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攸关的大事：人类如何走出第二次经济大萧条？
本文主要介绍了著名的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研究成果，仅供大家参考。学习没有捷径，只有不断的积累。
【一】
还在去年时，我就曾预言人类必将再次陷入到大萧条之中，但没想到的是，新冠疫情以如此迅猛的态势席卷了全球，造成了全球经济断崖式下跌、失业率迅速升高，使得大萧条立即变成了可怕的现实。
我们知道，还在上一次大萧条即1930年代时，美国经济从1929到1933年时完全瓦解，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6%，1933年平民劳动力的25%失业或需要通过紧急情况获得由联邦政府创造的“因人设事的闲差”；许多受雇劳动者工作不足，美国至少一半的经济支柱人口要么失业，要么处于收入严重减少的情况。当时双职工家庭很少，且没有失业保险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到1939年即大萧条开始的十年之后时，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大萧条的强度令人痛苦，其表面上的永无休止也带来了沮丧和绝望。
由于美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及作为当时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特殊地位，美国的这场大萧条严重冲击了世界，尤其是所谓的“白人世界”，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大变革或大动荡。
关于大萧条的成因，至今争论不休，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美国的参战使得美国最终走出了大萧条。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之前的德国，希特勒上台之后，没几年居然就实现了充分就业（很多妇女被强迫回家），甚至很多行业还缺乏劳动力。
【二】
自从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到2007年，西方世界一直没有再经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或严重危机，直到次贷危机的发生。
但是，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所产生的冲击力，却是极其巨大的，日本一下子就丧失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企业需求与1500万亿日元的国民总财富，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全部个人金融资产的总和，以及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
从1990年到2019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大概增长了1.7倍，可是同期的美国却增长了接近4倍，很显然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是一大主因。可是我们也许会奇怪了：为什么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的GDP除了个别年份稍微有些负增长外，其后依然还在稳步增长呢？尽管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日本并没有重蹈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覆辙。
著名华裔美籍经济学家、在日本政经两界颇有盛誉的辜朝明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创造性观点，他认为正是日本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才阻止了经济的大衰退，也是由于过早的财政整顿，造成诸如第二次经济衰退的发生。
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就动用了140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对经济进行干预，最终挽回了2000万亿国民总财富。可是到了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成为第一个进行财政整顿尝试的日本政府内阁，试图在1997财年消减15万亿日元的预算赤字，结果引发了第二次经济衰退（类似1937年罗斯福政府的刺激力度减退所引发的第二次衰退）。日本经济形势的不安定，直到小渊惠三政府实行了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后才有所改善。
在受到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后，2012年，日本自民党再次上台执政，麻生太郎时任财政大臣，包括财政刺激计划的第二波“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使经济再次得以向前运转。可是，2014年日本政府推动提高消费税，所谓的财政正统理论回潮，这些恢复经济的努力受到了阻碍，日本经济再一次失去了前进的动能。
【三】
辜朝明的观点看起来很像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方案，似乎毫不新奇，可是他在经济学界之所以享有盛誉，正是因为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重要观念，以及完善了宏观经济学理论，补充了“宏观经济的另一半”。
辜朝明长期在日本工作，慢慢的他就注意到一个从前大家都比较忽视的现象（主要依靠1990年代日本企业借贷方面的大数据搜集），即经济出现大的衰退或下滑时，企业的整个经营理念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的“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所产生的冲击之大就造成了这种转变！
根据近些年的数据发现，美国大萧条的根源的13.6%是由于信贷供应的问题，而另外的86.4%则是信贷需求的问题。因此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银行危机造成了货币供应量减少、进而促发大萧条的观点，就是基本站不住脚的。
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企业永远都是前瞻性的，永远都在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并且绝对不会在零利率的情况下专注于偿债。然而，当全国性的资产价格暴跌使企业资产总值跌至债务额以下时，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这一重要假定也就随之动摇；并且当资产负债表发生问题的企业开始被迫消减债务时，又随之诱发了总需求的降低，引发“合成谬误”，最终将经济引入衰退旋涡。
“资产负债表衰退”所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是少见的特殊现象，如果正常的经济环境可以形容为一种“阳”态的话，那么大衰退时期就是一种“阴”态。在“阴”态时，私人部门开始追求债务最小化，一般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就会失效，针对这种特殊状态的“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也就应运而生。
在经济环境的“阳”态时，政府只需要通过实行和调整货币政策就可以基本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到了“阴”态时，货币政策就会失灵（诸如美联储就会无能为力），此时就需要政府担负起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实施积极的财政干预政策——这往往需要实施多年，直到经济恢复平稳，政府逐步退出财政干预——此举特别考验政府领导力。
那么政府将如何实施这样的干预政策呢？辜朝明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寻找能够带来社会收益率大于债券收益率的公共工程项目，如果能够发现这样的项目，瞄准这些项目的财政刺激最终不会给未来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
为了找到这样的合适项目，国家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由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构成的委员会，他们能够判断项目的优劣，虽然典型的公共工程涉及诸多外部性，难以加以量化，但是在做出最终判断前又必须加以考量，所以这些核算不容易、不简单。这里试举一例，如在依赖旅游业的西班牙，锁定英语语言培训项目多半会带来社会收益率高于政府债券收益率的结果。
当然，由于拯救经济的急迫性，当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时，政府也不能坐等，应果断出手，直到将财政刺激持续到私人部门准备重新借款为止。
【四】
2008年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大衰退，显然就是经济转入“阴”态的时刻，此时经济遭受重创的国家，如果一味沿用“阳”态时期的做法，那么势必就会造成严重的长期衰退。
这里我们不能不先特别交代一个问题，即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充满了各种认识上的盲区及理论上的不成熟之处。可是我们知道，经济学之所以会成为当下的一门显学，就是因为它关系国计民生，尤其是它与人们的利益之分配关系太大，因此经济学就成为了意识形态争夺的主战场之一——越是掌控了各种社会资源的统治集团，借助自己强大的话语权，通过各种硬性和软性的灌输，就越是能够在这场观念较量中占据上风，从而影响社会的主流认知——自从19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精英集团的力推，“新自由主义”便占据了上风！
2009年1月，时值次贷危机所造成的伤害已成势不可挡之势，奥巴马临危受命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了拉里·萨默斯作为财政部长，萨默斯便是在经济学观念上与辜朝明一致的少数几人之一（辜朝明作为第一位非日籍人士参与过制定日本的五年经济计划），萨默斯曾公开反对1997年的日本财政紧缩计划。
虽然美联储和奥巴马不得不通过政府停摆、债务天花板论辩以及自动减支等方式与国会中的财政正统派做斗争，但他们想尽办法使得美国经济远离“财政悬崖”，美国因而成了唯一一个避免了从“财政悬崖”跌落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就是因为萨默斯等人吸取了日本的经验教训。
在英国，戈登·布朗意识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危险，所以当雷曼危机出现时，英国政府便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样的举措维持了经济的运行，但布朗却未能得以连任。大卫·卡梅伦上台后，开始了过早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了随后的经济衰退，并激起2011年的全国骚乱，促使卡梅伦政府不得不实施温和的财政政策。
可是受次贷危机打击最重的却是欧洲大陆，从2007年到201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累计已经超过10%，可是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5年底依然没能超过2007年的水平，酿成了“失去的十年”——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衰退的经济也加重了各种社会矛盾（比如敌视移民的情绪），造成各种极右翼势力的壮大。
那么在应对次贷危机方面，欧洲的表现为何如此之差呢？除了欧元区的集体行动的难度比美国单一国家要困难之外，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束缚，也就是传统的经济学主流观念的捆绑。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欧元，阻止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根本无视私人部门的储蓄水平。这样的约束阻碍了欧元区正确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以至于引发经济体的长期衰退。
【五】
由于本文主要想讨论美国，所以下文的论述重点将停留在美国上面，不过关于拯救经济的处方是普遍适用于其他各国的。
非常明显的是，这次新冠疫情及美国川普政府的应对错乱，必将造成美国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因此如何减轻人们的痛苦、尽快恢复经济的平稳，就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一个借助民粹主义上台的反智型领导人物，川普显然是没有能力在经济方面力挽狂澜的，甚至他也无心去救助那些陷于危难之中的人们。无论如何，当下的美国需要一位奥巴马式的救时总统，以更为高超的领导力、更为激进的财政政策，将美国从第二次大萧条的泥沼之中拉出来！不然的话，希特勒就将卷土重来，利用他的集权方式给民众以充分就业！
不过，经常阅读我文章的朋友们都知道，今天的美国（也是今天的世界）不仅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实际上也面临着一种结构性的危机——这是美国的制度落后、社会严重不平等、教育停滞、制造业衰落、贫困泛滥、反智主义等等所共同促成的，正是由于这种危机的深度及复杂度，就决定了美国需要作出制度性的深刻变革，需要美国在真正的政治家的引领下投资未来、应对未来——这也是人类的福音！
日本之所以在最近三十年中经济乏善可陈，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日本政府的某些举措失当，也跟日本政治的腐败、混乱、领导力的缺失息息相关，还跟日本企业的僵化、保守以及各种社会不平等、社会生产率停滞、国际大环境的恶化有关系。
自从1970年代以来，人类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开始趋于停滞，这是造成西方最近四十多年较低增长水平的主因（当年“滞胀”跟这个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导致西方国家在教育、科研方面的投入的被大幅降低，制造业大幅度转移，国内知识储备的普遍减少，又使得技术创新越发困难——不过1990年代美国所引领的信息产业革命算一个例外，这主要是受益于1960年代前后的政府科研投入，不过这种繁荣仅仅维持了十年，且对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贡献非常有限。
古往今来，无论在那个国家，不平等都会最终被累积，典型的体现就是贫富分化的加剧，而由于这些豪富集团往往也掌握着政治权力，以至于政府很难对豪富集团有效征税（即国家的征税能力被消弱）。就像经济学家赫拉姆·拉杨说的，很多美国人对只有高收入人群财富增长而低收入人群财富没有增长的经济不满，但政客们恐怕不敢采取多少真正改善分配不均的措施，比如增加对富人征税以及提高教育支出。
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到了民众无法容忍的程度，已经与192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不相上下，这一糟糕的局面不但直接抑制了大众消费，也造成了国家对于科研、教育、福利的投入不足，长此以往，国家不仅难以保持技术优势，也很难实现长治久安——比如制造业衰落引发大规模失业及贸易不平衡，由此引来保护主义的呼声，社会上普遍的绝望情绪又引发民粹主义的泛滥（2018年美国白人劳工对未来怀有悲观态度的比例占到了76%，欧洲人更悲观）！
二战为什么能够大大降低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就是因为二战的压力够大，使得豪富阶层及其支持者不得不向政府妥协，因而当时的边际税率增加到了90%，甚至高管们的工资一度被冻结。当然，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介绍的，对富人征税的做法是靠不住的，难以持久的，以新的经济模式解构大资本的存在，才是更有效、更具有进步性、彻底性的做法。
川普政府的做法，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及风险，如果想要从根本上回应民众的忧虑、满足他们的需求，美国还是应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的公平，尤其是重新维持自己的技术优势，通过合理的配置资源来最大化创新潜能——这显然不是一个反智的政府能做到的，而且这需要耐心。
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平衡，以及各种巨大的危机，实际上是需要更多的合作、协商的，不仅仅是环境，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以邻为壑、加剧对抗，都是不可取的做法，但要在国际上保持一个公正且有道义担当的角色，其实也离不了国内政治方面的公平、良善——我们不能幻想一个不顾国内民众死活的政府，会真正关心别国人民的福祉。
【六】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一个社会越是扭曲，人们被烂污环境同化的几率就越大，诸如拜金观念、社会歧视等等就会越发盛行，这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我们尤其要明白一点，就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观念是精英阶级灌输给社会的，目的正是为各种社会不公辩护，从而使人们接受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当然，诸如“小政府”的观念，其实就是因为政府具有潜在的对抗资本势力的可能和能力，因而大资本对政府是不放心的，必欲将社会权力从政府手上夺过来（请大家记住一点：社会权力从来不会消失，只会发生转移）。
今天的我们必须抛弃主流经济学观念，人类需要更多的公平（公平显然会促进人类的创造力及道德上的良善，乃至提升幸福程度）；我们甚至要抛弃消费主义，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已经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物欲必须有所节制，至少最近这些年要节制——除非真的有了技术上的巨大突破，实现了消费品的安全、巨量生产。
新冠疫情给世界造成的冲击还在扩大和深化之中，希望这种巨大的代价最终能换来人类的成长和进步。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托马斯·皮凯蒂，《漫长的危机：欧洲的衰退与复兴》
加里·M.沃尔顿 等著，《美国经济史（第12版）》
辜朝明《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辜朝明《大衰退时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