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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轻没重的，弄不了音乐，没轻没重碰琴的人会遭天谴，写诗也一样。可要是这么说，那乒乓球我也打不了。

回别人信息也是这样，要么太冷淡了，要么觉得太drama了，我不能回信息。

也不知道是不是很悲哀，我今年已经34岁了，但是想起来最幸福的还是16岁的时候，一个晴朗的初春日子，我和老雷在水库旁的山坡上，我坐着，老雷躺在我怀里看着我，湖面金光闪耀，天空蔚蓝，天底下只有我们俩，老雷问我，你说如果我们俩生一个孩子，会是什么样？

从自然生物观察的角度，这很像一个觅偶繁衍屡次失败之后的孤独动物的一些心声。

当时我其实很清楚我活在奇迹里，那时候我已经听过了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歌词说地球上，两个人，相遇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也是用感谢奇迹发生的眼神看着老雷的，我小时候很信这些，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来共枕眠，现在想来大概是受《新白娘子传奇》的影响。

这几年晚上我都没有开过顶灯，我从来都是拿一盏台灯放在房间角落，还要在灯罩上再套一层。

我也没有再写过信和诗，自从唱歌没有感情内涵了以后，我就发现了很多发声技巧，并且可以从种种发声技巧中读懂自己人不从心。

我记得我买的第一张非流行音乐是玛丽莲·曼森的那张《稀奇古怪的黄金岁月》，里面有一首《这一泡新拉的屎》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碟店老板是一个肤色惨白只穿黑色衣服的中年人，好在喜欢听金属，所以身体还不错（反正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我当时其实并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听摇滚的人要每天在一间白晃晃的、用隔板隔断的卖盗版碟和电子周边的商铺的最角落里坐着，还会时常嘲笑他周围那些卖盗版Windows Xp和盟军敢死队2的人没有音乐品味（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嫌他放的音乐吵），我在的时候他会把音量调得比平时大。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来着？哦因为我想说我现在打开Spotify根本不知道要听什么，这个逗号后面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那家碟店叫死亡阵线，第二个千禧年开始第五年，拨号宽带刚刚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万事万物还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后缀，有次我和云、老雷、旗子一起去那家碟店，那天是阴天，但不闷热，刚下过雨，商铺没有开灯，我应该有点装模作样的，因为想表现跟老板很熟。那家店就在10路车站后面，我放了学经常会去那里坐一会儿蹭碟听，这样很多乐队我没买就知道了自己的喜好，比如软饼干、绿日之流就是商业朋克不值一提，当时我已经日夜在听涅槃，我感觉我好不容易脱离了流行歌曲的性格之海，可不能再被骗了，所以我喜欢大门、喜欢平克·佛洛依德，也同样渴望在27岁附近的时候，就因为创作力暴蓬而导致个人生活彻底烂掉，无法再复原，于是在狂喜和敬畏中，对世俗花招和厌烦和轻蔑中从容死去。那时候我知道的人不多，我觉得天才就两种，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尼古拉·特斯拉这种，一种就是兰波、梵高这种，因为缺乏理性，我对后一种比较合得来，在阅读他们是怎么活过的时候，我会深切地觉得人类自古以来以后根本就不会变，根本就是一样的，所有的那些本源的伟大和悲哀的境遇：为什么他们为了爱和生活的美好就可以如此纯粹而执着地受难？就好像第一次读海子时那样，你看到海子说，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你看他说面朝大海什么的，还说要不是太阳太远他要死在那里，我觉得我心中从未被提及过的、纯粹的那部分被理解了，而且这世上还有很多人也理解，所以他们的作品才会被留下来，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那些最善良的人往往死于非命，但他们在这世上存在过，如果他们是可能的，爱就是可能的，而我也是可能的，我想，我想用我的生命去延续这指引我的光，我愿意把自己献祭给爱给真神，就是请让我历经人生的苦海而不堕落。

所以，那时候我的偶像很少有活到三十的，即使活过了也恨不得一个个再早死几年，芥川龙之介、太宰治那样的，那样的我相信每一次孤注一掷的创作都有意义，我相信尽可能地绽放成一颗更大的烟花让人观看才是更重要的，我那时候对人类可能抱有病态的偏见，我有次看完了一场本地拼盘乐队的演出，在论坛上讽刺那些玩儿票性质的摇滚乐手活得太长了，我认为那些才华横溢而无私创作的人类才是上天真正的宠儿，即使用不幸、偏执、人格障碍之类的词语去定义他们，谁也不能说他们白活了一场，他们是那些脑满肠肥、无聊度日的人的反面。对从前的我来说，死亡不是一个对我垂涎欲滴的魔鬼，它是由我个人意志决定的谢幕。

《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电影和儿时集体对烈士的纪念，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诗句在更小的时候影响了我。小时候我在叙事中遭遇的最大困境，可能就是地下党被鬼子或者国民党给抓了，我崇拜那些在地牢里经历无数的严刑拷打依然一言不发的烈士，或者不如说，我崇拜那些精神上战胜了肉体的人，关羽刮骨疗毒和刘伯承眼部中枪做手术坦然自若的故事都让儿童的我觉得，这才是人长大的样子和意义。

如果这些是19岁写的，而不是34岁，那就不叫自我羞辱，也不叫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