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保）罐头食品出口史

1953年开始，军需罐头生产锐减。由于人民收入不高，罐头内销市场有限，罐头厂处境困难，迫切要求扩大出口。1953年，苏联首次从我国进口水果罐头。当时，总公司尚无主管罐头业务的机构，而由主管水果业务的吴成章同志承办。1954年，我国对苏联出口罐头数量大增，有猪、牛、羊、家禽、水果、蔬菜等十多个品种。

对苏出口肉禽类有清蒸猪肉、清蒸牛肉、清蒸羊肉、去骨鸡。

水果类有苹果、梨、桃、杏、海棠、山楂、菠萝、桔子等，又分糖水、果酱、糖酱三种。

蔬菜类有酸黄瓜、青刀豆、茄子酱、填馅辣椒、青豆等。对捷克出口原汁猪肉、午餐肉；对民主德国出口原汁猪肉、浓汁猪肉；对罗马尼亚出口茄汁鲤鱼、茄汁鳗鱼、茄汁鲢鱼；对波兰出口浓缩果汁。

1958年，古巴革命胜利，为了支持古巴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我们对古巴出口原汁猪肉。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十分重视，从未发生过质量问题，受到古巴消费者的好评。

1954年，我国首次对苏联出口猪肉罐头,是按我国传统口味生产的红烧猪肉，年底，李瑞征副经理去苏联谈判，苏联方面提出红烧肉不适合苏联人民的口味，不久苏联方面派罐头专家来试制清蒸猪肉；捷克派罐头专家试制原汁猪肉、午餐肉；民主德国派罐头专家试制浓汁猪肉（又称古拉许），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生猪肉装罐，不加酱油、白糖等调味品，原汁原味。当时，生产对苏联出口的罐头厂，都有苏联罐头专家驻厂或巡回检查验收才能发货。

1954年4月，外贸部傅生麟副部长出差去四川，省委说四川猪多成灾（！），宝成铁路尚未通车，生猪和猪肉都无法外运，要求外贸部在四川生产出口罐头。于是，总公司派张汉秋和我前往四川万县罐头厂（公私合营的一商业资本家投资新建）试制对捷克出口原汁猪肉，水运到上海口岸出口。

1956年成都罐头厂建成。我和轻工部食品局罗文艺同志、上海分公司周鉴平同志陪同苏联罐头专家去成都、万县试制清蒸猪肉，苏联专家乘飞机去成都。……第四天四川省轻工厅派来一辆小汽车将我们接到成都与苏联专家会合。省轻工厅也派了几位同志一同到万县试制清蒸猪肉。苏联专家对生产的猪肉要求很严。凡到一地先看屠宰厂，如果屠宰厂不合要求，罐头厂条件再好也不同意安排生产。当时，万县是小作坊式的土法杀猪，根本不符合苏联专家的要求，于是，市委下令突击改建屠宰厂，勉强达到苏联专家的要求。

对苏联、东欧出口罐头，统一使用长城牌商标，由总公司统一对外签订供货合同下达各地执行。对资出口罐头由上海、天津、广州、汕头、南宁、福州、厦门、青岛、大连等口岸公司对外经营。每个口岸都有一个或两个专用商标。上海梅林牌、绿叶牌，天津长城牌，广州、汕头天坛牌、珠江牌，南宁象山牌，福州、厦门水仙花牌，青岛飞轮牌、牡丹牌，大连红梅牌。有些品种如红烧猪肉、红烧扣肉、红烧牛肉、红烧鸡、红烧鸭、菠萝、桔子等，几个口岸交叉经营。为了统一对外，避免自相竞销，所以由总公司制订各个品种的限价。对主营口岸及配合口岸，总公司每年都要召开对资出口罐头会议，制订经营方案以协调各口岸公司之间的关系以便统一对外，有序出口。

五十年代，我国是计划经济，而罐头以出口为主，更是集中管理。从原料供应、生产、销售都由总公司与轻工部食品局协商安排。不仅要安排生产还要安排猪、牛、羊、水产、水果等原料的调拨计划，甚至连调味品月桂叶、胡椒等也要总公司安排进口。由于各部门的角度不同，下达联合通知需要反复协商才能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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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开始对苏联、东欧出口罐头以后，品种和数量逐年增长，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重视。轻工、外贸两部每年都要联合召开全国罐头会议，讨论和解决生产和出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年在北京开全国罐头会议，朱德委员长亲自到会行讲话，到会代表受到极大鼓舞。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抓出口罐头，多次要总公司书面汇报情况，并及时给予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