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行为守则——On Translator Ethics

豆瓣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呀，许久未更新，先来道个歉~ 最近进入了写论文的关键阶段，云听了许多翻译forum和workshop（有机会会和大家分享感想），并且新开始了一本书的翻译（上一本译书得到了好评，开心！），实在忙到爆肝，连写豆瓣都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

随着自己的翻译事业渐渐转向正规化和职业化，我也在重新思考作为一名译者应当给自己的定位，毕竟学术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不小的鸿沟，今天就趁此机会来和大家聊聊译者的职业素养，让我们看看西方翻译研究的学者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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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即一套判断对与错的价值标准或行为准则。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国内译作翻译伦理学，是最近几十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课题，一开始由Antoine Berman在1980年代提出，但是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当时的普遍观念里，译者的行为准则就是忠实于原著(fidelity)，这个标准在今天仍然深入人心，以至于我胆大包天地对这条准则提出质疑时，受到了大量的攻讦（见忠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翻译，不存在的）。

当然，后来我也陆续发文defend自己的观点，比如为什么说忠于原文是谬误。今天，就借由Ethics这个话题，系统地聊一聊作为一名译者，到底是否能够做到忠实，以及应当忠于什么。

A translation should represent a source text，翻译应当'忠于'原著，这是无可置疑的，毕竟译著通常是后于原著存在，并且诞生于原著的基础上，所以翻译学界心照不宣地默认，译著应当和原著之间有着清晰明确的联系，即当读者对比原文和译文，能找到明显的关联，或者读过原文的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联想到原文。当译作并不能触发这种关联时，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它不够忠实。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使用的英文是represent(代表)，而非be faithful to，来对应‘忠实’这个概念，当译作represent原作时，对于二者之间的相似程度并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而当要求译作必须be faithful to原作时，读者往往会期待译作是原作的完全复制，读了译作就等同于读了原作，从而使译作和译者陷入一个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尴尬处境，接下来细说。

大众的观念里，译者往往被视做信使（messenger），连结双方的桥梁（bridge-builder）。一个信使有权改动TA要传递的信息吗？当然没有。桥梁有自己的感情吗，当然也没有，而且桥梁必须是水平的，不能向任何一方倾斜。因此，大众往往会抱有这样的期待，认为译者必须要并且可以做到不改动原作并且保持中立立场，并以此标准来要求译者，这就是传统翻译伦理学的概念，fidelity和neutrality。

然而，译者真的能做到这两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一，译者所做的并不是单纯的复述原文，而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transform)，已经注定文字和信息会在转换过程中发生改变，对原文的完全复制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原因二，后现代哲学思想（比如Derrida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已经证明，事物的含义（meaning）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依赖于解读的行为，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读同一个文本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理解，而译者所翻译的，也不过是TA自己的解读（interpretation）而已，这一点其实之前已经提到过（见超越原著应当是每个译者的终极理想）。

同样，译者作为活生生的人类，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无法避免地拥有自己的感情和对事物的看法，即使在翻译过程中尽量追求公正和中立（objective和impartial），也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因此，对译者抱有中立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译者坚定宣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做到了公平中立，那可能只是想借口摆脱应负的责任（因为messenger无需为自己传递的信息的内容负责）。现代翻译学认为，我们需要将译者的立场和情感纳入研究，重视译者自身的影响，才能更好地解释翻译行为。

所以，On Translator Ethics的作者Anthony Pym就提出，更恰当的比喻是将译者比作ambassador，传播文化的大使，代表某一国（团体）的利益，替该团体发声，具备自己的感情和主观能动性，并不只是机械性地传递信息。

Fidelity和neutrality这两点，已经证明是无法做到的。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会说，即使做不到，不代表不应该去努力呀，这两点也可以是对翻译美好的期待，作为译者努力的方向。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继续用这两点来要求译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首先，如果译者追求fidelity，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增、减、转译时就要格外谨慎（这里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供大家思考：为什么根据需求删减expurgate原文，比如葛浩文删去《狼图腾》关于吃狗的讨论，往往会被批评不忠实，而在译文中增加脚注反倒很少被人指责不忠实呢？），不能灵活调和两种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最终结果更容易成为没有灵魂的拙劣模仿（当然，这时候有人会反驳说，那我不忠于字面含义，忠于整体效果总可以了吧，当然可以，类似于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不过这就已经成为所谓改写了。改写当然也可以是忠实的，关于译者到底应该忠于什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其次，如果译者要追求neutrality，就需要尽量避免掺杂自己的解读和看法（虽然这是不可能的），隐藏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这会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被看见，即所谓隐形。译者隐形带来的后果不必说了吧，之前已经无数次提到。(啊，还是忍不住再说一遍：译者隐形的结果就是，译者的劳动不被重视，价值不被认可，付出和收入不对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翻译市场被低质量译作占领，大众对翻译的印象越来越差，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简直可怕。)

同时，译者在追求中立过程中，更容易成为强势文化侵害弱势文化的帮凶。记得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你在面对不公正的行为时保持了沉默，那你就沦为了加害者的帮凶。在翻译过程中也是如此：

语言构建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是我们认识自我的工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象征之一（a defining feature of our national identity），当我们的语言被人拿走时，我们的身份的独特性就不复存在了。

后殖民理论中有一个术语，叫做他者（the other）。他者帮助我们认识自我(self)，但是当我们面对他者时，往往会有将其毁灭的倾向。在翻译过程中，当译者对于原文进行‘本地化改造’，比如使用归化的策略时，要尤其警惕这其中可能产生的对于原文和原语文化的伤害，尤其当对方属于弱势文化时。如果译者一味追求隐形和中立，对其中可能产生的文化侵害（linguistic colonialism）视而不见，就被动选择了成为加害一方的帮凶。

因此，近几十年来，随着翻译在国际社会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翻译伦理学的研究重心也开始向道义论deontology转变（领军人物比如Pym和Levinas）。Venuti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就呼吁译者要努力被看见(be visible)，使用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策略，打破传统的对于fidelity和fluency的追求，即不再追求忠实和流畅的原则，从而提醒读者他者的存在。

同时，一些较为激进的翻译研究学者（比如Mona Baker）指出，译者应当积极投身于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做出积极影响。这不仅仅局限于文本上的翻译活动，还可以在文本以外，比如，译者可以有选择地翻译一些文本（比如川普的黑料）进行传播，让更多人读到；比如翻译被压迫作家的作品，帮助他们获得更多读者，从而获得帮助；再比如，面对压迫和不公正时，译者可以选择不忠实地替霸权者翻译，揭露霸权者的阴谋，从而保护弱者，维护正义（想象一下，如果你反对Nazi，但是被迫替Nazi做翻译，审讯抓住的对象，发现对方是反对党人士，是否应当忠实地报告自己的发现；或者你替CIA翻译文件，发现米国想搞一个惊天大阴谋，是否应当披露出来）。本质上，这其实是个正义至上还是职业操守优先的问题，但有时，背叛也是一种忠实，只不过忠于的是心中的人道主义。

当代翻译研究在努力改变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而翻译伦理学赋予了翻译新的期待：翻译的作用不应当仅仅是复制，而应当推动新文化和新文明的产生；不应当仅仅架起沟通的桥梁，而应当推动构建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启发，有其他想法欢迎在评论中提出讨论。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