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殿堂外》读书摘抄
1、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自己不会作古诗词、文言文，没有感性体会，对于古人的诗文研究，总归隔着一层。
2、（清诗研究）“经典性成果”。一为总集、选本与工具书：（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2）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3）钱仲联《清诗纪事》；（4）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二为个人研究专著：（5）钱钟书《谈艺录》；（6）汪国垣《汪辟疆文集》；（7）钱仲联《梦苕庵论集》；（8）刘世南《清诗流派史》；（9）严迪昌《清诗史》。
3、我还想起清代诗人彭兆荪（甘亭）的两句诗：“世眼嗤点皆寻常，誉我我转心奭伤。”的确，内行一句中肯的指责，远远胜过外行的众口交誉，何况是内行的称赏？
4、章太炎论学术研究，谓“近世为朴学者，其善者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学隐》）
5、认了近两千（字），才教我读当时用浅近文言编写的国文和修身课本，然后再点上述古书让我背诵。他和一般塾师不同：（1）不教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一类发蒙书。（2）不是叫我死记硬背，而是详细解释文义，再让我熟读成诵。这就不断开发我的智力，使我喜欢思考问题。
6、即使是启蒙幼儿，也应着重智力的开发，绝对不可只使其死记硬背。父亲的详解，使我对读书这事越来越有兴趣，越有兴趣就越会主动找书看。这种良性循环，就培养成我这一辈子喜欢读书，而且必求甚解的习惯。
7、我平时最爱看古人与时贤的年谱和传记，特别注意他们的读书方法，从而形成我的铁定原则
8、强调打下扎实基础。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校注古籍的，一定要对经史子集有个全面了解，就是直接阅读原著。我曾将“十三经”中没背诵过的圈读一遍，每天4页。结果，《易》35天，《仪礼》74天，《周礼》50天，《礼记》107天，《公羊》47天，《孝经》只28分钟，《尔雅》24天。这是任何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我担任《豫章丛书》整理工作的首席学术顾问，发现不少校点者就因为没读过“十三经”，分不清哪些是原句，哪些是作者的说明。
9、对主要的经书（“四书”、《诗》、《书》、《左传》），子书（《老子》、《庄子·内篇》、集部（《文选》《古文苑》《古文辞类纂》中的名篇），必须熟读成诵。清人惠士奇说过：“先辈无书不读，尤必有得力之书。”（王鸣盛《蛾术编》卷八二《说通二》的《读书必有得力之书》）近代黄侃也说过，读书人真正下力气的只是几部书。我理解这话是说，你只要真正读通了这几部书（当然根据专业需要，不能固定哪几部书，但必定是打专业基础必不可少的），其他有关的书，自易触类旁通，迎刃而解。博而不精，那是平均使用力量，浅尝辄止，不能深造自得，那是不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我的做法是，在专精的基础上力求广博。但博务必围绕精这一中心，否则就泛滥无归了。
10、背诵，不但能使你熟悉本文，而且能激发出你的灵感，你会联想到很多看似无关其实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学术本来是一个天然精巧的有机的总体，你彻底熟悉了它的主要部分（根据你的研究角度所确定的重点而言），其他部分自会被你摸索、勾连起来。邢邵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背诵才会熟。
11、我强调要读原著，否则即使有工具书，你也没法用。
12、注释不是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关键在于读书。也就是说，根柢必须深厚、扎实。否则必然是盲人扪象，郢书燕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工具书上查不到的，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要查，也不知道怎样查。
13、一般人都认为钱先生太狂了。这是很自然的，凡是学识高明的人，总不能被一般俗人所了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俗人自然以他们为狂了。
14、阎潜邱尝言，著书须“不错不漏”。近日钱钟书先生尝为弟言：“阎氏之言，谈何容易，但能做到错而能改，漏而能补，斯可矣。”窃以为此深知甘苦之言。
15、“俭腹高谈”的人，论著可以倚马千言，其实大多“著书而不立说”，要他动手标点古籍，马脚便露出来了
16、你们要搞好古书的标点，请你们熟悉经、史、子、集，至少得通读过最主要的部分
17、中国古代文人都是饱读诗书的，你连看都没看过他们熟读的书，就想去标点、注释他们的诗文，行吗？
18、（怎样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
（1）精读打好根柢的书
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十三经”必须全部阅读，真正读懂。这懂，是指在现有各种注解的基础上弄明白书义。自两汉以迄明清，中国的文人，无不从小就熟读这些经典，你要研究他们所作诗、文，怎能不了解他们读过的主要书籍？
（2）博览群书
尽管你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但中外古今的文、史、哲，以至政治、经济，都应有所涉猎。以这样的文史水平，即使电脑列出了全部资料，他也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
（3）确定主题，力求搜齐资料
在精读和博览的过程中，自然会萌生心得、体会，这就可以明确科研主题，围绕这主题来搜集材料。凡有关作者、作品和古今中外的评论，必须力求把这些资料搜罗齐备，以免撞车
（4）观点要由资料中提炼出来
没有观点，只是罗列一大堆资料，那不算学术著作。黄平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学习，为确定选题，和导师反复商量。导师总不断要求他读书，而不替他定题目，要培养他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以后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定下选题。这朋友终于成才。黄平还谈到当年冯友兰、金岳霖两先生经常告诫：年轻人读书期间要多读、多听、多想，少写、少发表（甚至不发表）。我以为这非常正确。只有这样，才能有自己的新见解。
（5）著作必古所未有，后不可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6）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诗和词。钱仲联、程千帆在改革开放后，都曾在谈治学的文章中说过：研究古典文学的，不会创作，其分析评论古人作品和理论，往往隔靴搔痒，不能鞭辟入里，所作只是一些模糊影响之谈
（7）不受名利诱惑。
19、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导胡孚琛教授说：当前学术界存在着“逆向淘汰”现象，即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一些有独立见解的精英人才被扼杀，反而使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成为“适者”生存下去。现在评委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不仅同这些学术成果的本身价值不一致，而且与社会同行公认的评价也不一致。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大多数评委并非同行的权威，而是由行政安排的外行或是邻近专业的来评定的。这样，那些一人擅长的绝学或是个人的发明创造，反而被不精此学的专家压制住，得不到社会承认。
20、从事中国人文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把国学（经、史、子、集）的基础打得结结实实。而且要多读古书，透彻理解其字、词、句的意义和用法。我不赞成小学生读“四书五经”，因为他们长大后并不都从事文、史、哲研究。但大学文科生，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又涉及国学的，却必须补上基础培养这一课。
21、曹聚仁在他那本文化史里说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是“知”，我们在这基础上推陈（知）出新（识），就是自己的创见（识）了。
22、现在文科已经没有了学术权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员订规矩。对他们而言，可以摸得着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东西。”（资中筠）这段话非常精彩，从本质上指出了科研成果量化的根源：学术成果的评定，必须由学术权威来作出，而不是行政官员。（尽管现在的高校领导没有一个不是教授，但是名实是否相符，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现在学术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现行学术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只见行政，不见学术”。评定职称、课题、奖项、重点学科基地、学位点、“211工程”，等等，这些本来是学术界自己的事，政府只应做服务工作，现在却都变成政府行为。这种行政体制产生一种学术官僚，他们垄断学术资源，甚至决定他人命运。如能不能评上奖，能不能当教授、博导。这是学术界的特权阶层，也就是学阀、学霸。
23、厦大教授们接着指出，政府干预学术，必然违反学术规律，什么东西都计量化、数字化，完全以数字代替实际能力。而一些“甘坐冷板凳，一剑磨十年”的真正学者，却被那些“数字化生存”的投机取巧者所压倒。数字化管理的结果，是为学术界打造了一大批“真正的假学者”。职称、职务是真的，货色却是假的，根本就不具备教授、博导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最后谈道，行政部门定审批制度使学术界人忙于各种“公关”，也形成了各种小圈子，不正之风高涨。
24、（熊盛元：）这是因为“古典诗歌（包括古体和近体）属于文言语言系统，你要写作古典诗歌，当然必须采用文言词语，而中国士人的传统文化心态，是主张诗歌语言典雅的，这就必然要向群经诸子以及史籍去选择合用的词汇。至于外来词语，只要能表现新意境，自然也应该吸收。这就和中古以来士人吸收佛经的词语与典故一样，完全可以同化它们”。
25、大抵经部要能熟读《诗》《书》《左传》全部，《易》《礼记》的部分，其余细看。子部熟读《老》《庄子·内篇》《荀子》的部分，其余细看。史部熟看前四史的纪、传（包括世家）。集部主要是《昭明文选》的诗、文，《文心雕龙》要熟。有了这些作底子，你再一面明了读书门径（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等），一面学习、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特别吸收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我写《史》就是这样做的。
26、（旧体诗词）我就不断地读，慢慢地自己也学着涂抹几句。我懂平仄根本不是从音学原理学到的，而是古人的近体诗读多了，渐渐辨清哪个字是平声，哪个字是仄声，哪个字可平可仄。四声本是口耳之学，我却目治而得。这也有个好处，就是读得多，词汇、句式、典故，越来越熟悉了，越来越会运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