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 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译文】不推崇贤人，就不会让人们为了争当贤人而勾心斗角。不看重稀有之物，就不会使民众想要去偷盗。看不到引起非份欲望的东西，民心就不会乱。或许明智的治理，应当淡化精神的作用，多考虑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多做一些实事。不要老是空谈志向，应当让老百姓多得到实惠，强身健体。不要让人去想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那些奸诈的人，就不敢为非作歹。这样，即使不怎么作为，天下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治理的。
【导读】树立了一个真实的雷锋，千千万万个假雷锋就遍地开花；我们无法责备毛泽东主席，他是从内心出发，对一位普通战士的朴实感情；当然，我们更不可能去责备雷锋本人，他是实实在在的道德高尚。但是，当人民听说这是国家领袖的号召，当然会踊跃响应；当组织把这一条，作为考察提拔干部的重要标准时，当官发财的人员大量存在；其中，不乏存在机会主义者。
把“道德高尚”看重为稀有之物，国家就永无安宁之日。当社会上普遍出现机会主义者时，就不仅是升官发财的投机，吹吹拍拍、派别瓜分、山头林立，指鹿为马等等；甚至各个派别之间，各个山头之间，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纠缠不清；从此就再也没有国家的大事，一切都让位这些纠缠不清的争吵中；这些都是早晚的事情，不用说，权力会越来越集中，直到政权的崩溃。基督教就是这样在西方壮大起来的。基督教之所以没有达到无限大的权力，是因为还有一个民俗政府；民俗政府的存在，是因为公元前五百多年，公布了世界第一部民法；这部民法就是十二铜板法。十二铜板法的精神深深铭刻在罗马公民的心灵之中。正是十二铜板法的精神制约着基督教的权力集中；形成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这一千年基督教的精神道德治理，与民俗政府的以法治理一直较量着。直到老子《道德经》在西方出现，与西方的“以法治理”力量结合，才推翻了教皇的统治，把上帝从天国拉到地上，成为人们心中的上帝。当然，导致权力集中的不仅仅是宗教，所有以精神道德治理的国家都是如此；中国的儒家文化，已经数次引起权力集中、走向辉煌，又数次让政权崩溃。没有道家文化处理后事，中华民族早就在地球上消失。
道家文化最主要的本质是“天道自然”。其特征就是，人人都有灵魂；而且，灵魂是强大的、完整的；人人都以私为人的道根、道本、道源。而以精神道德治理的社会，尤其是宗教社会，不管是上帝，还是神，总应当有象人的灵魂、或者说自我意识、私那样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识的依托进行信仰，我们把这种依托意识的主体称为宿主意识；不管这种被信仰的意识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也不管这种意识是由顶层设计，还是由圣人编造而成。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儒家复制周朝治国理政的经验，整理成为仁义道德条文，作为儒家文化的宿主意识；基督教的宿主意识，是经过了犹太教的传承，有古希腊的哲圣们和形而上学为其塑造的肉身，又这样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成功地造就了基督教、形成了基督教精神。人类初期时期的一些装神弄鬼的小宗教，其宿主意识并不强大，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中世纪，同时也包括这一时期的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宿主意识都是强大的。
哲学大师黑格尔说：“哲学的特点，就在于研究一般人平时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哲学是要去反思和揭示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或源头，所以总是来得太晚，“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在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旨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活动，是一种自甘寂寞的沉思的理性。黑格尔只是把哲学限定在自身的反思，而老子却是把事物当作社会形象综合起来考虑、分析。比如老子认为，复制道德就是让“道德高尚”成为难得之货，最后导致“指鹿为马”。让国家政治走上不归之路。
叔本华认为：“黑格尔是诡辩论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辩证的伟大我觉得不如老子道德经。哲学本来就无法比较，我反对把一种哲学思想看的高于一切，那是肤浅可笑的，支点在哪里，真的可以撬动地球么，伪命题。很多人把黑格尔当神一样的看待，这点我完全反对。”
文艺复兴的结论，与《道德经》的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体现在政府的作用：首先，制约权力者；其次，限制精神道德治理；最后，走向科学。限制精神道德治理的目的是，不让社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当然这也是制约权力者的权力，让绝大多数人始终具有话语权。精神道德是一种信仰，少数人可以制造，不象灵魂；灵魂是每个人自己的意愿，集中起来，灵魂是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意识不禁锢、思想不禁锢，就有希望。民主政治的国家认为，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管，国家的事情由民众来进行管理；老子《道德经》提倡的是无为而治，排除妄为。古希腊文化没有这种精神，中世纪没有这种精神，犹太文化就更没有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只有老子《道德经》中才有；由此可见，文艺复兴运动与老子《道德经》至少具有传承关系。
