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归途
坐七小时高铁，跨三千里山河，一大早从深圳北站出发，日落时我已到达郑州站。 背着行囊，托着行李来到西广场的出口处，迎面吹来一阵干燥凉爽的秋风。天空灰蒙蒙的，广场一侧的大屏幕上不时滚动着一句标语：”豫见中国，老家河南。” 前来接我的二弟远远地迎上，把我的行李放进车子的尾箱，上车回家。一路向南，离家还有100多公里路。
1. 看了一下时间，大约是下午5点10分，车子行进在郑州二七区的路上，车窗外是陌生的街道和楼群。 “关于郑州，我知道的并不多”。李志的在他民谣《关于郑州的记忆》的开头这样写道。其实对于这座故乡城市，我也并不熟悉。每次回家，都是从这里一转而过，许多地方并没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只是记得某年冬天喝的一碗方中山胡辣汤的辛辣味道。 有人说，郑州夹在洛阳与开封之间，好像透明般的存在。那语气虽然有点刻薄，不过从城市历史的角度来看，也算不失公允。自先秦至唐末五代，洛阳一直是河南的中心，然后自宋元至民国，开封又接替洛阳成为中心。 洛阳向左，开封向右，郑州落寞地躲的历史视野的边缘。但郑州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群星闪耀的历史夜空，只不过那些闪耀的时刻距今太过久远，存在时间又过于短暂，如同一道流星划过，转瞬消逝，未曾引来太多瞩目。 就在距郑州火车站5公里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商都遗址公园。外面一层厚厚的黄土护墙，里面是考古人员挖掘出来的古城墙土夯。据《史记-殷本纪》载，“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注：隞也做嚣，今郑州商都遗址） 商朝在前期为了逃避水患或是巩固政权，总是频繁迁都，没过几代，都城又被迁往黄河北面的安阳。隞（郑州）作为商都，只是三代之后，国都再次北迁至安阳，郑州作为商都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商都迁移后又过了大约500年，商朝被周朝取代。武王派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一起监督纣王之子武庚，共同管理殷商旧地。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蔡二人疑心周公图谋不轨，遂联合武庚一起叛乱，败，管叔被诛，身死国灭。管叔所在的管国即是今天郑州的管城区。 管蔡叛乱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早记录的兄弟间自相残杀的事件。想当年他们的曾祖父太伯和虞仲，为了给弟弟和侄子让贤而选择离家出走，最终使文王得以继承王位，开创周朝八百年的宏图大业。《史记-周本纪》载："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文王祖父）欲立季历（文王父亲）以传昌（文王），乃二人亡入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兄弟之道，相助可断金，相斗则俱伤。 2. 5时半，出郑州城区进入新郑地段，上高速没多久就开始塞车了。 天色已暗，车窗外的华北平原一片苍茫。若不是偶尔看到平原上的烟囱和高压线杆，你会在某个恍惚间忘了今夕何夕：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这片平原正是郑国的腹地。 郑国一开始只是一个二三流的小国，西周末年始封在陕西省境内。开国君主郑桓公深谋远虑，预料到周幽王的统治肯定会出问题，早早就为子孙后世谋划了出路。他看中了洛水以东，大河之南，楚国以北的这片土地，安排他的儿子郑武公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开疆拓土。待到他的孙子郑庄公即位时，郑国已经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主，游刃于齐，晋，楚大国之间。 和管蔡叛乱一样，还是因为兄弟间争权夺利，郑国渐渐走向衰败，这次的始作俑者是郑庄公。他为稳定政权，囚禁了生母，逐走了亲弟。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和权臣之间又互相伤害：老大被大臣杀害，老二被驱逐在外，老三被齐襄公杀害，老三的接班人又被老二安排杀害。一番互相伤害之后，郑国从此元气大伤。郑国立国共约400年，最终在春秋末期被韩国所灭。 秦统一六国后，把原来陕西境内的郑国定为郑县，把河南境内的郑地称为新郑。今天我们看到”郑州“和”新郑“这两个名字，可能会误以为先有郑州，后有新郑。实际上郑州的名字是在隋朝的时候才正式确立的，比新郑的地名晚了数百年。
3. 晚上6时半，终于过了最堵的那一段路，离开新郑，进入许昌市禹州境内。 禹州古称阳翟，据说曾是夏朝的第一个国都，又据说是大禹的故乡。尧舜禹夏的传说太过久远，已难以考证，但先秦以来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却有很多文字记载。 《史记-吕不韦列传》开篇写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吕不韦不愧为巨商大贾，他策划的大手笔战略投资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回报：看准子楚”奇货可居“，助其登上王位成为秦庄襄王；把怀有身孕的爱姬献给子楚，然后生下了帝国的始皇帝，钓得了秦国的江山。如此说来，秦始皇的籍贯应在许昌禹州。不过，不少学者认为”进怀孕之姬“的故事不实，只是太史公个人的感情倾向罢了。 吕不韦的结局是饮鸩自尽。他虽然富可敌国，权极一时，却不得善终，所以说商人还是不要去掺和政治为好。 禹州还是早期韩国的都城。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将王室从禹州搬到了郑国的国都新郑。春秋五霸的时代就此谢幕，一个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战国时代开始登场。韩国东临齐国，南邻楚国，西邻秦国，既在大国的博弈间左右逢源，又在大国的挤压下苟延残喘。 公元前230年，强秦西出函谷关，如虎出笼，来势汹汹。存在了140多年的韩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第一个牺牲的羔羊。《史记-韩世家》载："秦虏王安（韩的末代国君），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 可怜那韩国公子韩非，空有满腹治国法术却不被重用，押放到秦国做人质后又遭到李斯的陷害。韩非曾与李斯一起在荀子门下求学，李斯自以为才学不如非，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逼得他自辩无门，服药自尽。 另一个韩国的贵族子弟张良的命运则迥然不同，先是策划刺杀秦始皇未果，后投靠汉王刘邦，最终推翻了秦朝，封为留侯。功成，名遂，身退。 韩国在战国的烽火中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颍川则渐渐称为东汉魏晋时期的文化重镇，许昌禹州一带则是颍川的文化核心圈。 三国时，这里是曹魏的据点，曹操广纳贤才，颍川人才辈出。荀彧，郭嘉，徐庶谋士无不出自颍川。建安七子曾在这里吟诗作对，竹林七贤曾在这里饮酒弹琴，魏晋的风流气度曾弥漫在颍川的上空。 4. 晚上7时，终于在平顶山郏县出口处下了高速，离家越来越近了，仿佛在空气中嗅到了羊肉饸烙面的味道。 不经意看到了路边三苏墓的旅游标牌，原来苏轼父子的安身之地就在不远处。 宋时的郏县归属汝州的管辖。苏轼到汝州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094年的春末，那时他已经57岁。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向弟弟苏辙（字子由）寻求经济资助。 来汝州前，他遭政敌弹劾，被贬往岭南的英州（大约是今天英德一带）。岭南离中原千里，跋山涉水，拖家带口，需要一大笔花费。苏轼平日放浪形骸，并无甚积蓄，因而来汝州向弟弟寻求接济。苏辙在汝州做官，仕途还算平稳，兄弟俩相差两岁左右，平时常常互相作诗应和，情深谊厚。 据说，兄弟二人相聚期间曾去郏县城外的小峨眉山游玩。苏轼居高临下望去，但见嵩山隐隐，汝水悠悠，景貌颇有故乡峨眉山的神韵，便即兴表达了退休后来此归隐的愿望。 公元1101年，苏轼于常州病危，苏辙仍在附近许昌一带做官，便按照兄长生前的愿望把灵柩运回郏县安葬。后苏辙去世后，也安葬于此。再后来，有人把其父苏洵的衣冠冢合葬于此。这便是三苏墓的由来。 和李白一样，苏轼这一生都在大地上行走，离开故乡后便一去不返。初，从眉山县东入开封，科举取士，年少得志。然后一路宦海沉浮，辗转漂泊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儋州，终卒于常州，长眠于汝州（郏县）。 这是一段通往他乡的跋涉，也是一次通往彼岸的远行。他也许早已把人生看作是一场诗意的出走，因而才会在诗中感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春泥。”，在词中感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信中对子由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二弟嘀了一声喇叭，车子已经开到了家门口的菜地旁。三弟闻声打开家门，院子里温暖的光透过门缝照在我的身上。 行走的浪子此刻终于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