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Then"作者访谈翻译 （2）： Fresh Air， Sept. 15, 2020
Collect Data, Influence Votes: 'If Then' Traces The Genesis Of Data-Driven Politics
音频+文字： https://www.npr.org/transcripts/913039402
瞎翻译by: 钱楠
DAVE DAVIES：
所以在1961年，这家公司可以说是乘风破浪。他们有这么新的想法，获取客户也是左右逢源。你说说那个夏天的故事吧。这些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男人——这些社会科学家和广告人聚集在埃德・格林菲尔德的地盘，在长岛的海滩上。给我们描绘一下当时的场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Jill LEPORE：
他们决定来一次家庭团建。很多人家里子女尚且年幼，所以他们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到这个看起来非常未来主义的地方度过夏天。埃德・格林菲尔德有一栋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但隔壁是一个多面体穹顶，这个穹顶设计师是——这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多面体穹顶的早期版本。所以它看起来有点像一艘刚刚降落在那里的宇宙飞船，他们用它作为工作场所，为公司的发展提出新的计划。格林菲尔德不断给大家发备忘录，类似，你今天最棒的想法是什么？试图激起人们的——好比，我们可以做什么——一切皆可能，天空就是你们的界限。他们正好在这个圆顶里，（笑）看着外面的天空。
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子，在做你会在海滩上做的事情，就是追赶孩子，确保他们不会被晒伤，晚上在篝火中烤玉米棒子，为每个人做金枪鱼沙拉三明治，确保蹒跚学步的孩子不会闯祸。这些妻子——尤其是比尔・麦克菲的妻子，一位名叫米诺・麦克菲（Minnow McPhee）的非凡女人——写了很多关于这些——不仅仅是那个夏天，还有其他的夏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聚会。米诺・麦克菲是一位幼儿园老师——所以是一个真正对人类行为研究感兴趣的人。她专门——她研究的是儿童的早期学习。
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些男人与周遭的脱节带来了许多的痛苦。他们都是白人男性。他们是白种的，自由主义的男人，正在试图了解其他人的意愿，特别是黑人选民的意愿，是吧？所以，这是白人男子试图了解黑人，以及试图了解消费者，主体多为女性。因此，他们试图琢磨出女性如何思考。而与此同时，米诺表示，他们对待自己的妻子就像对待垃圾。他们就——就是那么可怕的——那种非常糟糕的50年代的婚姻交易。这些人中有些人婚姻还不错，但其余的人——几乎所有的人最后都离了婚，而且是那种火药味很浓的离婚。
这里面有些东西，我认为预见着傲慢的硅谷——是吧？——这些家伙——类似扎克伯格的家伙，站在我们所有人之上，试图找出，妇女和有色人种的想法，以及如何影响他们——这种讽刺就像1960年的时候，Simulmatics试图找出关于民权肯尼迪竞选应该发出何种讯息，而与此同时那间房子的街对面午餐柜台边坐满了黑人。黑人男性和女性都在街头示威。我们有必要非得建一个——需要写一个计算机程序来预测对黑人选民的民权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会是什么效果吗？我觉得这真是疯了，但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
DAVE：
到了1964年，他们——公司陷入了困境。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新客户，美国国防部，然后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越南的事务中来。政府认为Simulmatics能在越南为他们做什么？
Jill：
伊锡尔・德・索拉・普尔，负责Simulmatics公司开设的西贡办公室。他长期参与国防部的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冷战主义者，他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世界观有很多相同之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来自福特汽车公司，是一个系统分析师，他非常相信用电脑来计算数字和用电脑来进行战争。
DAVE：
他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防部长，对吗？
Jill：
是的。Simulmatics公司早期被请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评估一个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试图确定生活在一片狭窄的农村地区的越南人民的持续忠诚度。这个项目被称为“战略哈姆雷特计划"（Strategic Hamlet Program）。国防部在西贡的电脑，每天都在运行数字——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每一个可能预测在这些小村庄里发生什么的指标。
DAVE：
我觉得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些是什么。。。。。。
Jill：
是的。
DAVE：
人们从被认为是同情越共的村庄里迁出来，然后被转移到这些安全的——被称为战略小村庄（strategic hamlets）的带刺铁丝网包围着的大院。这是一个试图消除越共群众基础的相当激进的方式，把人们安置在这些地区。
Jill：
是的，所以，与这项计划有牵扯，在美国会受到很多的指责——尤其是在67年之后——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大多数Simulmatics的科学家都拒绝参与其中。他们离开了公司，拒绝去西贡。那是一个非常左翼的，自由主义的机构。但普尔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所以Simulmatics被邀请来评估战略哈姆雷特计划的成功性。这个数据库，哈姆雷特的数据集，每天都在运行数据，看看这些人的忠诚度——是否有保证？上升了吗？还是下降了——进行着某种分析。
他们还对越南农民的民意进行了大量的测量。他们会开着车出去——在军队的护送下，或者被空运到一个村子里，带着越南翻译团队——这些翻译大多是大学生——-问问题。他们会收集足够的舆论信息，足够的人口统计信息。然后你有一个——你设计一个模型，然后你做一个预测。
DAVE：
令人吃惊的是，在做这些越南农民的民意调查时，他们是在军车护送下出行的，然后还指望人们会对他们的一长串的问题给出诚实的答案。他们从这些采访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Jill：
我跟一些做调查的人交谈过，一些社会科学家。但我也和一些越南翻译进行了谈话，那些真正进行采访的人。他们——这些越南翻译说——这太荒谬了，每个人都认为你们是间谍。每个人都确信这些人只是中情局冒充的学者。问题是谁能说他们想得不对呢？反正我不打算，我不打算说服他们告诉我真相，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脆弱的。我采访的人，坐在他们旁边的人，根据他们如何回答问题，可能会出卖他们，杀死他们的孩子。根本没有——在这一系列的情景下，根本没条件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而且，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正在忍受的这场战争的日常痛苦，令人费解的无关（笑）。这整件事情简直荒唐。
我有点惊讶的是，国防部清楚地了解这是一个滑稽的事情，但仍然继续资助它。在国家档案馆里有一份又一份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文件，他们是国防部负责监督Simulmatics项目的部门。他们说这些玩意简直是疯了。这些人在做毫无意义的研究，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付钱给他们。
DAVE：
上百万上百万的给。
Jill：
是啊，他们一直说，让我们裁掉这个项目，裁掉它，裁掉它。这事毫无意义。但这些事是麦克纳马拉非常喜欢的。
DAVE：
Simulmatics在越南的工作是怎么结束的？他们是离开了，还是被解雇了？
Jill：
他们被解雇了。他们提交的每一份报告都受到质疑，每一份报告都被要求终止合同。最终，他们在1968年被解雇了。
DAVE：
有意思的是，当Simulmatics公司参与越南事务的时候，我想也是他们的工作在美国濒临崩溃的时刻。埃德・格林菲尔德试图找出重振公司的方法。你描述了有一次他实地参观了西贡工作。关于那事你有多少了解？
Jill：
是的。他飞过去了。员工们对他都不怎么信任。当时他开始酗酒——开始喝得更厉害了。他有点失控了。他的婚姻也破裂了。破坏他们公司的东西很多是他们家庭关系的不稳定，那种不能理解他们所爱之人的无能。所以格林菲尔德飞到西贡，结果只是喝得醉醺醺并且和所有人都闹翻了。之前觉得这个项目也许还可以进行下去的人也开始离开。这个时候，格林菲尔德和普尔也分道扬镳，格林菲尔德被迫退出了公司的总裁职位。
DAVE：
你多次说摧毁公司的原因是这些人无法处理好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他们所爱的人。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Jill：
我认为商业历史以公司为中心很怪异——以公司为中心地看待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公司里发生了什么。很明显，这家公司，是建立这样一种理念之上的，即所有不是白人男性的人都是神秘的，需要用电脑来解码。这种想法的荒谬性有点无法继续了，这家公司就这么自己崩溃了。6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解放嫁给这一类男性的白人女性，就是，那些放弃教育养育孩子的女性。她们被卷入了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被丈夫的所作所为弄得异常痛苦。
还有，这些男人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与越南有牵扯的人，他们的儿子都反对战争。家庭也因此发生了裂痕。格林菲尔德的儿子迈克尔强烈反对越战，不能原谅他父亲从战争中赚钱。所以他们的家庭分崩离析了。
DAVE：
那么在60年代之后，还有人知道Simulmatics这个名字吗？它就这样消失了吗？
Jill：
是的，我认为它完全消失了。我以前肯定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真正的关于它的学术研究。它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埃德・格林菲尔德自己解散了公司。该公司的大部分记录是在纽约，总部在那里。公司申请了破产。艾德，被酗酒摧毁了。几乎所有的档案都被毁掉了。这种事情——就像，有人在某个时候租用了办公室，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扔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留下任何档案文件的痕迹——又不是说他们把公司的记录给了哈佛商学院什么的。再没有公司的记录了。
1970年的时候，人们写信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询问——你还有你的打孔卡吗？你有这项研究的笔记吗？我对你的种族暴乱研究工作（Kerner work）感兴趣。他说，大部分的东西在纽约。然后这些查询就无法继续了。所以我——这个项目，我必须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把不同机构收藏的档案拼凑在一起——但因为很多科学家都是——他们是学者，他们把论文留给了他们的大学。所以，那里有相当多的东西。
DAVE：
而且你还设法见到了很多参与其中的父母的孩子。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
Jill：
2015年，《纽约客》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写对舆论状态、民意调查行业的评估。我写了一篇名为《政治与新机器》（Politics And The New Machine）的文章。在我研究的初期我就很吃惊，觉得民调已经——应该是一定会过时了，随着数据分析公司的出现，数据——现代数据——现代政治数据科学，你不再需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他们100个问题，去了解他们可能会如何投票，或者去知道他们如何认同拜登最新的演讲，特朗普最近的举动，因为你可以找出来。你可以收集他们的数据。这是政治的实际运作方式。
所以我很感兴趣。为了在那篇稿子回答，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民调正在被数据科学所取代，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把我带到了Simulmatics和1960年的选举。
DAVE：
他们所做的东西如此有争议——我是说这个主意，你可以整合数据，并预测人们会如何对一个政治理念或者新产品做出反应，在当时是非常有争议的——在现在却是如此的正常。人们正在收集，以许多方式从我们身上收集数不清的数据，谷歌和脸书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公司。Simulmatics在国内数据和数据使用的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
Jill：
我正在读苏・哈尔珀恩（Sue Halpern）在《纽约客》中的一篇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的文章，关于特朗普竞选活动中一直在使用的一个应用程序，它在提取你的联系信息方面有多有效，然后还对信息进行地理定位，以便向你发送特定的消息——不仅是对你，而且是对你的联系人名单中的每个人，并通过手机号码收集了他们每个人的信息，这是一种做选民研究的金标准——对吧？——因为你就可以——如果你知道你的手机号码，你其实什么都知道了。
读到这里，我真的很震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这个应用进入你的联系人名单，收集所有这些信息，不仅是关于你的，还有你认识的每一个人，然后以你的名义向他们发信息。我们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没有人对Simulmatics说不。
DAVE：
这其实很多是关于如何操纵选民的。当你展望未来的选举时，你有什么想法？
Jill：
当我想到Simulmatics最开始做的事情——其实是想说服民主党考虑黑人选民，对吧？黑人选民很重要，真的，这是埃德・格林菲尔德的理念。我们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向你展示这一点。我们要造一台电脑，我们要造一台类人机，可以告诉你黑人选民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民权方面更强大。
一切开始于对公民权利的崇高的投入，最后产生的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在这里我们被分割，接受到各种微妙的信息，以至于我们不再意识到什么是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利益的意识是民主之所以能发生。当我们进入投票口投票——或者当我们把选票封好放进信封时，我们并不应该按照人口统计细分预测的那样去投票，因为我们应该做的是阅读选票，思考一下怎么做是对每一个人都好。这种公共利益和公共兴趣的概念，是民主立足的基础，现如今正从我们脚下掉落。
DAVE：
对。而且我想如果我们这些报道选举的人，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政治上，就是人口统计学将如何运作，我们——那些时间其实是应该用来谈论如何做才是为这个国家好的。
Jill：
对，不要只是报道最新的全国性民调，更何况我们生活在选举团制度下（笑），这并不能真正告诉我们什么。我认为有更深层次的，好的记者一直在艰难应对的道德和伦理问题，但我想听到更多选民，想听到多得多的选民的声音。我知道像538预测网站（FiveThirtyEight）和类似那种博弈术有多刺激和有趣。现在一切都像是打棒球，或者说打棒球现在是就是运算（笑）。但是，我不喜欢看那种比赛，因为有了数字计算，他们每三棒就换一个投手，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数字。棒球就该是棒球，民主就该是民主。
DAVE：
好吧，吉尔・莱波尔，非常感谢你再次与我们交谈。
Jill：
谢谢，戴夫。非常荣幸。
DAVE：
吉尔・莱波尔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教授，也是《纽约客》的撰稿人。她的书是《如果那么：Simulmatics公司如何发明了未来》(If Then: How The Simulmatics Corporation Invented The Future)。这里是Fresh Air。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