同的故事中都有一种很典型的情绪：从毕业后到了社会，时常感觉到一种相对剥夺感。在办公室里，李濛发现这些通过人才引进过来的同事们，和小组成员的经历有很多类似性。

“有的人就像现在常提的小镇做题家，工作中的反应和表达能力非常差。还有不少人是觉得社会竞争力大，想求个稳定，来了这里。我有个同事，他很聪明，会许多不同的外语，但看起来怪怪的，不太会和人打交道，社会化程度比较低。这样的人很多，不过只是扎堆在那个小组里，在网上抱团能取暖。“

但稳定的事业编制，未必代表收入上的保障。当地财政吃紧，承诺的几万元安家费一直没有到账，每月只发基本工资1900元，也常拖欠。“我去肯德基当服务员，一个月也能赚这么多钱吧。有一种被诈骗的感觉。”李濛无奈地表示，父母对此却没看法，鼓励她好好干下去，“钱只是暂时不发，总会是你的。”

尽管如此，李濛还是不打算违背父母意愿，去社会上寻找合适的机会。她认为这种忤逆行为，一定会断绝彼此的关系。私下里，她开始准备了考研，目标是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此前，她对文学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只是认为提升学历，有更好的大学作为背书，有可能会摆脱现状。

“如果能考上，我就可以去大学里教书，或者去研究所工作。对于父母来说，这也是很稳定的工作。”

2.无法弥合的差距？

尽管过去了七年多，但陈丽还是记得这句话：“你不像复旦学生”

在大二暑假，她去参加了一家杂志社的实习生面试，却被回绝了。在实习上，其他同学却非常顺利，都去了很好的公司。她常认为自己失败，并将此归于成长经历，一直想搞清楚这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

陈丽是上海本地人，从事了五年媒体工作。其他人眼里，很难把她定义为失败者。在“985废物引进计划”，对于失败的定义也不一致。有人做过工资调查，369个成员填写了信息。结果显示46%的人月收入在9000以上，更多人则在这之下。收入超过最高档的两万元以上，也有12%的比例。有人评论道，“我组five（废物）与否与自身期待值和经历有关，工资水平不足以成为衡量five的标准。”

陈丽认为，人们在谈到小镇做题家时，人们在主意到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差异时，却忽略了大城市内部的折叠现场。她认为来自不同的阶层，对未来有更根本性的影响。“因为阶层改变了人的语言方式，以及对事情的看法，这些都会影响到未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很多事情都出自语言。”

在上初中前，陈丽都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栋占地40多平米的自建房。谈到这些，她有些不好意思。“”一楼是爷爷和奶奶开的烟杂店，里面隔出了个个小房间，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里面。上厕所的话需要用痰盂。”

陈丽认为自己沿袭了父亲失败的行为模式。做财务的父亲，在进入现在的单位前，经历过好几次企业倒闭，家庭经济非常紧张。陈丽称，父母很不擅长和人打交道，从不在外面吃饭，也从不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爸爸很不会适应单位的环境，别人讲的话，他都听不懂，人际关系处理的很差。他总是贬低我，以前还说，对我已经很好了，到了社会没人把你当人看。”

作为公司的小职员，父母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女儿身上，但却让她感受到了更多负面和压抑的情绪。从一所普通小学毕业后，陈丽考进了上海的一所名牌高中。环境的突然变化，让陈丽很难适应，敏感地察觉到了人群的差异。

“同学们的家境都很好，很明显地感觉到，别人都比你活跃，声音比你响亮，表达也更清晰和流畅。我那时连老师上课的节奏，都很难跟上。我在班级也被冷暴力了，这件事让我之后生活几乎瘫痪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大学。在复旦大学，陈丽选了一门小语种专业，她觉得新的语言会帮助自己打破局限性。但她也发现了和同学们的差距很难弥合，，“有个同学的意大利语很好，她没有学过法语，但听了音后就能拼写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也很晚才意识到，在大学的学习方式，和中学是不一样的，需要你更主动。” 陈丽称，名校更像一个小型的名利场，聪敏的同辈更擅长通过老师、社团来获取资源，很早地为毕业后铺好了路。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被一种东西罩住了，非常迟滞。情绪会改变你的语言，洞察力和学习方式。” 、毕业后，陈丽选择去国外读研究生，读比较文学。2015年，她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连着半年，她做了三份工作，除了薪资低，屡次遭到被人解雇。这段经历成为她很难忘记的阴影。

陈丽称，日后进了媒体工作，一定程度改变了自己。在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过程中，他觉得自己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有了变化。朋友也称她有了转变，“他们说我好像长大了一样，变成了大人。”

但对于当下，陈丽并不乐观。在读比较文学时，她清楚知道要进入文学和知识圈子要更难。进入职场后，她日渐感觉到传统媒体行业一样是下行的，公司薪资要低于同行，和十年前是一个水平。对于是否要换行业、换家媒体上班，陈丽也怀疑是否能胜利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已经三十一岁了，自然希望要有更好的生活。大学班上有十几个同学，他们大多数凭着学习语言的优势出国了，许多在大的公司里做到了管理层。小学同学里，他们家境和我都差不多，一般没考上好大学，很早就结婚了。有些人工作就在地铁站里做售票，薪水也不太好，但他们会觉着这样也挺好。”

3.内卷化

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写过一本叫做《倦怠社会》的书。他认为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已经远去，当代正在变成绩效主导、竞争性社会。在提倡高效、生活品质的同时，人们容易习惯自我剥削，常陷入焦虑、也丧失了沉思能力。

陈飞更习惯提到“内卷化”，这个词最近在网络上很流行。辞掉工作后，陈飞已经失业了半年多。今年，他在网上寻找高校工作时，发现其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陈飞在一个普通二本读的社工专业，研究生考生了北京一所985高校，学了社会学。毕业后，回到老家云南省，在一所大专院校当辅导员。

因此，他决定放弃读博士了。“最近看招聘，发现职业学院、大专招的老师，要求博士生，硕士只能去当辅导员。云南师范大学招的行政院人，都是要求本硕双一流优先。现在大城市的一些中学，流行招博士当老师，以前闻所未闻。“

2011年，陈飞刚念大学时，记得学校的老师大多是硕士生，唯一的本科学历是一个一个优秀的北大毕业生。临近毕业，学院里来了个博士当辅导员，老师的门槛变成了博士生。在陈飞读研究生时，发现普通本科高校已经倾向招博士后、海外留学博士来当老师，普通的博士生则没机会去一流大学任职。等到自己硕士毕业后，这个学历只能去普通大学当辅导员，或者去大专院校当老师。

他把这些变化，解释为典型的社会在内卷化。“我给你举个列子，比如高考。假设，清华、北大在一个地区招100个学生。那么想考上的人，就要拼命学习。假如大家一天都学习八个小时，但有一个人想学习十二个小时。一般来说，学得更久就更有规律考上，所以更多人也开始学习这么久。渐渐地，人们学习时间变得更长、更吃力。大家越来越辛苦，但名额还是那么多，这样竞争对谁有好处呢？“

在民办技术学院当辅导员的这一年，陈飞更加发觉教育差异的背后，更多是地区、家庭之间的差异。陈飞的学生，都是高考的失利者，大多来自云南省的小城市、乡镇。“他们很小时候，父母就出门打工，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没人管，中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差，自然被老师边缘化，成绩受到影响。”

陈飞去过四次派出所，专门领学生出来，还碰到过学生卷入进了传销组织。“学生们大多来自农村，第一次从小地方到了昆明。他们不太了解城市中的复杂面，周围的酒吧、KTV、夜店，各种能找到快乐的地方，很容易吸引他们。毕业后，他们在求职上的竞争力，不说远低于大学生，也会比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人要吃亏许多。”

在另一面，毕业才一年多的陈飞也面临同样困境。很显然，学历在越来越成为必备品的同时，它也在迅速的贬值。一个朋友向他抱怨过，大学念的生物制药专业，当时可以在药厂找到研发工作。但毕业后，他发现只能从普通的基层工人做起，工作本身也对身体有些伤害。

“每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个阶段，很可能碰到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任何国家，会永远保持无限的高速发展。在现代化建成后，各方面的增长会变慢。“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他，试图用宏观经济来解释目前的现象。

在“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逛的越久，陈飞觉得自己思考更加清晰，他认为组员们更多是心理上的不平衡，以及自身意识没有转变过来。“他们没有认清学历和未来，两个关联度不再那么重要，有可能是在象牙塔里呆久了。未来，还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