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贾樟柯的二三事
我和贾樟柯都出生在山西，他是70后，我是90后，都有香港情结。现在的他落叶归根，而我还在外面漂泊。“
我不知道最后的我会不会同样落叶归根，但贾樟柯于我，构成了游子对家乡的幻想，思乡是他，异乡也是他。
距离我第一次看《站台》，已经过去六年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生长在山西的18年，是极不想看贾樟柯的，里面破败的小镇、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一点不国际化的方言，都会增加我对故乡的厌倦，恨不得下一秒就走出去。甚至在出去之后，也和许多摆脱故土的明星、名人一样，企图刻意隐瞒自己山西人的身份。那时候，大众对山西人的认知，还只停留在“煤老板”、“土豪”的概念上。
像贾樟柯这样赤裸裸展现世界的导演，并不多。
2014年，是我在外读书的第二年，我和同届的几个朋友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团，一心一意搞电影，看了不少片子，办了不少活动。那时候，哈尔滨灰蒙蒙的春天突然让我想起儿时会刮沙尘暴的家乡，我点开了《站台》。
80年代，一个剧变的年代，窗内的生活毫无生机、一成不变，窗外的世界已经进入疯狂的新时代。留在小县城的年轻人们，总幻想着出去，盼不来火车，盼来了生活。影片的最后，心高气傲的尹瑞娟最终还是嫁给了崔明亮，烧水壶像呼啸而过的车鸣声，他们的孩子依旧向往外面的世界。
那是我第一次，试图理解故乡、父辈和曾经的生活。我想起小时候翻出妈妈美丽的淡黄长裙和喇叭裤，中年体态呈现臃肿的她眼睛闪着光，讲起年轻时的自己每晚去跳disco，跳破了好几双鞋。还有家中的电视柜，vcd的下方摆满了我的动画片和爸爸的盗版港台片，除了《英雄本色》和《古惑仔》，还有今天被称为cult片的杂七杂八的光盘。
我房间的门上有一块内外都看不清的透光玻璃，爸妈早早安排我睡觉后，就会在客厅看电影。我常常透过那扇毛玻璃看外面，企图看清电视上演什么，看不清，但光怪陆离。
一如我对香港的感情一样。
我和贾樟柯的香港情结，来自于放映厅和录像带。《浅醉一生》从《小武》唱到了《江湖儿女》，《喋血双雄》的镜头贯穿了整个贾樟柯的电影世界。1996年，贾樟柯带着《小山回家》来香港参加独立短片展，第一次踏足他心心念念许久的香港。他后来在《贾想II》里面这样写到：
街道上人的密度真高，擦家而过时甚至会触碰到别人的皮肤，从旺角的女人街、庙街的自由市场、佐敦的国货店，一直走到尖沙咀。夜色中海面上往来着摆渡船，人来人又去，此岸又彼岸。多年之后，我还是喜欢九龙多于香港本岛。那一片连接着大陆的土地上龙蛇混杂，港口里货船进进出出，茶楼酒肆里人声鼎沸，人们饮茶，吃饭，翻报纸，说闲话。疲惫倒也生机勃勃。在油尖旺一带闲逛，我常渴望遇到一场吴宇森电影里的枪战，我在人流中分辨谁是黑社会，谁是暗探，谁是国际通缉犯。明月依旧照尖东，但终究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的父母，终究是没走出山西的人，他们盼来了鸡毛蒜皮的生活，也盼来了一个渴望出去的游子。从大学读书到现在的7年，我回家的时间总计不超过半年，到了寒暑假，我就跑到全国各地玩，认识各种新鲜有趣的人，听故事、讲故事，我有时雾里看花，有时放远放大，有趣的就写下来，无聊就继续启程。后来研究生到了香港，朋友笑称我跨域了一个中国。
离家的时间越久，我越来越喜欢贾樟柯，也越来越懂贾樟柯。他就像故乡的一根牵引线一样，让我这个放飞的风筝依然记着来时的路。是的，我本以为，走了很多地方、去了许多城市的我，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在香港第一次吃竹升面的时候，我意识到南方的面条是这样的，南方的醋是红色的，南方的辣椒是发甜的，南方的天气是潮湿的，南方的语言、南方的衣着、南方的……
呵，我终究摆脱不了故乡。
2018年，《江湖儿女》来深圳举行见面会，我见到了贾樟柯和赵涛。在提问环节，我问他：导演的故事依旧着眼于7、80年代的前辈，有没有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小辈董子健、李梦等人的电影呢？
我有点忘记他怎样回答，但他说过，相信后辈能做出属于自己的电影。
于是，有了平遥国际电影节。
2017年，我刚来香港读书，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节开幕了。第一次，我有一种浓烈的想要回家的情绪，我想坐在古城里看电影。
朋友发来了照片，问我：“你还不回来吗？” 我无言。被我带着逛古城的广东姑娘发来链接，和我说：“好想再看一次《又见平遥》“ 我隔着屏幕点点头。
紧接着，是两年后的吕梁文学季，贾樟柯讲起自己的初衷：“我是从小地方来的，我知道每一块土地上都会有热爱文学艺术的人。只有增加乡村的文化吸引力，才能够重新吸引人们回到乡村。”
他是个喜欢写文字的电影工作者，我是个想拍电影的文字工作者。
直到今年，我依然怀抱着信念，想着下一年办好签证，就回平遥看电影。甚至在这一届开幕时，我收到去现场看电影的从业朋友发来的微信，吐槽这次选片无厘头，我都笑着回复：“好想明年赶快回去看啊！”我甚至在昨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讲起日后的目标和理想，朋友要朝着周深前进，我想了半天，嘴里蹦出了贾樟柯的名字。
然后就在一个晚上，好像都有点不一样了。
我又想起了《站台》，还有那个在电影四分之三处消失的女主角钟萍，那个教尹瑞娟抽烟的、爱穿红色的女子。她比片中任何一个男女都更渴望自由，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在一次被抓入警局之后，钟萍备受打击，永远地离开了她的恋人和朋友，至此音讯全无。
“那个女孩是我的希望，我觉得她此刻仍然在路上。“贾樟柯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
那些在我生命中无缘无故结识、又无缘无故消失的人，也在暗示着我同样无缘无故地出现和消失在一些人的生活中。
后来我离开了汾阳，在深圳工作了二十三年。我很少回家，但每次在超市里看到汾酒的时候，心还是会颤动一下。偶尔回去汾阳，我会在夜里出门，在黑暗中走过我走过的街道。我不想碰到熟人，也不想和正午的阳光正面相遇。在深圳，我习惯了周末去香港闲逛，我活动的半径是东南亚，去那里出差，去那里度假。我不知道自己想忘记什么，我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忘记。有一页被翻过去了，那就翻过去吧。
离开故乡之后，我在哈尔滨停留了4年，接下来的脚步，暂时停留在了香港。那个贾樟柯迷恋的吴宇森的香港、叶倩文的香港、邵氏的香港。
相比起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香港的发展似乎停留在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习惯用现金，饭店吃饭仍然习惯写单，电视上依然播放着罐头剧，周大生周生生的金铺门口，一个个店员站得笔直，等待着大陆游客。有时候从海防道转入弥敦道时，我总会进九龙公园逛两圈。到了周末，我就和朋友逛逛街、行行山，俨然像个当地人。偶尔跑去深圳，也是吃喝玩乐。
我时不时会陷入一种融入和脱节的困境中，仿佛100米不到的罗湖口岸连接着两个不同的世界，30年前是，30年后亦是。我也总会这样安慰自己，落脚在相隔不远的hk，收拾行囊再出发，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钟萍，却进入了《三峡好人》的语境，行走在江湖中的沈红永远斜挎着一个背包，拿着一瓶矿泉水，不停地走、不停地赶路。这种进入陌生环境的侠客形象经常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不同于当地人放松的姿态和表情，他们总是旁观的、冷漠的、自主的。
在香港久了，我已经牢牢记住歌赋街、庄士敦道、豉油街、砵兰街的位置，粤语对我不再是陌生的语言，几个熟悉的茶餐厅已经把我划作熟客，进门就会帮我做一份常餐和冻鸳鸯。
有时坐在网红的咖啡店聊天，有时候约着朋友去酒楼吃早茶，认识的鬼佬喜欢约着去湾仔或中环泡吧，出入的展览厅时常挂着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名画。香港作为一个避风港，和山西安土重迁、浓重深厚的文化不一样，这里每天都有新的人到来，每天都有旧的人离开。有些扎根的人把香港当作第二故乡，也有的人把这里当作跳板，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无根的漂泊和时代剧变的迷惘。
当我打破家门的毛玻璃，真正踏入光怪陆离的世界之后，反而更加理解金庸黄霑书写的江湖世界。那些无根的人剪断了故乡的引绳，在望不到土地的海上“一笑泯恩仇”，做了个四海为家的《江湖儿女》。
我终究，也从小镇青年，变成了江湖中人？
向北望，是大海茫茫；向南望，是滚滚香江。
黄土和高原，成了我目前到不了的远方。
我收到了高中朋友的结婚请帖，笑容灿烂的她不见职场斗争的腥风血雨，岁月静好。
你会是尹瑞娟，我会是钟萍嘛？
我并不知道时代如何被推动，反正它就是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